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宇烈先生
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北京大学哲学系东方哲学教研室主任,北京大学宗教研究院名誉院长,北京大学学术委员会委员,中国哲学博士生导师,江南书院永远荣誉院长。
感谢江南书院这么一个环境优美、富有公益情怀的场所,让我能与大家进行交流,看到这样的那么多年轻人来关心传统文化,内心非常激动,让我感觉到我们中华文化有了强大的自信心,能够传承和发扬下去。杨老师定下的命题——“乡贤文化”,其实,谈到中国的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是一种做人的学问,我们知识再多,不懂做人的道理,不能说是一个有知识的人、有文化的人。
被爱·爱人·自爱
儒家是把具有“仁”和“智”作为圣人的标志,“既仁且知”就是君子。那么“仁”和“智”是什么?其中的解释很多,但是我觉得有一个对“仁”的解释是最深刻的,在我们先秦著作《荀子》,乃荀卿所作,荀卿是战国末年的大思想家,我们常称他为“先秦文化的集大成者。”其中记载着这样一个故事,当然可能是后人编的,但编得很有意思。就说有一天,孔子在屋子里休息,子路进来,孔子问了两个问题:“何谓仁?何谓智?”子路回答说:“仁者被人爱,智者被人知”。就是说仁者会受到别人的爱戴,智者让人所认识。孔子评价说:“可谓士矣。”你可以称为读书人了。后来子路出,子贡进,孔子又问“何谓仁?何谓智?”子贡回答说:“仁者爱人,智者知人”。仁者爱人,智者知道、认识和尊重他人。孔子说:“可谓士君子矣”,你可以称为读书人中的君子,也就是说子贡在道德实践的方面高于子路。一会儿子贡出去了,颜渊进来,孔子还问这个问题:“何谓仁?何谓智?”颜渊回答曰:“仁者自爱,智者自知”,孔子听后非常高兴,大加赞赏,说:“可谓明君子矣。”不是一般的君子了,而是“明君子”,顾名思义,指明白、通透的君子。
那么,在三个回答中:被人爱、爱人、自爱自知。其实这三种意思都包括其中,但确确实实是有不同的境界。“人贵有自知之明”,“知人容易知己难”。老子讲“知人者智,自知者明,”。只有看清自己的问题,才是真正明白通透的人。所以孔子讲:“人贵有自知之明”。人也“贵有自爱”啊,所谓自爱,就有要有自尊啊。要自爱,就是不能做不该做的事情。所以关于仁和智有三个不同的层次,三个回答中,颜渊的回答是合乎孔子理念的根本宗旨的。《论语》中“仁”,“爱人”的概念有很多。我想这就是他回答颜渊问题最为明确。
克己复礼为仁
颜渊问“什么叫仁”,孔子回答说:“克己复礼为仁”。管好自己,让自己的行为合乎礼。“礼”是社会公共规范,每个人都应该遵守。生活在有组织的群体中间,必须遵守群体的规范,想任何问题都不能只为自己想,还应为群体想、社会想。社会是“人人为我”的,因此要做到“我为人人”,不能仅仅想自己,更应当考虑群体,一切言行举止应合乎群体的要求规矩。“克己复礼为仁”,这就是自爱!
因此,懂得自爱、爱人、才能被人爱,这是做人的根本道理。就应该从自爱做起,才能爱人,然后才能得到别人的爱。那么中国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其根本点立足于人的自觉和自爱。《论语》:“为人由己”,不是别人要求,是自己的,自律的才能做到。
教学为先·成圣成贤
在中国文化中,明白做人的道理是最根本的,教育的目的是什么?《礼记·学记》说得非常清楚。对个人来讲,就是要人人懂得道理。曰:“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道”。“道”是什么?“为人之道”,一块精致的玉,不经过雕琢,就不能成为美丽的器件,人不学习,就不能成为君子。对于社会而言,要“化民成俗”,要引导社会构建一个良好的习俗或风气,大家沐浴这样的风气中,就知道怎样做人、怎样处事。
也正因为如此,所以“建国君民,教学为先”(《礼记》),通过国家教育,让人明白做人道理,让整个社会构建好的习俗和风气,教育离开了这样根本的目的,那无非只是学了些静止的知识而已,那不能够叫做圣人应该具备的“人的品格”。
人道·仁义
两千多年前,汉武帝时期有本著作,叫《淮南子》,淮南王的门客们集辑的一本书。这本书里有这么一句话,大家听听看,跟我们今天的现状是否有相似的地方,是不是值得今天的人反思:“遍知万物而不知人道,不可为知”,知晓人道是最根本的,接着讲“遍爱群生而不爱人类,不可为人”。大家看看切合不切合今天的现状?读到这两句话常常让我非常感慨:两千多年前的祖宗就能看到我们今天会沦落到这样的状态,我们现在小狗小猫爱得不得了,至于人怎么样就可以不管了,为了小狗小猫打伤人,甚至杀死人都有!
