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先谦的旧中史学：《汉书补注》和《后汉书集解》
引言
王先谦-),字益吾，号葵园，湖南长沙人。年入湘军长江水师响导营，和刘坤一、左宗棠相识，并在其后卷入了湘、淮派的斗争及帝*后*斗争的漩涡。同治四年)中进士，官翰林院庶吉士。其后历任江苏学*、清国史馆总纂、翰林院侍读、国子监祭酒等官。年罢官居长沙，主讲思贡、岳麓等书院。年放弃讲学，成为地方顽固派绅士的首脑，辛亥革命后仍从事著述。他的主要著作有《荀子集解》、《校盐铁论》、《日本源流考》、《汉书补注》和《后汉书集解》等。
一、编撰《日本源流考》宣扬封建君主制，反对维新变法
《日本源流考》，成书于光绪二十七年),二十二卷。记载日本建国至明治二十六年的历史，取材于中国史书和日本史籍，用编年体编纂而成。是一部宣扬封建君主统治、反对维新变法的著作。
在叙述日本朝*演变历史时，以“世王”制度为主线，认为日本*治变化虽然复杂，但从开国至今始终保持了帝位的一脉相承的所谓“世王”制度和姓相传的君主血统。对此，他无限的仰慕，热情的歌颂，认为这种“世王”制度对日本臣民有所借鉴取舍，而且对世界其他国家亦可借鉴。他企图宣扬日本君主世代相传的历史，作为巩固清廷封建君主*体统治的历史依据。
王先谦认为日本之所以能够长期地维持“世王”制度，主要是由于它“取则李唐”即仿效中国唐朝统治制度，再加上后来在德川慕府专*时代，“偃武三百年，人士涵濡宋学，晓然于尊王之义”。在他看来，正因为日本有“世王”制度和臣民的“尊王”思想，故当遭受外国资本主义国家侵略，“重关洞开，情势岌岌”时，国内的人们便能“藉口攘斥西人，责德川慕府以归*，算动群荡，纳上户土，亿兆一心，拱戴王室。”因此，“谋议翕合，上下之情通，从违之机决。”收到“曾不数年，屹然为东方强国”的巨大效果。
王先谦又认为，日本在明治时期，如果不是“尊王”，而是“异议纷起，或复旧制，或倡民权”，官吏与官吏之间，矛盾重重，纷争不一，必然“退归而谋乱”；被统治的人民不满于统治者，将愤而烧官府，杀官吏，掀起反抗斗争。这样，势必导致所谓“国是丛脞”，使国家蹈于危亡境地。他以此为理由，反对当时中国的康、梁维新变法和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他一方面向往日本在明治维新以后君主*体的日趋稳定，国势也日臻强盛；另一方面，歪曲日本明治维新的历史，企图否定日本兴起是由于明治维新变法的结果。
他认为：日本之所以能够强盛，是由于所谓“英杰在位，审时制宜，朝廷规模，悉由初立，倾一国人，乘方新之气，日皇皇焉，惟国制之图。其前无所因，故后并不得谓之变。”这里，他根本否定日本明治维新是变法。他又对日本刊行的许多维新史之类的历史书，说是“扬诩过情，观之徒乱之意，不可概执为兴邦之要道也”显然，这是针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改良派宣传以“效法日本明治维新”而言的。
关于日本明治维新的性质问题，他认为：“考其内*，所施惟力课农桑，广兴工艺，为得利之实，而以官金资助商会，知保商即以裕国，从而维持附益之，斯得西法之精者也。”这完全不顾历史事实，蓄意抹煞和歪曲日本明治维新在*治、经济制度上的某些适应资产阶级要求的改革，而将改革的范围、性质局限于封建地主阶级的“力课农桑，广兴工艺”的框框内。
