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子·天下》篇是很早的一篇中国学术史文章，在批评先秦各家学派的论著中，这一篇算是比较古老的。虽然并非庄子所写，但能部分展现战国末期较为主流的知识分子对于当时所谈及的“诸子”的认知。
其学术价值远远超出道家的范畴，而在于先秦思想家有意识地对驳杂纷繁的战国末期思想进行归纳梳理。
这种大变动发动于春秋时期，这一时期人们所遇环境之新与所受解放之大，放在中国历史乃至世界历史中都是罕见的。
由于道术既裂，诸子奋起，各人凭借其聪明才力，获得大道一端然后形成自己的学说，试图推广至天下，在礼崩乐坏之朝展现自己的治理思路。其持之有故而言之成理者，即成为可供推演的学术，徒属追随，于是得以成一家之言。
何为道术
《庄子·天下》篇开头的总论即提出，应当从“道术”的合一与分裂来看待诸子。“道术”在这里是指一种最高的学问，是探讨宇宙、人生本原的学问。
更多的学者称之为“内圣外王”的理想人格形态。但是这里我们既探讨学术之变的问题，不如暂且抛下宏观的争辩，仅以道术最终落脚点——学术知识形态来理解。
在笔者看来，这种道术固然是个非常宏大而难以捉摸的词语，但是《庄子·天下》篇在梳理春秋战国诸子思想的时候，实际是将“道术”作为一种完整的知识结构来理解的。
所谓“天下多得一察焉以自好”，各执道之一端，正是在思考和传承中获得了“道术”这一完整知识结构的一角，并以此为基点发扬自己的学说。
道术本同
既然说“道术将为天下裂”，那么就意味着道术原来应当是完整一体的，“百家”也曾合为一流。首先我们需要论证道术本同这一论断的合理性。就其纵向看学术传承而言，道术具有承接三代的传统。
就一般认知所划分的诸子百家而言，“显学”几家都表现出了继承发展三代学术思想的倾向。蒙文通先生在《诸子甄微》中从仁义角度进行分析，他认为仁义和非仁义是晚周学术流派的一大分界线。
从尧舜禹以来，都是帮助别邦兴旺发达从而使该邦成为自己的附属邦国，很少使用武力。同时诸子百家都表现出对于仁义观念的接纳，道家、法家在儒家的影响下接受仁义，《孙》《吴》《司马法》一类也与仁义不相违背。
可见，先秦这一时期学者对于三代学术思想的集体认可，也正因此在百家争鸣中才会有各种不同的解释。同时，罗根泽先生的《诸子考索》中的几篇关于托古改制考，也可体现诸子百家对于三代学术思想的继承与发展。
固然，所谓托古改制之传统，实质是为自己的见解寻找古人的理论来做支撑，其中必然有牵强附会或扭曲歪解之处。但是古者圣王之事，在孔子、墨子等托古改制的大家之中，其实已经内化而融入他们的学术观点之中了。
他们对于前朝的效仿，也必然一定程度上继承三代的学术思想。就其横向看，同时期诸子百家，各家学说本身即表现出交汇交融的特点。一是不同学说之间具有共性。除了以上对三代的继承，往往还有对当时一些共识的反映。
那么六艺本就不是儒家所专属的，而是当时人的共同知识，只是其他各家后来专讲自己的学说，六艺就逐渐如同儒家的专有了。
二是不同学说之间相互影响。如墨家的墨子生当鲁国，又当孔门正盛之时，所以他的学说处处和儒家有关系，《吕氏春秋·当染》中就有说，“桓王使史角往，惠公止之。其后在于鲁，墨子学焉”。
当时正值孔子死后，孔门学说虽然遍及天下，但是有些孔门弟子不能继承孔子学说大端而流于细枝末节，礼仪逐渐繁冗，墨子因而反对儒家，自创一派，但墨子所受儒家的影响实在不少。再如儒家荀子一支，衍生出法家代表的李斯、韩非等人，而韩非和荀子的思想脉络来源很多又可以追溯到道家。
至于《庄子·天下》中提及的宋钘、尹文、彭蒙、田骈、慎到等人，则更是所学驳杂而纷乱的典型。
学术之变所谓
“诸子之学盖出于王官”，即是对春秋以前知识占有的解释。古代本为贵族政治，政权、财产、知识的占有三者合而为一，这一体系本是稳固而不易被打破的。“道术为天下裂”，实际是一种在一定事件背景下必然会发生的学术扩散和转移。
随着社会阶层的变化，而必然会产生知识普及工作，只是社会动荡而阶层变化剧烈，加速了这种知识普及的速度，同时也出现一些有意识进行知识传播的人，他们将少数知识分子所掌握的知识和文化进行大众化的普及，王官之学散为诸子百家。
打破知识垄断从受众角度来说，知识下移大大扩大了学术受众。这种打破知识垄断的古代文化史上的“哲学突破”，很显然给这一时期的学术带来了巨大变动。
从受众上来说，众多身份低微的平民阶级接触到了知识，如《吕氏春秋·尊师篇》记载：子张，鲁之鄙家也；颜涿聚，梁父之大盗也；学于孔子。段干木，晋国之大驵也，学于子夏。高何、县子石，齐国之暴者也，指于乡曲，学于子墨子。