所以我们做人,我们的教育、学习,究竟是为了什么?所以,中国文化的重点,在于人类要认识自己的身份,特别是儒家的文化,首先强调,做人要跟动物区别开来,就是最基本的,不要像禽兽一样,更不能连禽兽都不如,但人和动物有多少差异呢?孟子讲“几希也”,就只是一点点区别。
那一点点在什么地方?荀子给我们点出来了,荀子把我们天地之间的万物分成四大类:第一类,是水火,水火有气而无生,一过气就没生命气象;第二类,是草木,草木是有气有知而无声,尤其有利而无声,但没有知,知是知觉,情感;第三类禽兽,是有气有声而无意,仁义的一。第四类,人类是私有,固最为天下贵也。人之贵,就贵在他的“义。所以禽兽是有情而无义,人是有情而有义的。什么叫义?《孟子》讲,“仁者,人心也;义者,人路也”。义就是人走的路,路需要辨别清楚,也就是知道应该走什么路、不该走什么路、什么时候走、什么时候不改走。
做人,碰到利的时候,要考虑“利”该不该得,是正当还是不正当的“利”。我们不能够见利忘义,而应该见利思义,或者甚至于要以义为利。这才是人啊。人跟动物的区别,就在于人能分清楚: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什么是重的、什么轻的、什么是急的、什么是缓的、做事分轻重缓急。当国家面临危机,我们可能就要应舍身取义。义字当头,这才是人,丢弃了义,就不是人了。所以古人对人跟禽兽的区别,就只有这么一点,这一点就是义。
那么在今天,我们不仅要跟动物区分开来,特别是我们有条件,受到好的教育的读书人,应该更有志向,不要只做一般的普通人,而应更进一步,想到自己能不能够起社会的榜样作用、表率作用、引导作用。因此要成圣成贤。作为士,一个读书人,应当有这样的理想和目标,因为一个社会的精英,有责任做一个社会的引领者,起一个导向作用,成一个贤人圣人。
什么叫贤人?过去我们笼统地讲“圣贤圣贤”,圣人是“大”圣人,是通脱的,明白了天道、地道、人道。圣人是极少数的,而我们一般的人成贤却是可以的。
乡贤·四标准
过去乡间有“乡贤”,乡贤是地方的榜样和表率。城市里有“贤达”,二者都是社会的模范榜样。
贤人应该具备怎样的品德呢?《荀子》有记载说:鲁哀公问孔子:“人,大约可以分为几种状态”。“人,仪”。第一类就是庸人;庸就是庸常的意思、普通人。第二类为士;是受过教育的读书人,比普通人受更多的教育,比如子路;第三类是君子,君子是历史上开始具有身份地位的差异,后来更着重于品德的差异,君子与小人相对举,君子品德高尚,是能践行道德的人;第四类是贤人,有明确的要求。第五类是大圣。
贤人的标准,孔子总结了是四个方面。前二者是从德行方面而言,后来两条德行结合了实际利益来讲。
第一条“所谓贤人者,行中规绳”,河南方言里,念“中”。贤人的行为是中规中矩的,达到一种人们可以学习的标准。但这不是做作出来的,是自然而然的,所以说“行中规绳”“而不伤于本”不违背本性,是本性的流露。
第二条是“言”,“言作于人而不伤于身”,言论可以为大家所学习和效法,但也不是做作故意的,故不伤于身。要求我们做得要恰如其分,言行中规中矩可以为大家效仿。“不苟且为之”,《荀子·不苟》中提到,“行不贵苟难,说不贵苟察”,听着很有道理,可不是那样。第三句“名不贵苟传,唯其当之为贵”,所以做到恰如其分才是最重要的。
(君子行不贵苟难,说不贵苟察,名不贵苟传,唯其当之为贵。《荀子·不苟》)
公曰:“何谓贤人?”孔子曰:“所谓贤人者,德不逾闲,行中规绳。言足以法于天下而不伤于身,道足以化于百姓而不伤于本,富则天下无宛财,施则天下不病贫。此则贤者也”——《孔子家语·五仪》
最后两条,是过去乡贤们经常做的。是对自己的要求。“富有天下而不怨财”,财富很多,但让人产生怨恨,是合理合法的作为。财产要来源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正正当当。
第四:“布施天下而不避贫”,把所有财产拿出来奉献社会,但不会觉得贫穷。古代乡贤就是这样做的,办学、开仓、修桥、补路,这样的公益事业,这就是贤人,孔子对此有非常明确的四个标准,今天打造乡贤文化,大家应该明白入手的这些方向。
“富有天下而不怨财,布施天下而不避贫”《荀子·哀公篇》
过去很多地方事务,都是乡贤们维持的,在传统社会里“王权不下县”,县里基本是社会自治。县衙门里没几个人,这就是乡贤们在维持地方自治和谐起着关键的作用。所以如果地方培养一批乡贤,对于维持地方和谐是很有现实意义的。
贤达·三达德
过去在城镇里更多称为“贤达”。我曾经所在的一个书院,它的目标就是培养社会贤达。达是达人,不是今天年轻人网络上的达人啊。“贤达”就是“闻达”,大家都知道,名声在社会上人人皆知。贤,在要做到以上四条;而达人的“达”?大家念过《中庸》吧,《中庸》里有“达道”,“达德”的说法。什么是天下之达道,达德,《中庸》中有两处,一开始就讲到:“中也者,天下只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大道也”。后面讲到“五常”。还有“智仁勇”三达德。
要做到“和”“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中庸”是中国文化实践的原则,我们做任何事情都有要以“中”为为标准,无过无不及,才能达到“和”,不是孤立的、单向的。什么是“和”?“和”至少是两个不同的方面协调之后的结果。做到达人不能只顾一面,要思考怎么才能做到让社会,让人际关系达到“和”的状态。
好学近乎知:
《中庸》的知仁勇和一般的智仁勇还不太一样。是值得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