并认为日本在改君主为君主立宪*体之后，国势虽日益强盛起来，但国内外还存在着不少问题。他说：“日本以专制之国，改为立宪，已未和俄之事交于中衢，丙午铁路之议忿争于广座，此外风潮，靡岁蔑有”。接着又说：“日本国势隆盛，尚犹如此，若制度流阔，奸宄潜滋，起而与官府相持，殆有不可问者”。意思就是说，日本那样的国家由君主改行君主立宪，尚且如此，况且中国较日本弱，更不能效法日本改行君主*体。故他还警告当时的中国的资产阶级改良派说，如果遽行君主立宪，势必导致“奸宄潜滋，起而与官府相持”之局。王先谦不仅害怕康、梁所倡导资产阶级的维新变法，更害怕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反对实行君主立宪，坚决拥护清廷封建专制统治。
为了维护封建专制君主制度，他百般美化中国封建专制君主制度。说人民视封建君主若“天神”，“乐其宽然有余”，到处能听到“击壤之歌”，认为在中国倡导地方自治和实行君主立宪，是与中国的“国情”不符合的。他说：“夫所谓自治云者，从前西国无*教，百姓困苦，不能相忍，自上下，以成此局。中国数千年圣帝明王殚其作君作师之力，积累经营，筹宪既用，防检尤密，其立国之事。不侔矣”。还说，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自治之权”是由于“鸠合大朋”，互相抑制，不得不如此，而中国“自黄帝，尧、舜以来，戴君如天，望君为神，又乐而宽然有余也，而欣欣焉以自私，击壤之歌也。”结论是：“引西人自治之*，其不能相合决矣”。他强调中国的特殊，不能也不需要进行任何地方自治和实行君主立宪。
王先谦又认为，中国即使要变法图强，也不应效法日本维新的做法，搞什么君主立宪，而应当适应中国的国情，只要在地利农桑和工商业方面下些功夫就好了。他说：“开广地利，毋俾他人；我先谦审外商所以欲动吾民，而攫取财”。“行是二者，必以放勋之劳来辅翼为心。”又说：“鼓天下之民力以求保我君民共有之元气，国家灵长之祚或在兹乎。”显然，他是力图用封建统治者所能实行的一些改革措施，来抵制资产阶级维新变法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王先谦还强调图强之计在于工艺制造，不在于改变制度，而在于人不在于“空论”。
他说：
“中国学人，大病在一空字。··..··新学兴，又斥西而守中，以西学尤繁重也。至如究心新学者，能人所难，宜无病矣。然日本维新从制造入，中国求新从讲求入，所务者名，所图者私，言满天下，而无以实继之，则仍然一空，终古罔济而已。”王先谦是地主阶级顽固派封建正统主义者，他的《日本源流考》一书，完全是为了反对康有为、梁启超等资产阶级改良变法而写的。为达到反对维新变法的目的，他不惜歪曲历史事实，否认日本明治维新的资产阶级变法的性质。为了反对地方自治、君主立宪，无耻地为清廷封建专制主义统治唱赞歌，宣扬“君臣大义，上下名分”等封建纲常思想，并力图用封建儒学的正统思想来维护封建帝王“万世一统”的封建专制统治。《日本源流考》不仅贯串着封建地主阶级顽固派的封建正统主义*治观点和历史观点，而且在史料上也是东拼西凑而成，在史料上亦无多大参考价值。
二、编撰《汉书补注》
《汉书》是中国史学上第一部纪传体断代史著。作者班固是封建正统主义史学家。他站在大地主阶级立场上，用封建正统主义历史观点为指导思想编撰《汉书》。由于《汉书》中具有强烈的封建儒学正统思想，最有利于维护封建统治，因此，历代封建统治者都竭力推崇这部书，为稳固其封建统治*权服务。
