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年，汉武帝刘彻做了一个重要的决定：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这个决定影响了后世几千年，直到如今，我们的生活依旧受到儒家学说的影响。如果站在历史的角度，这是一个无比正确的决定，因为从那时开始，中华帝国开始有了自己恒定的核心价值，开始有了一个完整的国家意识形态。可如果站在汉武帝的角度，那这个决定得却并不容易，因为在他之前的汉朝统治者，几乎都不大看好儒家学说，刘邦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据说汉高祖刘邦只要一看见儒生，就忍不住要摘下他们的帽子往里面撒尿，汉武帝的祖母窦太后却更加看好黄老学说，对于儒生几乎是不屑一顾，甚至于将一位名叫辕固的儒生扔到猪圈里去与猪搏斗。所以从某种程度上来看，汉武帝做下独尊儒术这个决定，甚至可以说是忤逆了他祖母的意愿，那究竟是什么样的力量让他做出这个决定的呢？
陈道明饰演的汉高祖刘邦
一、秦制与秦*的教训
严格来说，在秦始皇之前，中国的土地上，从未出现过绝对权力的存在，直到秦国一统天下建立秦朝，混乱的时代才得以终结。统一，对于一个掌权者来说，真正的统一从来都不只是统一土地，更要统一规矩，统一民心，这也是秦始皇嬴*在建立秦朝后的一直在努力的方向与目标。秦朝的*治与制度一直都受法家影响，商鞅变法为曾经弱小的秦国带来大量的粮食与军力，使其得以在战乱时期雄霸一方甚至到后来的统一，可是当天下太平，法家学说的弊端也开始逐步展现。
法家重罚，极力夸大法律的作用，强调以重刑来治理国家，对轻罪实以重罚，重罪加以株连。重刑重罚让地方百姓的生活压力成倍剧增，人民心中有怨，以至于后来不过是一个小小的地方百姓起义，竟能数日之内号召千余周边人响应，最后在短短半年时间里形成多方割据，诸王并起的情形。这里面固然有秦二世昏庸的原因，但不合适制度与*治所带来的弊端也被展现的一目了然。正是因为如此，在和平年代选择一个相对和平的制度与*策就显得十分重要，但最重要的是，思想，必须跟上时代与背景。
秦朝末年地方起义盛行
二、文景之治所带来的经济基础与社会背景
不得不说，汉文帝与汉景帝统治下的帝国，确实就相对和平，其实在汉武帝之前，汉朝的历代统治者都不是某一派学说的亲睐者，他们首先是按照儒家荀子派的学说确立君臣名分，然后按照法家的主张治国，选择以老子那般清净的方式主理，可谓是糅合了诸家思想，只是更多的，用得是无为而治，与民休息。
七年楚汉战争给这个国家与百姓带来了太多压力，高祖刘邦在与匈奴的战争中又屡屡失利，劳民伤财，这是一个满目疮痍的国家，城池毁灭，良田荒芜，所存户口不足十之三四，就连皇帝的专属座驾，都配不四匹颜色相同的马，文武大臣更是只能做牛车，这样的国家，需要的是时间，需要的是休息。
于是，从汉高祖开始，到汉景帝，五十余年的时间里，历经四位皇帝，他们所做的都是在遵从黄老学说中的力求清净，没有了战乱，没有了酷刑，底层百姓的生活开始归于平静，土地开始得以开垦，城池得以重建，国家经济开始稳步提升，到文景时期，国库里已是堆满了钱粮，此时的环境与之前已经大不相同了，从开始的只能骑牛羊出门到上流社会如果只有母马可骑，都觉得丢人现眼了。然而清静无为的思想尽管为国家带来的繁荣，造福了百姓但也从另一方面造福了一些心思不纯的人。
汉景帝刘启
三、长期的无为带来国家思想*治的混乱
没有了法家的严刑酷法，管理层又奉行清静无为，国家对于地方的约束就开始有些力不从心了，失去了约束，为了能让自家的学说得以发扬，得以立足，那些获得了言论自由的谋臣策士开始自处摇唇鼓舌，甚至于散播谣言，而这里面以法家与纵横家最为猖獗，法家学说的支持者认为国家的管理能力不足，军队的纪律涣散，从而导致地区的言论不统一，地区的诸侯不归心，因此四处三波学说，希望得到重视，使得法家学说的地位得以回到从前，一时之间，支持者无数，可这不是最令汉武帝担心的，最令他担心的是那些纵横家。
