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荀子生活的同一时代，一般唯心派的诡辩论者有宋轻、惠施和公孙龙等，他们强辞诡辩，淆乱名实。如：见侮于人，这“侮”里面本就包含着“辱”意的；可是宋轻偏偏说：“见侮不辱。”这话怎的说呢？这个就是犯了名不指实的毛病，就是惑于用名来乱名。
又如：“山＂与“渊”相比，当然是“山”较“渊”为高的，可是惠施偏不这样说，他非要要说“山渊平”。这个自然也就是名不顾实。再如“白马”，和“黄马”“黑马”一样，都只是“马＂可是公孙龙偏偏也偏偏要搞事情，硬是要说“白马非马”。他们都是以观念的东西，任意地来淆乱客观实在的东西，所以荀子批判他们，说他们“蔽于辞而不知实”。这样的批评还是比较宽恕的了。他在另一处还有更严厉的批评，他说，“像这样的‘析辞擅作名，以乱正名，使民疑惑’，而又引起‘人多辩讼’；这个，就是‘大奸’的人。＂大奸的人这样的批评可就严重了，在当时，所谓的大奸之人就是反动统治层的帮凶者。
所以荀子认定：“名”是应当指“实”的。翻译成我们今天的大白话也就是说“名”只是由“实”所派定，什么样的“实”便反映出什么样的“名”，并不可以由人们来任意“擅作”。于是说来，荀子的“正名”，便违反了儒家的传统，违反孔子的所谓“正名”。
当时的儒家及儒家学者们是以观念来规定当时在变革中的社会现实的，他们的思想是偏向唯心论的；而荀子的思想则不然，他的思想主张是“名闻而实喻”，是以当时在变革中的社会现实来规定人们的观念的。这所谓“名”，是具有朴素的唯物论基础的。
只是，荀子虽受了墨家后学的影响，接受了墨家后学的科学的洗礼，给予非科学的诡辩派以批判；但对墨家后学所提出的诸论题中，如“杀盗非杀人”，如“圣人不爱己”这两个理论，仍有他自己的不同的意见。他以为盗也是人，他们也是人之一种，而人与己又是有区别的。假如说杀盗不是杀人的话，那不就是说盗不是人之一种吗；说“圣人不爱己”，而爱人即所以爱己；如此，则人与己又无甚区别了。这样，岂不是惑于用名以乱名，把观念的名淆乱了这客观现实所反映的名吗？
其实，这是荀子对这两个说法的误解，他没有联系它们说出来的目的来看这两句话。墨者倒不是什么用观念的名来淆乱这从客观现实所反映的名；就杀盗不是杀人这一论题来说，墨者倒是从更深一层地发掘现实中来反映客观现实的。因为只说杀人的话，并不能表明那人因为什么事情而被杀，是犯罪呢？还是仇杀？但是说杀盗，就很明显了。盗是指有罪行的人，所以说杀盗不是杀人，并非说盗不是人。墨者曾说“盗人，人也”，就可表明墨者认定盗是人的；而只是为了使概念更臻于明确，把盗从人区别开来，说杀盗不是杀人。
同样的，墨者提出“圣人不爱己”这一论题，也并非是因为不知道人与己有别，与之相反，他是很知道人与己有别的。只是他为了改造当时的贵族们的思想和行为，当时的贵族只爱自己的少数而忽视被奴役的大多数，所以墨者提出“圣人不爱己”这样的主张来，它是有隐含的目的所在的。同时，墨者这一论题的提出，是反映了当时被奴役的大多数的要求，和儒家的“亲亲为仁”之反映的少数贵族阶层的要求，恰恰是针锋相对的，这样不符合主流，容易受到人们的抨击，所以墨者需要给自己“离经叛道”的思想、主张披上更加合理的外衣。
综上所述，不难看出，荀子对墨者“杀盗非杀人”，“圣人不爱己”这两论题的批判，显示出荀子思想中的若干部分还是为儒家的着色眼镜所局限。他虽然受到墨者的思想影响，但骨子里，他还是属于儒家学派的。
他批评宋轻、惠施和公孙龙等人也并不是和儒家主张背道而驰，而是不想看到别人违背儒家正统，不希望儒家的学者被人们看作是只会瞎扯的人，整日玩些文字游戏。而他对墨者思想的吸收，也是为了儒家思想的发展，使之更加适合时代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