但是，《汉书》多古字古训，一般读者不易看懂，汉末，便有应劭等为之作注解。到唐代，颜师古集隋以前二十三家的注释，汇成集注，是集大成之作，“然未发明者固多，而句读讹误，解释踌较之处，亦迭见焉。良由是书义蕴宏深，通贯匪易”。宋明以下继有注释刊误之作，清代考据学盛行，“研究班义，考正注文，著述实富，广隆往代。”为《汉书》作注释或考辨的颇多，其中以钱大昕《汉书考异》、钱大昭《汉书辨疑》、沈钦韩《汉书疏证》，以及后来周寿昌《汉书注校补》等为较突出。至于清人笔记和集文《汉书》所析疑析难的文字就更多了。王先谦补注便是吸收清代考据学的丰富成果的基础上编纂而成的。
王先谦注《汉书》，首先注意史实的诠释、疏理与通贯，使难于迎解者通顺可读。如“律天文颜监无注，国朝钱李请儒洞贯刘术，更推衍三统以明天文，图籍纷陈，管窥积岁，补苴罅漏，藉竞全あ”。难以理解的《律历志》经他补注注释之后，一般可以读通掌。
主宪谦对国家制度也进行了考证，阐明了很多问题。如大搜客制度的源起，主先谦在《汉书补注》中认为，周寿昌引《淮南子·天文高注》二冬时大搜客。“大搜盖起于战国，至秦益甚。观李斯、商鞅诸传及淮南子可证。汉高混一，法稍驰矣。孝文帝除关无用传，则不独宽于京师。武帝复用此法，迨巫蛊史，盖其禁悉已除矣”。
按孝文帝十二年二月除关无用传，沈钦韩云：“终军传谓之绣，今谓之路引。”终军传言：“军从济南当诸博士，步入关，关史予军儒。军问以此何为？吏曰：为复传，还当合符。军曰：大丈夫西游，终不复返，弃儒而去。”可见西汉初年战国时期列国分立的制度仍存，各国人民出入关要用传，居住他国称客，还要大搜逐客。消除这种现象。实现统一，是长期历史发展中完成的。
王先谦对礼制的补注特别重视。如吴仁杰对明堂的考证，是下了一番决弃工夫的。王先谦补注吴仁杰考证所提出的：“礼仪觐礼诸侯觐于天子，为官方三百步，四门，坛十有二弄，深四尺，加方明其上。方明者木也，设六色，东方青，南方赤，西方白，北方黑，上玄，下黄，此盖明堂之制也。郑康成但以为会盟之仪。夫明堂所以祀上帝及五帝，而因以觐诸侯者也。明堂者以其加方明于其上，坛也，谓巡狩至方狱之下，会诸侯为坛，加方明于其上吴仁杰此考甚精，解决了汉儒所没有解决的问题。杨琼虽知明堂是坛，但不知引证觐礼，没有说服力，只有吴仁杰提出了有力的依据。
《汉书》流传既久，讹脱错乱是所难免。王先谦在《汉书补注》中进行了校证与纠缪。如《汉书·律历志》三统历冬至日躔在牵牛初，由此二十四节星宿度都错了。三统历又把二十四气分配在十二次，如星纪则大雪、冬至二气，玄枵小寒、大寒二气。对此，钱大昕提出批评说：“东汉蔡邕，所分宿度较之三统率先六度，所以然者，古人未明岁差之说。三统据周末冬至日在牵牛，定斗十二度为星纪之初。东汉测冬至日躔计二十一度，遂改斗六为星纪之初。盖既以节系于十二次，节气既差而西，不得不减宿度之就矣。其实十二次者，恒星天之一周，二十四气者，黄道之一周，当而分为二，不当而为混一。··至十二次之名，多从星象取义，西陆北陆在天自有定位，而冬至日躔，岁岁不同，由于恒星天亦随黄道东移，汉人未识其故，增减宿度，以就节气，误矣。”黄道是太阳的视运动，在地球上看来，太阳一年运行，即从冬至绕天不足一周，冬至点七十年余要后退一度。日在牵牛初是战国冬至日躔，至太初年间应在建星，三统历所刊是错误的，十二次应该固定和二十八宿结合，不应该随节气而西移。
