荀子竟是儒家。荀子是儒家总感到牵强。不难理解，前面有两个大咖级人物，孔子，孟子，形象太高大，把光线遮蔽住了；后面一大片阴影，荀子在里面。但是，荀子不是甘于寂寞的人，他的学历和身世，想低调都低调不了。
荀子，战国中后期，赵国人。男儿志在四方，不仅要读万卷书，更要行万里路。15岁就游学于齐国的“稷下学宫”。稷下学宫，可不是一般的学校，跟今天的中科院差不多。聚集了天下的学者、文人，在这里教学辩论。这样一个官办学府，不是谁想来就能来的，但是荀子就来了。来就来了，后来还当上了“稷下学宫祭酒”，用今天的话说，就是稷下学院的院长。到哪里说理去，一个外地人，当上了齐国最高学府的校长，背后有多少嫉妒的眼神和愤愤不平的心！
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那么多人惦记着荀子院长，齐王那里常有人说他坏话，一人说不听，两人说不听，三人说听了。三人成虎吗，当年曾子的母亲，有人说自己儿子杀人了，觉着了解儿子，不信，连续三人都这样说，曾母也架不住劲了，放下织布机，翻墙而逃。曾母都经不住考验，何况齐王？荀子从齐国被赶了出来。
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荀子来到楚国，楚国宰相春申君很欣赏他。委任他为兰陵令。荀子可是学院派，根正苗红，一腔治国理*的热情，正好可以一展雄才。但好景不长，春申君死了，伯乐没了，他立即就被罢了官。
两次罢官，两次被撵，荀子一落千丈，感到没了意思，可是后人要感谢罢官被撵。罢官被撵在中国古代已经成为一种文化现象，贬谪文化。一贬谪倒贬谪出许多经典的文学作品，《醉翁亭记》《岳阳楼记》《水调歌头.赤壁怀古》；还有贬谪出了文豪，代表人物，苏轼，乌台诗案后，一路贬下去，最后贬到海南，贬出了优秀的作品不说，还贬出了东坡肉、东坡肘子这些美食，贬出了苏堤这项民生工程。老子做州官时，做守藏史时没有著作，失业以后才有了《道德经》。同样，荀子，罢官后“疾浊世之*，发奋读书数万言而卒”，从而产生了荀子学说。
两次罢官，对荀子内心冲击很大。他冷静下来，开始从另一个视角来审视社会和人性。写出了《性恶篇》：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今人之性，生而有好利焉，顺是，故争夺生而辞让亡焉。人的本性都是很坏的，如果你看到了人性善的一面，那一定是装的；人的本性都是朝有利的方向追求，因此人都去争夺生存的条件，而把死亡的危局留给别人。
荀子的“人性恶论”，直接挑战了孔孟的“人性善论”。荀子的学说给了人们一个崭新的看待问题的视野。但是，孟子的人性善论，也有道理。他说：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每个人心中善、义、礼、智的种子，只要稍加浇灌呵护，就会自然而然长成“善”的大树。
人性到底是善的，还是恶的？今天也争论不休。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到现在也没有个公断。只是觉着人性里确实是有“善”，同时也有“恶”。
善恶有个人性，两者有时会冲突，会争执，甚至相持不下；不能不恶的时候，却还能善；就应该善的时候，却变着法儿地恶。这就看自我的管控力了。
善恶还有社会性。社会体制越良善了，人性往往越良善；社会体制越败坏，人性往往越败坏。在败坏的社会生存状态下，如果你良善就无法生存，那想良善都良善不起来。
内在的修养和外部的环境，管控着每个人心中的“善”与“恶”。因此，不妨这样来看孔孟和荀子的善恶之争：孔孟认为人性是善的，就会循循善诱，春风化雨润物细无声地慢慢教化，从内在修养上用“德”做文章，守住善，归于善；荀子认为人性是恶的，就会手挥大棒，厉声叱喝，让你的“恶”不敢产生，或不给你“恶”产生的环境。
荀子的人性恶，并不是孤家寡人，有志同道合的人。志同道合的人在遥远的西方，地中海沿岸的那些古希腊哲人，也认为人性恶。奇怪的是，西方没有产生过人性善的思绪。其实人性善和人性恶两种文明思绪，相互制约，相互制衡，对一个民族的民族性格来说才健全。当时地中海地区交流太多，进步太快，人性善的思绪稍纵即逝，没有留存；反而，东亚中国的封闭地貌，“人性善”最原始也最基础的思绪，才得到留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