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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旧唐书·玄类传》记载，唐代高僧玄类曾在国内遍访名师，钻研佛学。但他感到许多重要问题，众说纷纭，难以定论，便决心到佛教发源地天竺(印度)去取经学习。唐太宗贞观三年(一说贞观六年)，玄类从凉州出玉门西行赴夭竺。在天竺游学多年，于贞规十九年返回长安，前后经历十七年。玄类回来后不但翻译了大量佛教经典，对丰富祖国文化作出了贡献，而且撰有《大唐西域记》一书，为研究印度、尼泊尔、巴基斯坦、孟加拉以及中亚等地古代历史地理提供了重要资料。
大家知道，古代交通闭塞，关山阻隔，更兼天然和人为的种种不利因素，从中国到印度迢迢数万里，没有克服困难的顽强毅力，是不可能实现西游取经这一壮举的。
唐代高僧鉴真为东渡日本，实现中日学术文化交流也经历了千辛万苦。据《宋高僧传》(宋人所作的高僧传，传主大部分为唐代僧人)等有关著作记载，唐玄宗时扬州大明寺的住持和尚鉴真是一个很有学问的高僧。夭宝六年，日本僧人荣睿和普照慕名热诚邀请鉴真东渡日本弘法传律。当时鉴真已经五十五岁，为了这项有益两国学术交流的大事，他不顾年事渐高，欣然应允。此后，他便致力于东渡的事业，其间或受官方阻挠，或遇强盗抢窃，或翻船覆舟，困守孤岛，甚至因劳累成疾双目失明，前后历经十一年，六次东渡五次失败，直到唐玄宗天宝十二年才实现东渡的愿望，把盛唐发达的建筑、雕塑、书法、绘画、文学语言、医药方剂等大量学术文化介绍到日本。鉴真东渡的成功，正说明要完成一项学术事业，必须具备百折不挠的坚强毅力。
三是，学习上生死与共的决心。
学习上顽强的意志和毅力还表现在要有与学术事业休戚相关、生死与共的决心。用孔子的话来说，就是“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论语·里仁》)，用荀子的话来说，娜是:“生平由是，死乎由是”(《荀子·劝学》)，也就是要把全部身心献给学术事业。西汉史学家司马迁就是一个能与学术事业同生死，共荣辱的杰出学者。司马迁继承其父司马谈的遗志正在续撰《太史公书》时，因李陵事件而获罪下狱，.惨遭腐刑。
*治上的无情打击和肉体上残酷折磨，并未能摧毁司马迁的意志，他顽强地活下来，忍受着难以容忍的奇耻大辱，不为别的，正是为了他那尚未完成的《太史公书》。他在《报任安书》中十分痛切地说道:“所以隐忍苟活，幽于粪土之中而不辞者，恨私心有不尽，鄙陋没世，而文采不表于后世也。”他从许多前辈身上吸取了积极的精神力量，于艰难困苦的逆境中重新振作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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盖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殡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司马迁从前辈在治学中表现出来的顽强意志和毅力得到启发和鼓舞，终于完成了《太史公书》这部“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鸿篇巨制。
司马迁的精神所具有的意义并不仅仅在于他撰写了一部《太史公书》，更重要的还在于给后人的为学提供了十分深刻而又感人的有益借鉴。明代学者刘文敏说得好:“透利害生死关，方是学之得力处。”(《论学要语》)明代学者罗洪先也指出，为学“非坚心苦志，持之岁月，万死一生，莫能几及也”(《与萧云皋》)。这些论述既是对司马迁治学精神的很好注脚，也是对为学必须具有生死与共、奋斗到底的顽强意志的深刻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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