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史观澜
孟子说：“观水有术，必观其澜。”观史亦然，须从波澜壮阔处着眼。浩浩长江，波涛万里，须能把握住它的几个大转折处，就能把长江说个大概；读史也须能把握历史的变化处，才能把历史发展说个大概。做学问犹如江河行舟，会当行其经流，乘风破浪，自当一泻千里。若苟沿边逡巡，不特稽迟难进，甚或可能误入洄水沱而难于自拔。故做学问要敢抓、能抓大问题、中心问题，不要去搞那些枝枝节节无关大体的东西，谨防误入洄水沱。初看书不必过细，要注意大处。做学问既要深入细致，又要目光四射。读书粗疏不行，但被小材料所羁绊也不行。系统与细节
学问贵成体系。但学力不足、才力不够是达不到的。体系有如几何学上点、线、面、体的“体”。清世学者四分之三以上都是饾饤之学，只能是点。其在某些分支上前后贯通自成系统者，如段玉裁之于文字学，可以算是线，还不能成面。如欧阳竟无先生之于佛学、廖季平先生之于经学，自成系统，纲目了然，但也只限于一面。能在整个学术各个方面都卓然有所建树而构成一个整体者，则数百年来盖未之见。做真学问者必须有此气魄。有些著作，看似零散、无系统，其实是自有系统的。如顾炎武之《日知录》，赵瓯北之《廿二史劄记》，就可说是自成体系的通史，只不过没有把人所共知的史实填充进去而已。然清人札记之能与二书相比者盖鲜。顾栋高《春秋大事表》是一部好书，我写《周秦少数民族研究》，基础就是这部书，很多现象它都看出来了，材料也提出来了，就是没能把问题点透，缺乏系统。我只在这基础上前进了些，增添了些后起之说。唐人学术气度宏大，偶失之粗疏，而宋人学术深细。宋人读唐书，见其粗疏多失，起而纠之，自然趋于深细，如《元和郡县志》即多失，宋地理书则多所是正。教书，即使是教中学，也对做学问大有好处，我就教过八年中学。平时读书中遇到细小问题，常常不予注意，疏忽过去，而教书就不行了，教中学就更不行了。细小问题也必须要注意、要搞清楚。自己搞不清楚，如何能把学生教清楚？这样就养成读书要细致的习惯，莫嫌其细小，常常也会给我们提出一些重要问题。编通史、教通史都应该注意“全面”和“系统”的问题，但具体着手又是分块的，断代的，在断代中如何贯全面系统确实并不容易。如民族部分，把各时代地图摊开来看，空白点总不能太多，应尽量考虑填补。当然每个时代有个重点，但其余地区也不能空着。魏晋南北朝时，十六国各族当然是重点，西域和西南也不应忽略。来代，辽、金、夏是重点，但对吐蕃统治崩溃后的西藏地区也不能不提。宋王朝直接统治未能达到的滇、黔及川南地区，但也不能不管。在经济、文化、制度各个方面，应分别若干项目，每个项目都应理清它存在的整个历史时期（在几百年、千多年或二千年）中的发展变化。没有变化的时期可不必特别写，而在发生显著变化的时期，就要特别写。重要的项目都写了，就可说是全面了；在它发生变化的时期都交待清楚了，就可说是系统了。古人学问深广，所著书虽有其中心的一面，其他方面也未忽视。如许慎《说文解字》，主要是文字学，而书中的礼制也是自成体系，其水道也可与《水经注》比美。纵向与横向
讲唐史以《通典》最善，讲宋史以《通考》最善。因为它们都是通史，从知汉、晋，以知唐、朱。正史局限于一代，不知古，亦不能知今。两书都是有所为而作的私史，不比虚应故事的官书。吕伯恭最为知古，但他言古必及今。陈君举最为知今，但他言今必自古。必须通观，才能看得清历史脉络，故必须搞通史。但又必须在一段上有深人功夫。只有先将一段深入了，再通观才能有所比较。要深人一段，最好选在唐以后，因其史料较为丰富。给周秦诸子作注是不容易的。汉和晋、唐、诸子书存在尚多，注诸子也较易找到根据，但实又大有高下之分。魏晋间哲学盛些，郭象注《庄子》，“髁无任”是“不肯当其任而任众人，众人各自能，则无为横复尚贤也”，这是贯通了诸子各家学说，才能下语如此精当。《齐策》“齐人见田骈曰：闻先生高议，设为不宦”，正是不肯当其任而任众人之意。汉人不留心于名理之论。