《汉书》是在天人相应、阴阳五行学说盛行的时代条件下撰写的。班固是天人相应学说的信奉者。他依据刘向的《洪范·五行传》撰《五行志》，据刘歆的三统历撰《律历志》，天人相应、阴阳五行说渗透在整个《汉书》中。如班固说三统历推法要，沈钦韩引历代历法专家批评的话说：“晋志：刘歆造三统以说左传，辨而非实，班固惑之，采以为志。杜预长历说：刘子骏造三正历以修春秋，日蚀有甲乙者三年十四，而三正惟得一蚀，比诸家既最疏。又六千余岁辄益一日，凡岁当累日，为次，而益故之，此不可行之甚者。案此非也，杨忠辅统天，郭守敬授时并有岁实消长之法。上考往古，则岁实百年长一，周天百年消一。下验将来，则岁实百年消一，周天百年长一。
姜岌云：歆历于春秋日蚀一朔，其余多在二日，因附五行传眺与侧匿之说，著春秋诸侯多失其*，故月行恒迟。歆不以已历失天，反以已历害天。宋志：三统历以说春秋，属辞比事虽甚精巧，非其实也。唐志：刘歆以春秋易象推合其数，盖傅会之说。宋明天历议：刘歆三统历复强于古谓日法，故先儒谓之最疏。明志郑世子历议：春秋前后千载之间气朔交食，长历大衍所推近是，刘歆、班固所说非也。案班氏不知历，故以为密，亦由当时无李淳风、刘义叟者相与切究耳。”
上述引文中的案语是王先谦写的。他以为班志所以对三统历评价错误，是因为当时无知历者相与切究，但自太初改历起汉代历法专家间论争了一百多年，班固是知道的和了解其论争的双方观点的，而且刘歆本人对历法是有研究的，三统历也确实保存了汉代历法的重大成就。太初历和他的理论化的重订本三统历所以“疏”，是因为它是用来宣传阴阳五行的学说的，是不惜牺牲数字的精确性来迁就它的学说。
三统历即使在当时是代表了历法学科的水平，但经过三千年来的历法学科的发展，以及历代历法家的批评，是早已进入了历史博物馆的东西了。为什么王先谦要抱住它不放呢？这是因为刘歆的阴阳五行学说和复古怀旧思想，正是地主阶级顽固派力求阻碍历史潮流前进所十分需要的。
王先谦的《汉书补注》在资料方面虽然比较丰富，但在注释和考证方面存在着不少缺点和错误。如《天文志》营室东壁并州下，在王先谦列举安定、天水、陇西、酒泉、张掖、武都、金城、武威、敦煌，这些历代都是属于凉州地域。东井舆志雍正下，列举云中定襄、雁门、代郡、太原、上*，这些属于并州地域。上述错误是《晋书·天文志》的错误，王先谦引证时照抄了。可见，这些极明显的错误他也没有发现。
另方面，他所考证的一些东西也有可疑的地方，如益州郡贲古县，说在今师宗之北，罗平州东，及贵州兴义府，牂柯郡同并县，说在滇池东境，或在今澂江府河阳县地，则同并在益州郡腹地，贲古县反在其东。又且兰县几乎囊括贵州省大部分地区，汉县虽大，恐不能如此宽广。同时本书中错字也不少，如《律历志》引大衍日度议：“上元甲寅岁”，“寅”误为“历”，“距义和千祀，昏明中星率差半次”，“千祀”误作“干祀”等等。
《汉书补注》前后互相矛盾。如秦三十六郡，引全祖望说：“秦初并天下，分为三十六郡，后取扬越地，置桂林、南海、象群、辟河南地置九原郡，则此四郡不在初并天下所设三十六郡内。”认为应有楚郡、广阳、东海、黔中。《高祖纪》补注引全祖望的话说：“项羽所王梁楚九郡是：东海、泗水、会稽、南阳、黔中、东郡、碣郡、楚郡、薛郡。”而钱大昕、刘文淇、姚鼐所说九郡内有东阳、鄣郡、吴郡、颍川、郯郡、陈郡为非。
王先谦又提出：“楚郡地广远，后又分为九江、长沙、东海、泗水、薛五郡。项羽都彭城，是泗水郡也，楚亡时都寿春，如秦灭楚时置楚郡，郡治亦当在寿春，《地理志》以寿春是九江郡治，楚郡分后，已不存在。《陈涉传》王先谦案：“陈是楚郡治”。而高帝时楚国在彭城，而先谦云楚国秦楚郡改，则何以不在陈。又王先谦在高帝置郡内，涿郡下，注渔阳分，如广阳为三十六秦郡之一，则涿郡当分自广阳，不当分为渔阳。《吴王濞传》王先谦案：“高帝文帝时有吴郡，景帝后合并之”。而王先谦于秦郡、高帝所置郡中也没有提到吴郡。诸如此类的问题很多。