索卢参，东方之钜狡也，学于禽滑黎。此六人者，刑戮死辱之人也，今非徒免于刑戮死辱也，由此为天下名士显人，以终其寿，王公大人从而礼之，此得之于学也。
士这一群体开始飞速扩张，后来甚至出现专门化的“游说之士”，借助知识左右国家关系封侯拜相者并不在少数，王官之学的下移使得阶级之间的跃迁变得容易。而对于传道者而言，也不会是简单地宣扬先王之说，必然会加以改造，甚至重新形成自己的一家之言。
孔子一方面“从周”，一方面又说“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学术出现分裂就学术本身而言，在春秋战国时期“道术将为天下裂”，形成了各执一言的学术生态，即后世常说的诸子百家。首先，“道术将为天下裂”表现在学派之间的分裂。
以某一家的名号下列举人名作为代表，是一种并不科学的分类方式。在前文我们已经提到，不同的学说之间相互影响、勾连，何况按《庄子·天下》语，本出于同一个“道术”，在笼统称呼之下重点论述人物这一行为则显得有些过于粗率了，无法呈现一个人物思想的丰富性，甚而也剥夺了许多人物的出场机会。
例如我们研究法家，吴起是要谈论的，但是吴起是大儒曾子之子的弟子，是著名的军事家（兵家），甚至也有说法是传《左传》的史学家。
类似这样一人兼有多种身份的例子在这一时期并不罕见。按照司马谈《论六家要旨》或是刘向“九流十家”的目录学分法，显然是不足以展现学者身份的。在这里我们需要对诸子百家的“家”下一定义。
胡适先生在《中国哲学史大纲》中提到地方色彩是先秦诸子思想的重要标志，是以墨家分三派、道家分南北。这是一种非常可观而立体的视角，将学术分裂这一命题的考量纳入地理学、风土人情的范围之中，为我们研究诸子内部分裂及其外部的对立与关联提供了很有价值的角度。
学术趋于平民化、功能化。精英阶层与平民阶层的知识分野对于春秋战国时期打破知识垄断、学术下移的讨论前文已经进行过了，这里笔者想以儒墨之间的比较探讨知识的平民化问题。
孔子是典型的没落贵族，接受过完整的礼乐系统学习，而墨子虽然先祖也是贵族，但是几代平民下来已经失去了知识垄断的权利。
从墨子开始，不仅学术知识下移至平民当中，学者的理论视角也增加了一切从平民功用出发的一种，这无疑也是“道术之裂”成为大道万千之后的一种。对道的分裂的反思在《庄子·天下》中，后半部分有两段价值重大的对于名家辩者之流的概论。
名家辩者在诸子百家中兴起的时间较晚，这正反映了名家辩者之流对于“道术之裂”的理解到达了与之前儒墨法道等家不同的层次。名家所强调的“辩”“察”，就是“名辩”，是现代学术所谓以“名学”或逻辑学为方法进行的学术批评。
前人多是因“古之道术有在于是者”而闻风欣悦，但惠施、桓团、公孙龙等人的思想重在知悉万物之理，而非求古之道术，他们对于传统的态度是决裂而非改造，是方法论上的追求，旨在辩究事物道理。
而不想成为治国理政的大道，也无意于形成某种传承或革新的思想，他们采取独特的方式，试图对道的分裂进行一种反思，以客观事物的探索来格知“万物与我为一”之道。
中国先秦的思维方式由逻辑思维向辩证思维进一步发展，这无疑是这一时期学术之变的一大发展。
功能化的门类对于其余诸子如农家、阴阳家、杂家、兵家等，其实都可以看作是某一学科门类的专攻者。
这样当然也算是获得了道术一端，并且在从一专业领域引导学者走向对于人生、世界更大意义上的思考，确实也不乏创见。但是总体而言，他们并没有如儒家、墨家等以“道”自任的倾向，也没有形成可以实行的理论体系，反而可以被当作是后世专门学科门类史的开始，给予我们目录学划分上的启示。
当“道术之裂”发展至此，从宏观的构架走向不同门类的具体发展，这一时期的学术之变实际也走到了尾声。我们可以说，中国的知识分子从最初出现在历史舞台那一刹那起便与所谓“道”分不开，尽管“道”在各家思想中具有不同的含义。
“道术”为天下分裂四散，诸子各执一端，组成了“士”的阶级，学术发展在此发生种种巨变，从传承走向革新、从王官之学走向平民、从同一走向越来越具体的分化，士这一阶级在“哲学的突破”后实际拥有了可以批评社会、对抗王侯的精神凭借，即他们所领悟的“道”。
追随《庄子·天下》的视角，我们也许能以更高的角度和更宏大的视野来看待这段学术生态，也更能体会到这一时期学术巨变的价值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