高诱注《吕览》“陈骈贵齐”，以“齐生死，等古今”来解说，就不免差之毫厘，失之千里。中唐人虽究心哲理，但又不及晋人，如杨惊之注《荀子》，却又比高诱好一些。一个人的学问总是和那个时代分不开的。搞断代史不搞通史常常不易准确把握一代的特点。近世之论明代资本主义萌芽者，所举例证常常是明以前早已存在者，不仅有见于唐、宋者，而且有见于汉代者。看历史，应从先后不同的现象看其变化。有些人讲资本主义萌芽，所举明代现象常是明以前早已存在的现象，这不能说明历史的发展变化，只有说明历史没有发展。如明嘉靖时官营手工业中停止征调工人而用雇佣，这就是个变化。且还形诸诏令，规定民间雇佣月值，更说明雇佣已是社会较广泛的现象。（凡史料中如疏奏诏令之类是重要的，数字也是重要的）中国历史上的社会经济问题，只宜拉通来讲，才易看出变化，分在每段来讲，就不易比较了。《禹贡》说蔡、蒙，《山海经》重视崌山、崃山，这说明临邛在古代的重要性。秦时只城成都、郫县、临邛，秦移民也止成都、临邛。临邛早就产布、盐、铁，汉时有盐官、铁官，说明其经济较发达，地位较高。后来雒县重要起来（说广汉是一州之中，而不说成都是一州之中），再后绵竹（指德阳）重要起来，最后涪也重要起来，说它是“水陆四通”。公孙述起临邛，刘焉初居绵竹，都与其地的经济条件有关系。唐初东川节度使驻涪，后移梓州。梓州与成都并重，一直到北宋。到南宋及元时，重庆才渐重要起来，所以明昇、玉珍父子才都重庆。从前我只能从纵的方面看出四川历史的三盛三衰，现在才看出，还须自横的方面看，每个时期各地的发展还有不同。关于宋代商税主要有两个问题：一是商场问题；宋代坊场钱（即村墟中的集市）与“商税"数相等，商税务也多数是在县镇，看不出城市的市场税和过境税。自明宣德以后，始立钞关，重在关市的过境税了，而县镇村落的“商税”逐步不占重要地位。到清雍正，落地税就只征县以上者，县以下全免除，“商税”地位就更下降了。后来的百货厘金（统捐）才是大量商品流转的反映，和宋以上者全不相同。唐初，商人也授田，行两税时，商税即在两税之中，后来才独立。这些算什么商人，又是什么商品？从明宣德到雍正的变化是雇佣在这时也开始盛行，法律上已确定雇佣的地位，显然是资本主义萌芽。二是商品内容：从《通考》、《续通考》和《宋史·食货志》看，明以前征税的对象非常琐屑，凡鸡、鹅、柴、炭、瓜果、菜蔬，以及日用之物，年节礼物，嫁娶妆奁，莫不收税，所以重在坊场县镇。明以后渐次免除这些琐细物类的税，真正的商品逐渐才在广大地区流转，真正的商业城市才逐渐形成，这才看出资本主义萌芽是明显的了。近几年所写《庄蹻王滇辨》、《山海经产生的时间和地域》、《巴蜀史的问题》各篇，和《论宋代的工商税》等，都不是我六十岁以前所能写的，六十岁以后心思更深细曲折。一些二三十年前所知道而不敢用的材料，现在能理解能使用了。即如指导胡昭曦写《论羌族史》一文，对《华阳国志》所说“汶山郡，户二十五万”一句，三十年怀疑不敢用，又不敢说是文字有误。现细勘史文，“西接凉州酒泉”，“其西又有三河案于虏，北有黄石、北地、卢水胡”，乃悟其西北并无明确疆界，伸延很广。二十五万户不足为多。又如《宋代商税》一文，原对《史记·货殖列传》所提的八个“都会”不能理解，不敢用。后读《汉书·地理志》大段多据《货殖列传》，也提了八个“都会”，多一江陵，而无陶睢阳，乃悟此言“都会”都是六国和吴越都城。多一江陵者，盖江陵为楚故都，至两汉而其势未衰。“陶睢阳”亦为一都会之说最奇。陶、睢阳为二地，相距几二百里，何以称为“一都会也”？盖汉初彭越为梁相居定陶，梁孝王先都大梁，后居睢阳，“陶、睢阳”盖指梁都而言。都陶时，睢阳当未为都，睢阳为都时，定陶已不为都，实仅一地，其中还应包括“大梁”，为行文时省略。番禺为一都会，显然是以赵佗的越都为言。这说明史、汉所说“都会”都是以*治为主而经济为从，这些地方的商业显为满足贵族官僚的奢侈生活服务，而与广大人民日常生活无甚关系。我国封建社会中的“都市”大都如此。