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宇烈先生
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北京大学哲学系东方哲学教研室主任，北京大学宗教研究院名誉院长，北京大学学术委员会委员，中国哲学博士生导师，江南书院永远荣誉院长。
感谢江南书院这么一个环境优美、富有公益情怀的场所，让我能与大家进行交流，看到这样的那么多年轻人来关心传统文化，内心非常激动，让我感觉到我们中华文化有了强大的自信心，能够传承和发扬下去。杨老师定下的命题——“乡贤文化”，其实，谈到中国的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是一种做人的学问，我们知识再多，不懂做人的道理，不能说是一个有知识的人、有文化的人。
被爱·爱人·自爱儒家是把具有“仁”和“智”作为圣人的标志，“既仁且知”就是君子。那么“仁”和“智”是什么？其中的解释很多，但是我觉得有一个对“仁”的解释是最深刻的，在我们先秦著作《荀子》，乃荀卿所作，荀卿是战国末年的大思想家，我们常称他为“先秦文化的集大成者。”其中记载着这样一个故事，当然可能是后人编的，但编得很有意思。就说有一天，孔子在屋子里休息，子路进来，孔子问了两个问题：“何谓仁？何谓智？”子路回答说：“仁者被人爱，智者被人知”。就是说仁者会受到别人的爱戴，智者让人所认识。孔子评价说：“可谓士矣。”你可以称为读书人了。后来子路出，子贡进，孔子又问“何谓仁？何谓智？”子贡回答说：“仁者爱人，智者知人”。仁者爱人，智者知道、认识和尊重他人。孔子说：“可谓士君子矣”，你可以称为读书人中的君子，也就是说子贡在道德实践的方面高于子路。一会儿子贡出去了，颜渊进来，孔子还问这个问题：“何谓仁？何谓智？”颜渊回答曰：“仁者自爱，智者自知”，孔子听后非常高兴，大加赞赏，说：“可谓明君子矣。”不是一般的君子了，而是“明君子”，顾名思义，指明白、通透的君子。
那么，在三个回答中：被人爱、爱人、自爱自知。其实这三种意思都包括其中，但确确实实是有不同的境界。“人贵有自知之明”，“知人容易知己难”。老子讲“知人者智，自知者明，”。只有看清自己的问题，才是真正明白通透的人。所以孔子讲：“人贵有自知之明”。人也“贵有自爱”啊，所谓自爱，就有要有自尊啊。要自爱，就是不能做不该做的事情。所以关于仁和智有三个不同的层次，三个回答中，颜渊的回答是合乎孔子理念的根本宗旨的。《论语》中“仁”，“爱人”的概念有很多。我想这就是他回答颜渊问题最为明确。
克己复礼为仁颜渊问“什么叫仁”，孔子回答说：“克己复礼为仁”。管好自己，让自己的行为合乎礼。“礼”是社会公共规范，每个人都应该遵守。生活在有组织的群体中间，必须遵守群体的规范，想任何问题都不能只为自己想，还应为群体想、社会想。社会是“人人为我”的，因此要做到“我为人人”，不能仅仅想自己，更应当考虑群体，一切言行举止应合乎群体的要求规矩。“克己复礼为仁”，这就是自爱！
因此，懂得自爱、爱人、才能被人爱，这是做人的根本道理。就应该从自爱做起，才能爱人，然后才能得到别人的爱。那么中国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其根本点立足于人的自觉和自爱。《论语》：“为人由己”，不是别人要求，是自己的，自律的才能做到。
教学为先·成圣成贤在中国文化中，明白做人的道理是最根本的，教育的目的是什么？《礼记·学记》说得非常清楚。对个人来讲，就是要人人懂得道理。曰：“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道”。“道”是什么？“为人之道”，一块精致的玉，不经过雕琢，就不能成为美丽的器件，人不学习，就不能成为君子。对于社会而言，要“化民成俗”，要引导社会构建一个良好的习俗或风气，大家沐浴这样的风气中，就知道怎样做人、怎样处事。
也正因为如此，所以“建国君民，教学为先”（《礼记》），通过国家教育，让人明白做人道理，让整个社会构建好的习俗和风气，教育离开了这样根本的目的，那无非只是学了些静止的知识而已，那不能够叫做圣人应该具备的“人的品格”。
人道·仁义两千多年前，汉武帝时期有本著作，叫《淮南子》，淮南王的门客们集辑的一本书。这本书里有这么一句话，大家听听看，跟我们今天的现状是否有相似的地方，是不是值得今天的人反思：“遍知万物而不知人道，不可为知”，知晓人道是最根本的，接着讲“遍爱群生而不爱人类，不可为人”。大家看看切合不切合今天的现状？读到这两句话常常让我非常感慨：两千多年前的祖宗就能看到我们今天会沦落到这样的状态，我们现在小狗小猫爱得不得了，至于人怎么样就可以不管了，为了小狗小猫打伤人，甚至杀死人都有！
所以我们做人，我们的教育、学习，究竟是为了什么？所以，中国文化的重点，在于人类要认识自己的身份，特别是儒家的文化，首先强调，做人要跟动物区别开来，就是最基本的，不要像禽兽一样，更不能连禽兽都不如，但人和动物有多少差异呢？孟子讲“几希也”，就只是一点点区别。
