端午节又快到了。每年这个时节，屈原和《楚辞》的问题一定也会被翻出来谈。屈原真有其人吗？端午节是为了驱除瘟疫还是追悼屈原？
我小学五年级时，去同学家玩。其父方著一书，力驳胡适，因为胡适居然怀疑屈原，很令他愤慨。我附和其说，加码痛骂胡适。他大感知己，特送了一册请我“指正”。
其实胡适这次有点冤，他并没什么大错，《楚辞》解释本来就很分歧。
在大结构、大方向上。对于屈原。汉代以"士不遇""哀时命"为主，拿他作为标签人物，浇自己之块垒。宋代以后，才朝忠爱方面说屈原，作为杜甫的先声。
《楚辞》内容的研究。古代离析篇章、区分正伪，要判断哪些是屈原的手笔，哪些是宋玉、景差诸门人，甚或秦博士、汉士大夫所为。民国以后则主要考察哪些是民歌巫谣“误收入《楚辞》”，或被屈原改写。
作者及创作意识方面，古代尽量往屈原身上靠。民国以后则尽量往民族学人类学神话学上靠，故颇有人直接怀疑是否真有屈原其人，认为各篇意旨未必与屈原有关。
这些不同的认定，每一点都会使得对《楚辞》具体的每一篇每一句解释大异其趣。
一、各种解释，谁是谁非？
经典文本，在流传过程中，各朝代人各有各的读法、各有各的理解，诠释互异，杂然并存。既有流变，也有是非。流变须搞清楚，称为“历史性的还原”。至於其是非，如何论定之，则又是更高一层次的哲学问题。
为什么？一，各种解释之是非，以什么为标准来判别？
以“原本”吗？不，就是因为原本不可知、不能确定，所以才会形成争议。像苏雪林和我老师台静农说正简，意思即是现存版本（所谓原本）便错了，因此要整理出一个新的版本来。可是这新版本却并不是新造的，而是复原了的真正原本。你说这在逻辑上不显得怪吗？可是整个清朝的“朴学”校勘考证，所谓“焕然一新，尽复旧观”，不正是如此？
而若原本不可做为判断是非之标准，那又能用什么呢？
再说，原本最多只能确定文字方面的问题。倘或涉及义理（对不对）、美感（好不好），可又怎么论断？
如《天问》讲后羿射日：“羿焉彃日，乌焉解羽”。朱子虽然引了《淮南子》等古书来证明这件事，但他本人却不信这样的神话，曰：“尤怪妄，不足辩”。
王船山则朝理性化解释说：十日并出，非真有十个太阳同时出来，而是当时“僭为帝者不一”，羿灭其九。把太阳视为君王的喻指，称为“喻言”。
清徐文靖《管城硕记》更进一步理性化，说天不可能有十日，一，某书上说女娲补天，已射十日。怎么尧时还有十日可射？
二，若已射掉，仅剩一日了，怎么又有某书说夏帝廑时十日并出、帝癸时三日并出？
三，后代文献中也有同时出现十日五日三日的现象。可见不是真的有几个太阳，只是如王充说“殆更自有他物，光质如日之状”罢了。
四，十日，还有一种可能，是如《山海经》讲：“帝后之妻生十日”，十日只是人名。
五，日中有三足乌，后羿射之，羽毛都掉下来了，也不可信。张衡《灵宪》说“日者，阳精之宗。积而成乌象，乌而有三趾”，可见此乌非真乌，只是“在天成象”的一种象，不能实看。
这就可看出：由宋迄清，理性化是越来越强的。朱子还会介绍一点古代传说，虽然他自己不信；后来就要再将之合理化地诠释之。
又如九歌，传说是禹的儿子启到天上去取得了九辩九歌这些乐曲，犹如普罗米修斯去天上盗了火一般。可是朱子不以为然，将棘看成是梦的错字，又说商字当作天。所以是梦中到了天庭，不是真能上天。
船山就更理性化了，说；“旧注强为附会，语多怪诞，今不从”。
徐文靖则把宾解释为贡、把棘解为急，说夏启努力把商纳入朝贡体系，故商获得了舜时留下来的九辩九歌。这就更是一番合理化的说辞了。
并非《楚辞》才如此，什么都是这样的。
例如《诗经》，台湾李辰冬先生就主张《诗》三百篇全是尹吉甫一个人作的。当年《古史辨》里面的各种“古书真伪及其年代”的争辩，老子、孙子、庄子、荀子、墨子、文子等的相关争议，无不纷纭。以致张心澂的《伪书通考》，读来仿佛入山寻宝图、福尔摩斯侦探小说。
不只上古文献才这样，后世李杜诗篇之作者所有权和内容诠释史同样有这些问题。《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红楼梦》等小说也是聚讼。
再则是观念及事物。同样是侠，古视为盗，不轨于正义，后世则视为正义之化身。孝，上古主要指奉祀亡者，如孔子说大禹卑宫室而“致孝乎鬼神”；后乃渐重生养，又或重在立身行道、扬名显亲。其认识与意涵是随时代改变的。
二、辨章学术、考镜源流
我注意到这些经典的诠释问题，当然获益于清代及民国之考证辨伪学，但我与他们并不相同。
因为我无“原本”之观念，他们努力想确定原本、原貌、原作者，我则以为此种努力甚为渺茫。不仅因历史知识之不完整、不确定，而使原貌原样不可知。即令可知，也还有个诠释的问题呢！
何况，诸家考证，对于原本，各位已经看到我的举例说明了，乃是方法性的使用工具。所谓原本，事实上即是我诠释出来的新结果。历史上，对该书该人物之研究与推进。也即是这不同诠释的显现。
因此，诠释史是学术史、思想史、流变史之内核。许多时候，不是新事物新观念引发了思潮与社会的变动。新事物新观念可没那么多，大多仍是老东西的新诠释新眼光，而新事物新观念就由此生长出来了。因为视野与角度的调整，正是催生新观念、创造新事物的关键。
我大一做过《庄子注》，大抵摸清了历代解庄的路数，区分出以道、以佛、以儒、以文四条路线以及各朝代之偏向。接着硕士写《孔颖达周易正义研究》，讨论唐初对《周易》的诠释。这种诠释不同于魏晋有玄理气味之王弼注，也反对南朝以佛解易之风气。
做这些研究时，主要是用目录学的方法，先辑比文献，再去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分别部居，釐为几类几派。
此法本之章学诚而可上溯于刘歆班固，旁受孙德谦等人之影响，故与一般文献目录学家不同。具体操作时，则须细勘文本。在方法意识的导引下，分析各时期各主要论述之诠释内容。
诗人部分，我主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