自井田崩溃到唐行均田，在土地制度上应有承袭因革之处。汉有均田，晋有占田、课田，北魏、隋都行均田。汉、晋行均田都是抑制豪强兼并，但晋课田无限，已不如汉。元魏均田奴婢无限，应是承晋而来。齐、隋时对奴婢有限是一变化，才发展到唐的均田。但汉行均田无明文，可能因王莽的“王田”制度与之相似，且也行得不彻底，故不见记载。晋虽也行得不彻底，但因唐行均田，故修《晋书》时特载其事。汉虽无明文，但也不无蛛丝马迹，不能因史无明文遂以实无其事。如这样，历史就被割断了。专门史最易反映事物发展的阶段性、可从此进而探讨社会发展的规律性。如土地制度史、商业史、文学史等等，从一个部门研究，比较容易掌握，从一个阶段全面考虑就要困难得多。讲论学术思想，既要看到其时代精神，也要看到其学脉渊源，孤立地提出几个人来讲，就看不出学术的来源，就显得突然。可先论述当时的变化和风气，突出某些人物。如明代中叶正德、嘉靖以来，学术界就已逐步发生变化，产生了一个反对宋人传统的新风气，提出文必西汉，诗必盛唐，不读唐以后书的口号，从文学首先发动，漫衍到经学、理学等各个学术领域。王阳明正是在这一风气下起而反对朱学的，李贽也是从这一风气接下来。这样看，纵把李贽写得突出些，也不会显得突然。讲清初，从一般风气如胡石门、谢秋水、张蒿庵、陆桴亭等讲起，再突出论述黄梨洲、王船山。又如晚清今文学，应从张惠言、孔广森、庄存与、刘逢禄、宋翔凤以至陈乔枞父子讲起，否则，龚、魏的出现将为无源之水。至乾嘉学术亦应并叙凌廷堪、焦理堂、洪颐煊，以见一时风气，再突出戴东原，比较好些。文化的变化，不是孤立的，常常不局限于某一领域，因此必须从经、史、文学各个方面来考察，而且常常还同经济基础的变化相联系的。唐前唐后是一个大界限，文学上的变化最明显。唐前文学盛行汉赋，《三都》、《两京》，排比对仗，而唐后的赋则是《秋声》、《赤壁》之类，实为散文。经学上更明显表现为汉学、朱学，哲学上则产生了理学。其他*治、经济也有较大变化。我很赞同搞古代史，但不能放弃现代。从来没有只搞古代不搞现代或只搞现代不搞古代而成功的史学家。现在古史部分仍是待发掘的荒地，问题多，尤其是社会经济问题。两汉材料不多，你可专力六朝和唐代。我从前搞先秦，后来感觉大家治先秦多是猜谜，自汉以下具体一些，才有可讲。后来看宋代。历史是愈后材料愈详备，探讨社会情况较有把握。但材料多也受到一定的拘束，不能信口乱说。先搞唐、宋，由后推前，然后两汉、晚周才会明白。所以我建议你可从六朝、隋、唐着手。我从前本搞经学，后来教史学，十年后才稍知道什么是史学，应如何治史。治经、治史方法，目的都不同，但也有部分人始终不免以清人治经之法治史，就是以考据治史，所以不免于支离破碎，全无贯通之识，这远不如以治诸子之法治史。其实，经学也不是单凭考据可了。考据是工具学问，经、史都用得着，但它却不是经学或史学。也有不谙考据而治史的，却也是缺点。治史应专治一二时段，但通史终不可忽。每一代有些问题还是要从通史中才能求得解决，以免滞固不通。总的说来，学问是循环反复的事。哲学和文学都不可忽，这对理解历史是大有帮助的。乃至书画艺术之事应该都要留心，不过有轻重缓急之分而已。社会经济是治史的首要工作。我在年草写农产量一文也是这个看法，后写熙、丰变法也是从社会经济着眼。近来历史著作常把*治、经济、民族、文化分开来讲，从纵的关系看，可能还能讲出点道理，但各部分之间的横向关系如互不照应就会失去历史的总体感。要搞经学史就要懂经学。清人讲宋以下经学演变讲得透彻，但对两汉六朝模糊。皮锡瑞于宋以下写得清楚，但段落未分明，倒是《四库提要》搞清楚了。学术史不在乎一部分一部分讲出，而在整个文化史各方面要合拍。论学术，不能根据王朝来谈。宋的学术是从唐中叶开始的，经五代到宋初，在宋仁宗时形成。唐有唐的学术，《新唐书·儒学传》提出大历时的“异儒”，就是反对唐初以来传统学术那一批人。唐初“正义”的学问，完全是发挥汉晋注家的解释，守前人之言。异儒出来，齐推翻，有自己的理解，汉晋都不要，即不要“注”，自然对“正义”、“疏”也不要了。