那一点点在什么地方？荀子给我们点出来了，荀子把我们天地之间的万物分成四大类：第一类，是水火，水火有气而无生，一过气就没生命气象；第二类，是草木，草木是有气有知而无声，尤其有利而无声，但没有知，知是知觉，情感；第三类禽兽，是有气有声而无意，仁义的一。第四类，人类是私有，固最为天下贵也。人之贵，就贵在他的“义。所以禽兽是有情而无义，人是有情而有义的。什么叫义？《孟子》讲，“仁者，人心也；义者，人路也”。义就是人走的路，路需要辨别清楚，也就是知道应该走什么路、不该走什么路、什么时候走、什么时候不改走。
做人，碰到利的时候，要考虑“利”该不该得，是正当还是不正当的“利”。我们不能够见利忘义，而应该见利思义，或者甚至于要以义为利。这才是人啊。人跟动物的区别，就在于人能分清楚：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什么是重的、什么轻的、什么是急的、什么是缓的、做事分轻重缓急。当国家面临危机，我们可能就要应舍身取义。义字当头，这才是人，丢弃了义，就不是人了。所以古人对人跟禽兽的区别，就只有这么一点，这一点就是义。
那么在今天，我们不仅要跟动物区分开来，特别是我们有条件，受到好的教育的读书人，应该更有志向，不要只做一般的普通人，而应更进一步，想到自己能不能够起社会的榜样作用、表率作用、引导作用。因此要成圣成贤。作为士，一个读书人，应当有这样的理想和目标，因为一个社会的精英，有责任做一个社会的引领者，起一个导向作用，成一个贤人圣人。
什么叫贤人？过去我们笼统地讲“圣贤圣贤”，圣人是“大”圣人，是通脱的，明白了天道、地道、人道。圣人是极少数的，而我们一般的人成贤却是可以的。
乡贤·四标准过去乡间有“乡贤”，乡贤是地方的榜样和表率。城市里有“贤达”，二者都是社会的模范榜样。
贤人应该具备怎样的品德呢？《荀子》有记载说：鲁哀公问孔子：“人，大约可以分为几种状态”。“人，仪”。第一类就是庸人；庸就是庸常的意思、普通人。第二类为士；是受过教育的读书人，比普通人受更多的教育，比如子路；第三类是君子，君子是历史上开始具有身份地位的差异，后来更着重于品德的差异，君子与小人相对举，君子品德高尚，是能践行道德的人；第四类是贤人，有明确的要求。第五类是大圣。
贤人的标准，孔子总结了是四个方面。前二者是从德行方面而言，后来两条德行结合了实际利益来讲。
第一条“所谓贤人者，行中规绳”，河南方言里，念“中”。贤人的行为是中规中矩的，达到一种人们可以学习的标准。但这不是做作出来的，是自然而然的，所以说“行中规绳”“而不伤于本”不违背本性，是本性的流露。
第二条是“言”，“言作于人而不伤于身”，言论可以为大家所学习和效法，但也不是做作故意的，故不伤于身。要求我们做得要恰如其分，言行中规中矩可以为大家效仿。“不苟且为之”，《荀子·不苟》中提到，“行不贵苟难，说不贵苟察”，听着很有道理，可不是那样。第三句“名不贵苟传，唯其当之为贵”，所以做到恰如其分才是最重要的。
（君子行不贵苟难，说不贵苟察，名不贵苟传，唯其当之为贵。《荀子·不苟》）
公曰:“何谓贤人?”孔子曰：“所谓贤人者，德不逾闲，行中规绳。言足以法于天下而不伤于身，道足以化于百姓而不伤于本，富则天下无宛财，施则天下不病贫。此则贤者也”——《孔子家语·五仪》
最后两条，是过去乡贤们经常做的。是对自己的要求。“富有天下而不怨财”，财富很多，但让人产生怨恨，是合理合法的作为。财产要来源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正正当当。
第四：“布施天下而不避贫”，把所有财产拿出来奉献社会，但不会觉得贫穷。古代乡贤就是这样做的，办学、开仓、修桥、补路，这样的公益事业，这就是贤人，孔子对此有非常明确的四个标准，今天打造乡贤文化，大家应该明白入手的这些方向。
“富有天下而不怨财，布施天下而不避贫”《荀子·哀公篇》
过去很多地方事务，都是乡贤们维持的，在传统社会里“王权不下县”，县里基本是社会自治。县衙门里没几个人，这就是乡贤们在维持地方自治和谐起着关键的作用。所以如果地方培养一批乡贤，对于维持地方和谐是很有现实意义的。
贤达·三达德过去在城镇里更多称为“贤达”。我曾经所在的一个书院，它的目标就是培养社会贤达。达是达人，不是今天年轻人网络上的达人啊。“贤达”就是“闻达”，大家都知道，名声在社会上人人皆知。贤，在要做到以上四条；而达人的“达”？大家念过《中庸》吧，《中庸》里有“达道”，“达德”的说法。什么是天下之达道，达德，《中庸》中有两处，一开始就讲到：“中也者，天下只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大道也”。后面讲到“五常”。还有“智仁勇”三达德。
要做到“和”“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中庸”是中国文化实践的原则，我们做任何事情都有要以“中”为为标准，无过无不及，才能达到“和”，不是孤立的、单向的。什么是“和”？“和”至少是两个不同的方面协调之后的结果。做到达人不能只顾一面，要思考怎么才能做到让社会，让人际关系达到“和”的状态。
好学近乎知：
《中庸》的知仁勇和一般的智仁勇还不太一样。是值得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