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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秦儒家道德哲学十论剖析先秦儒家哲学 [复制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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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战国时期诞生的诸子百家,在中国文化史中大放异彩,每个学派都具有鲜明的特色及哲学思想。

最终,秦国通过采用法家学说,横扫六国,一统天下,成为中国历史上的始皇帝。

遗憾的是,秦朝命数极短,究其原因,是因为只重“法治”,不重“德治”。终因“暴政”而被农民起义推翻。后,西汉建立。

若干年后,西汉大思想家董仲舒向汉武帝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汉武帝全盘采纳并将儒学定为了中国传统社会的正统思想,影响中国长达两千多年。

而此时的儒术,是董仲舒将先秦儒家思想与西汉的社会形态相结合,为了协助皇帝治国而重新制定的一套管理国家的方法,与先秦儒家学术已有了一定的不同。

从先秦儒学“孔孟之道”、到西汉董仲舒“独尊儒术”、再到朱熹的“宋明理学”的创立,可以看到儒家学术在帝国统治和文化史上延展。

江河有发端,学术有源头。

从这样的发展链条来看,“先秦儒学是儒学发展的第一期,也是儒家思想范式的建立期。因此,研究先秦儒学有助于从整体上来把握儒家思想。”

作者王正在《先秦儒家道德哲学十论》这本书的导言中写道,并告诉读者,道德哲学是儒家思想中最重要的部分。

针对“道德哲学”,作者又从十个极为重要的问题切入,并给予理论分析和思想梳理。引导读者思考人的道德意识如何产生、演化并最终实现德性生活的过程。

抽丝剥茧,条理清晰。

这十个问题是:天人之辨、人禽之辨、仁义内外之辨、仁礼之辨、义利之辨、群己之辨、君子小人之辨、义命之辨、王霸之辨和儒法之辨。

它们看似分散,但又相互关联,互为作用。

作者王正,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副编审,研究方向为先秦儒学、儒家道德哲学、儒家工夫论,发表多篇哲学史相关论文。

义利之辨

《论语.述而》曰:“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

孔子认为,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取得财富要通过正当的途径或手段,而不是通过“不义”的方法。

当遇到“义”与“利”的冲突时,则是要将事物摆在“义”的天平上去衡量,内心的是非善恶标准要以义来衡量,这样才能真正达到“道”的高度。

反之,如逐“利”,则人只会追求个人的私欲,将离“道”甚远。

所以,当义利难以抉择之时,孔子坚定地选择义而否定利。“德”为本,“财”为末。

儒家的学问是内圣外王的学问。简而言之,先不断修炼并提升自己的内在修养,完善自己的人格后,然后,很顺畅地通达到,治国平天下。

这个观点,放在当今社会也有着现代意义。即,作为一个社会中人,在追求功利的时候,也要讲究道德和法律。

群己之辨

正如作者在书里谈到:“儒家认为,义利不仅是个人的问题,更牵涉到整个社群,国家的秩序是否良好。”简述为:儒家强调的是个人的真正利益和社群利益是一致的。

孔子认为,个体的自我和社群的整体是不可以分离的。个体的自我不是指个体主义,而是社群,尤其是文化社群中的自我,并在群体之中收获幸福。

并且,儒家的社群建构不仅局限在家庭、民族和国家,还一直推广到天下和宇宙。它超越了国家、种族和文化的范畴,这就为解决全球化时代文化冲突提供了思想资源。

当然,在现代社会,我们也需要制定礼制规范,来调节我们的行为。因为“礼”可以约束个人行为,减少暴力,并调适每个个体之间的关系,这样就能保证社群利益的实现。

如今,我们已生活在全球化时代,国与国之间的文化冲突在所难免。怎么解决?

儒家认为,首先双方要肯定国与国之间的平等性,这是基于儒家“向善”的普遍性。然后再考虑各国文化的特殊性,求同存异,共生共存。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儒家正是以这样的逐步递进的社群观,逐步导向“天人合一”的最大社群公利。

如此,我们可以将自己完全投入到生态环境中去,“为实现最终的整体之善而努力。”

各个文明、各个国家加强沟通与合作,为治理整个地球的生态问题做出贡献。

作者在每一章里,都依循孔子、孟子、荀子的儒家哲学思想逐一讲解,也对道家、墨家、法家的学说进行了异同的分析,同时也会适当地结合西方相似的哲学思想进行比对,充分肯定了儒家道德哲学的积极意义。

此外,作者将儒家思想结合当今社会,来谈道德哲学。这对精神文明建设有很好的启迪作用,最后也对解决全球化冲突,提出了理论分析。

《先秦儒家道德哲学十论》兼具古今、中西视野、很接地气、颇有见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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