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的理气论与心性论》1
朱熹对学问的本身富有广泛和浓厚的兴趣。他在儒学方面不但继承先秦及两汉,且接受了北宋五子(邵雍、周敦颐、张载、程颢、程颐)许多重要的学说。在他浓厚的学问兴趣及漫长的治学工作中，不但摄取了诸儒的学说内涵，他还兼容的理论架构中，形成了他特有的规模，内容多元化的思想体系。我们发现朱熹透过《大学》格物致知的基本格局，从程氏洛学的规模健步扩大，把周敦颐、张载的本体论与程颐、程颢的心性修养工夫论结合起来，朱熹综合并组识而成系统之心理学。再加上他自己增进的读书方法，综合成博大而细密的学问体系。
朱熹的心性论主要是以二程的学说为出发点，特别是参照程颐的观点。因此，朱熹在处理儒家所传下来的心性论时，其问题系孟子德性主体的性善论，可是在处理问题的态度上，则转化主体性的自觉内证式为客观的分析、辩证。换言之，在心态上由实存的自我反省，转换成以认知推理的知识探讨方式，把心性的实存化约为--对象化、客观化的知识问题。因此，朱熹不是以德性生命，所流行作用时的德性心，来证验孟子的人性课题，而是以荀子式的虚静心，亦即认知主体的认知心，来处理孟子德性心的问题。如此一来，朱熹虽见孟子对人性解释的高明处和精彩处，却不见其平实处和周全处，及较为抽象的形上根据。因此，朱子评孟子说：“孟子说得粗，说得疏略，孟子不曾推原源头，不曾就论上面一截，只是说成之者性也。（《朱子语类》卷四)显然，朱熹不满意孟子就眼前现成的人言人性，而不能进一步追根究底，往上探求其形上的依据。朱熹的不满，实有鉴于二程能追源于天命以言人性，例如程颐说：“生之谓性，止训所稟受也。天命之谓性，此言性之理也。”(《二程遗书》卷二四)
朱熹认为孟子说的“疏略”的原因，系因孟子只就人性之超越处，价值处言性善，对恶的问题只是一点带过提到，未能于人性的结构上受荀子对人之自然情欲生命的描述。朱熹批评地说:孟子之论尽是说性善，至有不善，说是陷溺。(《朱子语类》卷四)。
福州晋安湖一景朱熹像公园一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