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的理气论与心性论》1
朱熹对学问的本身富有广泛和浓厚的兴趣。他在儒学方面不但继承先秦及两汉,且接受了北宋五子(邵雍、周敦颐、张载、程颢、程颐)许多重要的学说。在他浓厚的学问兴趣及漫长的治学工作中,不但摄取了诸儒的学说内涵,他还兼容的理论架构中,形成了他特有的规模,内容多元化的思想体系。我们发现朱熹透过《大学》格物致知的基本格局,从程氏洛学的规模健步扩大,把周敦颐、张载的本体论与程颐、程颢的心性修养工夫论结合起来,朱熹综合并组识而成系统之心理学。再加上他自己增进的读书方法,综合成博大而细密的学问体系。
朱熹的心性论主要是以二程的学说为出发点,特别是参照程颐的观点。因此,朱熹在处理儒家所传下来的心性论时,其问题系孟子德性主体的性善论,可是在处理问题的态度上,则转化主体性的自觉内证式为客观的分析、辩证。换言之,在心态上由实存的自我反省,转换成以认知推理的知识探讨方式,把心性的实存化约为--对象化、客观化的知识问题。因此,朱熹不是以德性生命,所流行作用时的德性心,来证验孟子的人性课题,而是以荀子式的虚静心,亦即认知主体的认知心,来处理孟子德性心的问题。如此一来,朱熹虽见孟子对人性解释的高明处和精彩处,却不见其平实处和周全处,及较为抽象的形上根据。因此,朱子评孟子说:“孟子说得粗,说得疏略,孟子不曾推原源头,不曾就论上面一截,只是说成之者性也。(《朱子语类》卷四)显然,朱熹不满意孟子就眼前现成的人言人性,而不能进一步追根究底,往上探求其形上的依据。朱熹的不满,实有鉴于二程能追源于天命以言人性,例如程颐说:“生之谓性,止训所稟受也。天命之谓性,此言性之理也。”(《二程遗书》卷二四)
朱熹认为孟子说的“疏略”的原因,系因孟子只就人性之超越处,价值处言性善,对恶的问题只是一点带过提到,未能于人性的结构上受荀子对人之自然情欲生命的描述。朱熹批评地说:孟子之论尽是说性善,至有不善,说是陷溺。(《朱子语类》卷四)。
福州晋安湖一景朱熹像公园一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