楼宇烈先生
谈到中国的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这是一种做人的学问。即便我们知识再多，不懂做人的道理，也不能说是一个真正有知识的人、有文化的人。“乡贤”就是中国文化滋养出来的人，是本土本乡因德行而被本地民众所尊重的贤达之人，而“乡贤文化”就是这一地域历代圣贤积淀下来的文化形态，它影响和激励着民众的思想信仰和价值追求，从而，引领社会，造福社会，维持社会和谐。过去乡间有“乡贤”，城市里有“贤达”，二者都是所在地域人民的榜样和表率。
既仁且智，立志希贤
儒家是把圆满具足“仁”和“智”作为圣人的标志，初步做到“既仁且知”（知，通智），就是君子。那么“仁”和“智”是什么？我觉得先秦著作《荀子》的解释是比较深刻的。荀卿是战国末年的大思想家，我们常称他为“先秦文化的集大成者。”《荀子》乃荀卿所作，当然可能是后人参与编纂，但编得很有意思。《荀子》记载着这样一个故事：有一天，孔子在屋子里休息，子路进来，孔子问：“由！知者若何？仁者若何？”子路对曰：“知者使人知己，仁者使人爱己。”孔子评价说：“可谓士矣。”你可以称为读书人了。一会儿子路出，子贡进来，孔子又问：“赐！知者若何？仁者若何？”子贡对曰：“知者知人，仁者爱人。”孔子评价说：“可谓士君子矣。”你可以称为读书人中的君子，也就是说子贡在道德实践的方面高于子路。后来子贡出去，颜渊进来，孔子再问：“回！知者若何？仁者若何？”颜渊对曰：“知者自知，仁者自爱。”孔子听后非常高兴，大加赞赏说：“可谓明君子矣。”你不是一般的君子了，而是“明君子”，顾名思义，是指明白、通透的君子。
孔子像
“何谓仁？何谓智？”以上三种内涵都可以包括其中，但确确实实是有不同的境界。“人贵有自知之明”，“知人容易知己难”。老子讲“知人者智，自知者明”，只有看清自己的问题，才是真正明白通透的人。人也贵有“自爱”，所谓自爱，就有要有自尊；要自爱，就是不做不该做的事情。所以，颜渊的回答是最合乎孔子理念的根本宗旨的。
《论语》中关于“仁”的概念有很多。颜渊问“何谓仁？”孔子回答很明确，“克己复礼为仁”。“仁”就是管好自己，让自己的行为合乎礼。“礼”既是人性自然的发露和引导，又是历史积淀形成的社会公共规范，每个人都应该遵守。生活在有组织的群体中间，必须遵守群体的规范，想任何问题都不能只为自己想，还应为群体想、为社会想。社会是“人人为我”的，因此要做到“我为人人”，不能仅仅想自己，更应当考虑群体，一切言行举止应合乎群体的要求规矩。“克己复礼为仁”，这就是自爱！因此，懂得自爱、爱人，才能被人爱，这是做人的根本道理。就应该从自爱做起，才能爱人，然后才能得到别人的爱。中国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其根本点就立足于人的自觉和自爱。《论语》曰“为仁由己”，不是别人要求，而是“由己”，即自觉地、自律地“为仁”。
“何谓智？”在中国文化中，明白做人的道理是最根本的智慧。教育的目的是什么？对个人来讲，就是要人人懂得做人的道理。《礼记·学记》说：“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道”。“道”是什么？就是“为人之道”。人不学习，就不懂为人之道，不能成为君子。教育的目的，对于社会而言，就要“化民成俗”，即要引导社会构建一个良好的习俗或风气，大家沐浴这样的风气中，便知道怎样做人、怎样处事。也正因为如此，所以“建国君民，教学为先”（《礼记》），通过国家教育，让人明白做人的道理，让整个社会构建好的习俗和风气。教育离开了这个根本的目的，那无非只是学了些静止的知识而已，而不能够成就人之为人应该具备的“人格”（“人的品格”）。
汉武帝时，淮南王的门客们集辑了《淮南子》一书，其中也说到“智”与“仁”：“遍知万物而不知人道，不可谓智”，提出了知晓人道是最根本的智慧；接着讲“遍爱群生而不爱人类，不可谓仁”，仁的根本在爱人类。两千多年前老祖宗所说何尝不切合今天的现状？现代人很多也沦落到这样的状态：爱小狗小猫爱得不得了，对于人类却爱不起来，甚至为了小狗小猫不惜伤害人类。
扫叶山房本《淮南子》