王先谦对有些研究或注释《汉书》的重要书籍，也没有收入。如杭世骏《汉书疏证》是《汉书》注疏中的重要著作，未收入。杨树达《汉书窥管》引王荣商、姚振宗、钱泰吉等说，这些人与王先谦同时代或稍前时代人，他们的看法也未能收。《汉书窥管》还证引李慈铭、周寿昌等人说，他们都是王先谦的师友辈，且参与《汉书补注》的校订工作，这些人的意见也未能收入。其遗落之多，可想而见。
《汉书补注》引文也往往有误，如《郊祀志》：“周公加牺告徒新邑”，是志本文，王先谦误为沈钦韩语。又如陈景云以王子侯表：湖乡、伊乡两侯同名开，全乡就乡两侯同名不害，还有一误。而《汉书补注》以二注均入湖乡侯下，将四侯混合为一，同名两起事实抹杀无余。周正权认为：“葵园《汉书补注》风行薄海，考史者均推为第一善本，良非偶然。顾其间摭拾甚详，而不免疵类，征引既博而微欠折衷”。陈直先生也指出，“王先谦之优点，自己创见并不多，排比校雠之役，且多假手他人。但以本书引证本书，予初学以极大便利。王先谦之缺点，是名家之精华，如钱大昕、周寿昌诸人，采摭均有未备。且剪裁截合，往往与作者本义相违背”。
事实确实如此，如杨树达《汉书窥管》曾说：“景帝三年七国反时，张释之正为淮南相，释之将淮南兵，不令王以友，事后卒不录见。《淮南传》述此事不载姓名，本传亦绝不叙入。”这是因为景帝为太子时坐车不下司马门，为张释之所劾，所以有关张释之的功绩不叙。这件事是颇为重要的注疏，周寿昌提出过，而没有为《汉书补注》所收录。又吴仁杰《两汉刊误补遗》一书中的内容，虽然十之六七已刊入《汉书补注》中，但仍有十分精当的内容被遗落了，如考斟寻、斟灌云：“汲家书有之，太康居斟寻，相奔斟寻。
初斟寻故国在河南，羿遣嗣侯伐之，乃弃国而保平寿，此所以斟寻有二城与。·······或谓汲冢书恐未足据，是不然，其书言桀亦居斟寻。按《天问》：汤谋易旅，何以厚之？覆舟斟寻，何道取之？则桀亦居斟寻而为商人所取。其言与汲冢书若符契。”《天间》：帝降夷羿，革孽夏民。又云：冯珧利决，后夔取之，而少康伯封同出也。伯封之亡，·····后羿所为天之者，亦以其*于帝相而不附已邪。羿既获伯封而用之以祭，故天问继之云：“何献蒸肉之膏而后帝不若”。王先谦杂引诸家之说，对有夏之居及：斟在纷争不休，无法得到结论，而吴仁杰一言决之，为现在我们研究夏史者提供了重要的史料。
王先谦对许多专门知识，缺乏研究，在注释《汉书》时，自然难免不少错误。如汉光禄大夫，本无印绶，可是也误引《通志》资料，说是印，反疑《汉书·百官表》中所载资料不正确，《汉书·南粤传》中的博阳侯陈濞，《汉书·高后文功臣表》有“博阳节侯周聚”语，“博阳”系“傅阳”之误。王先谦承袭了这一错误把周聚说成博阳侯。王先谦不仅在注释典章制度和历史事实方面有错误，就是在注释一般句读时也同样有一些失误。
结语
但是，我们不能因《汉书补注》在注释和考证上存在着缺点和错误，就否定这部书的学术价值。由于它所搜集的资料比较丰富，对史学研究提供了极大的方便。自《汉书补注》出版后，续《汉书》的人，差不多人手一编，在当时的情况下，使《汉书》中封建儒学正宗思想和封建正统主义*治观点和历史观点，得以更广泛地流传，这在当时资产阶级维新变法运动中起了毒害人们思想的消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