新的一派讲义理之说，经过五代到宋初，异儒大多在民间，有许多隐士。直到仁宗庆历时新学全盛。唐的这个异儒之学开了宋学的先河。可见文化的更迭不是与王朝断然截分的。但中唐中叶以后不止是义理之学的新经学一方面的兴起，如古文学为当时的新文学（骈改散）。史学方面要学《春秋》的褒贬书法，明辨是非，这是新史学。哲学方面，在中唐以后许多人讲周秦诸子，即要求要有思想，而旧的考据、训诂则没有什么思想。因此中唐以后讲、注诸子的渐多，提出了孟子、荀卿、扬雄、王通，把儒家思想提出来讲。到了北宋，去扬雄，认为他没有什么思想，后来，也看不起王通；再往后，连荀卿也看不起。于是，就只剩孟子（《孟子》），又渐次表彰《中庸》（唐时已开始）和《大学》，宋人的哲学出来了。在中国哲学史上，重视周秦诸子的时候并不多，但在讲周秦诸子的时候，就是学术要起变化、要发生新学术了。魏晋的时候，打倒两汉传统，建立魏晋术，诸子之学兴起了；但始终处于怀疑的过程中，以立异善变自矜，没有肯定地得到什么，而迂固者流又惕然忧之，岸然拒之。唐人作“疏”用汉人的“注”，其疏底是用六朝人的，特别是梁朝的；所不同者,六朝之书专守某家，所谓“宁道孔圣误，不言郑（玄）服（虔）非”，这是墨守，以与怀疑者对抗。六朝的佛学没有纯粹的印度佛学，唐不同，玄奘就是一句一名地宗印度人讲。但是，中唐以后，不管何种传统，一齐推翻，又是讲周秦诸子的时候，不仅给诸子作注，许多人自己还作“子书”。经过到明初，仍是宋的学术。直到正德、嘉靖才转变，首先就要推翻宋人学术。正德、嘉靖时，前七子、后七子，“文必西汉，诗必盛唐”，宋人的诗文都不要。虽不敢公开讲反理学，但倡言“不读唐以后书”，其意就在反对宋学。清人学风即沿此而来，反过头来讲章句、训诂、名物、考据。清代后期开始有人摸诸子，民国初讲周秦诸子之风很盛。因此，讲宋学的始末，应自大历到正德止。理论与考据
读史，史书上讲的尽是故事，切不可当作小说读，要从中读出问题来，读出个道理来，读出一个当时的社会来。否则，便不如读小说。几十年来，无论是讲课、写文章,都把历史当作哲学在讲，都试图通过讲述历史说明一些理论性问题。唐君毅说：“你每篇文章背后总觉另外还有一一个道理。”丁山说：“你每篇考据文章都在讲哲学。”这虽显有推崇之意，却也符合实际。中外进行比较，是研究历史的一个重要方法。写《古史甄微》时，就靠读书时学过些西洋史，知道点罗马、希腊、印度的古代文明，知道他们在地理、民族、文化上都不相同。从这里受到启发，结合我国古史传说，爬梳中国古代民族可以江汉、河洛、海岱分为三系的看法，从而打破了关于传说时代的正统看法。学者或不以为谬，后又得到考古学上的印证。后来喜读汉译社会、经济各家名著，也常从正面、反面受到启发。所写一些文章虽未明确写上这点，但在考虑问题时常常是从这里出发的。一个学派总是有自己的理论，清代汉学的理论何在？而汉代学术，无论是今文家或古文家，都是有自己的理论的。戴震、焦循虽有理论著作，而又和他的整个学术脱节。所以，清代汉学到晚期非变不可，不变便没有出路。乾嘉诸儒，有仅事考据者，有事考据而不囿于考据者，如惠氏之于《易》，有考据而烦琐者,有考据而不烦琐者，如段氏之注《说文》。懂哲学讲历史要好些，即以读子之法读史，这样才能抓得住历史的生命，不然就是一堆故事。研究古代哲学要先研究宋明，再看汉、唐、周、秦。宋明的理论性要深些，容易把周、秦、汉、唐剖析清楚。清初一段学术无多大毛病，乾嘉时一大堆人都搞考据，把大的东西丢掉了。近来反对烦琐考据，这是应该的。但考据并不是毫无用处，同印度论边界就要考据，“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文章来源：鹤鸣古典社，转自：高校人文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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