总之，我们做人，我们的教育、学习，究竟是为了什么？就是要“既仁且智”。中国文化的重点，在于人类要认识自己的特定身份。特别是儒家的文化，首先强调做人要跟动物区别开来。这是最基本的，不要像禽兽一样，更不能连禽兽都不如。但人和动物有多少差异呢？孟子讲“几希”，就只是一点点区别。荀子更明确把我们天地之间的万物分成四大类：第一类，是水火，“水火有气而无生”，只是生命元素却没生命气象；第二类，是草木，“草木有生而无知”，草木有生命，但没有知，知是知觉，情感；第三类是禽兽，“禽兽有知而无义”，有知觉没有仁义；第四类，是人类，四者皆有，“人有气,有生,有知,亦且有义,故最为天下贵也。”人之贵，就贵在他有“义”。所以禽兽是有情而无义，人是有情而有义的。什么叫义？孟子讲，“仁者，人心也；义者，人路也”。义就是人应该走的路，路需要辨别清楚，也就是要知道应该走什么路、不该走什么路、什么时候走、什么时候不该走。“义”为尽其份内之所当然；“利”言求其私欲之所欲得。义利之辨即公私之辨，人需“见利思义”。董仲舒说过，“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做人，要辨别心术之正邪，见到“利”的时候，要考虑“利”该不该得，是正当还是不正当的“利”。我们不能够见利忘义，而应该见利思义，或者甚至于要以义为利，这才是为人之道，也正是人跟动物的区别所在。
董仲舒像
在今天，我们不仅要跟动物区分开来，受过良好教育的读书人，更应该有志向让自己担负起社会的榜样作用、表率作用、引导作用，立志成圣成贤。作为士，一个读书人，应当有这样的理想和目标。一个社会的精英，有责任做社会的引领者，成为一个贤人、甚至圣人。
什么叫贤人？过去我们笼统地讲“圣贤”，圣人是“与天地合其德”的“大人”，是通透的，洞彻了天道、地道、人道。而圣人是极少数的，或许难以企及，而我们成贤却是力所能及的，这就要高尚其志，在“仁”和“智”上面下功夫。
乡贤的四个标准
贤人应该具备怎样的品德呢？《荀子》记载，鲁哀公问孔子：“人，大约可以分为几种状态？”孔子回答说：“人有五仪”，分别是：第一类是庸人，庸常的普通人；第二类是士，是受过教育的读书人，比普通人受更多的教育，比如子路；第三类是君子，历史上，君子最开始更多指身份地位的差异，后来更着重于品德的差异，君子与小人相对举，君子品德高尚，是能践行道德的人；第四类是贤人，有明确的要求；第五类是大圣。进而，鲁哀公又问贤人的标准，孔子总结为四个方面。前二者是从德行方面而言，后两条是德行结合了实际利益来讲的。
第一条“所谓贤人者，行中规绳”。贤人的行为是中规中矩的，以至成为人们学习效仿的标准。但这不是做作出来的，而是自然而然的，所以说“行中规绳”“而不伤于本”，不违背本性，是本性的流露。
第二条是“言足法于天下而不伤于身”，言论可以为大家所学习和效法，但也不是做作的、故意的，故“不伤于身”。言行中规中矩足以为天下人效仿，这要求贤人做得要恰如其分，“不苟且为之”，《荀子·不苟》中提到“行不贵苟难,说不贵苟察，名不贵苟传，唯其当之为贵。”对于自己的言行作为，不以不正当的难能为可贵；对于自己的学说，不以不正当的明察为宝贵；对于自己的名声，不以不正当的流传为珍贵。只有行为、学说、名声恰如其分才是最重要的。
荀子像
最后两条，是过去乡贤们经常做的，是对自己的要求。“富有天下而无怨财”，财富很多，而不令人产生怨恨，财产来源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正正当当，是合理合法所得。第四条“布施天下而不病贫”，把所有财产拿出来奉献社会，但不会鄙视贫穷。古代乡贤就是这样做的，他们做了诸如办学、开仓、修桥、补路等公益事业，可谓是贤人。孔子对此有非常明确的四个标准，今天打造乡贤文化，大家应该明白入手的这些方向。
过去很多地方事务都是靠乡贤们维持的，在传统社会里“王权不下县”，县里基本是社会自治。县衙门里没几个人，乡贤们在维持地方自治和社会和谐方面，起着关键的作用。所以如果地方能够培养一批乡贤，对于维持地方和谐是很有现实意义的。
“贤达”之“达”的两重深意
在城镇里，贤人过去更多被称为“贤达”。达是达人，不是今天年轻人的网络用语“达人”；“贤达”就是“闻达”，声名远播，在社会上人人皆知。贤，要做到以上四条；而达人的“达”呢？《中庸》里有“达道”“达德”的说法。
所谓“达道”？《中庸》言：“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和”是天下之“达道”。“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中庸”是中国文化实践的原则，我们做任何事情都有要以“中”为标准，无过无不及，才能达到“和”。什么是“和”？“和”不是孤立的、单向的，而至少是两个不同的方面协调之后的结果。做到达人不能只顾一面，要思考怎么才能做到让社会、让人际关系达到“和”的状态。
何谓“达德”？中庸曰：“好学近乎智，力行近乎仁，知耻近乎勇。智仁勇，天下之达德。”《中庸》的知仁勇和人们习惯理解的智仁勇还不太一样，值得我们细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