纵横家是一个独特的谋士群体，所谓合纵连横战术在春秋时期也是大放光彩，但这是一个只适用于战乱时期的学说，天下大乱之时，有勇者可大放异彩，有勇有谋者可争夺天下，纵横是这个谋，甚至可以说是乱世的解药，但当天下笃定，和平时期之时，这个学派的存在反而变成一种风险，何出此言呢？因为可以合纵连横的，不只有混乱时期的王，还可以是和平时期的王。同样的道理，诸侯有勇可逆乱，有勇有谋则有可能天下易主，这绝不是高高在上的皇帝愿意看见的，所以要想做到真正的解除内忧，还得先统一人心，当然，是完全属于他个人，属于天子的人心。
汉武帝刘彻
四、地方割据势力隐患开始出现
刘邦建立的汉朝实行的郡国并行制，说白了，就是又有郡县又有诸侯，这里面固然有刘邦自己本身的认知问题，但更多的还是要犒劳他当初一起追随他打天下的人，以此笼络人心。郡国并行制的弊端与分封制一样，诸侯王被分封到各地，几乎无人可以对其进行约束，加上汉初奉行清静无为的*治体系令这些诸侯王可以肆无忌惮的发展自己的实力，当诸侯王的实力开始逐渐强大，中央对其的威慑力就开始逐渐变小。
早在景帝时期，诸侯王的问题就开始出现，所以当时的御史大夫晁错就建议汉景帝削弱地方诸侯的力量，汉景帝采取了晁错的《削藩策》，先后下诏削夺楚，赵等诸侯国的封地，此举当然引发了各路诸侯的不满，也就有了之后的七国之乱。
七国之乱在三个月内就被平定了，时间很短，但过程却并不轻松，当时的汉景帝甚至诛杀了想出削藩之策的晁错，意图抚平各路诸侯王的怒火，可七国联军反倒因此认为这是汉景帝软弱无能的表现，愈发嚣张。景帝无奈最终只得出兵平乱。
七国之乱的平叛让各路诸侯的实力被大量削弱，使得其短时间内再无威胁中央的实力，但这，只是短时间内，并不是永久，要想大汉帝国永远屹立不倒，首先要解决的，必然是内忧，无论是法家还是纵横家，都是这些忧虑开始的关键。太多对于中央的不良言论只会加剧地方的不满，而太多思想的涌入则有可能从另一方面变向提升诸侯国的力量，这是汉武帝所不能容忍的，因为他要的，是一个完全由他统治的天下，是一个完全由他掌握的思想。
七国之乱
五、一人奠基一人发扬
需要注意的是，我们这里所说的儒学，指的是，新儒学。说到新儒学，我们不得不提两个人，一个叫叔孙通，另一个叫董仲舒。叔孙通最早是秦朝的官员，此人为人处世相对圆滑，不同于许多传统的儒生，因为在秦朝宫殿中颇具争议。秦朝末年天下大乱之时，他转身就跟随了刘邦，直到后来刘邦称帝，叔孙通才开始拿出他儒家学说的一面，他制定的宫殿礼仪第一次让刘邦彻彻底底的感受到了当皇帝的感觉。刘邦此人草莽出身，起义之初为了笼络人心也没少受委屈，如今大事已成，叔孙通成为了让他开始享受皇帝快感的头号人物，这让原本对儒生不屑一顾的刘邦开始慢慢转变了态度，叔孙通也因此得以让他的一百多位门生踏入宫殿，让儒家学说步入朝堂，那么，叔孙通对于儒家的改变在哪里呢？
在服务对象上。
传统儒学大多服务于平民百姓或是诸侯国管理层，可叔孙通很清楚的是，时代变了，那么人也得变，他的目的就是要让这个帝国的管理真正意义上接受儒学，学习儒学，当然，他成功，他奠定了这个基础，所以，他的接班人来了，那就是董仲舒。
如果说叔孙通是新儒学的奠基人，那么董仲舒就是新儒学的发扬者。董仲舒的做法就是教育，在刘邦的时代，不论儒生的表现如何优异，都还不可能让刘邦将辛辛苦苦打下的帝国交予一堆儒学家管理，这不是刘邦一个人的想法，而是当时整个汉朝管理层的想法，叔孙通令汉朝的高管接受了儒学，董仲舒则是要把儒生变成汉朝的高管。所以，他设立太学，成为当时唯一的最高学府，从这座学院里走出来的人，可以成为皇帝身边的顾问，可以进入国家管理层，久而久之，汉庭上下，遍布儒学而此时此刻其他派的学说或受*治原因，或受自然因素，被一一罢黜，即使皇帝不同意，这片天空之下影响力最大的学说也只能是儒学。
叔孙通
六、新儒学并非个人的思想，而是时代的产物，因此也是时代的选择
之所以被称之为新儒学，更多的原因还是因为不论是叔孙通，公孙弘还是董仲舒，他们都是传统儒学下的门生，新儒学出自他们之手，自然还是要顶着儒学之名，但其实相对于旧儒学来说，新儒学的进化，可以说是彻头彻尾的。
他吸收了法家对于法学的理解，却又摒弃了法家重罚的特性，他沿袭的道家学说对于上天的认知，却又放弃了对无为行径的，他提出了大一统的思想完美的适应了统治者的需求，他并不只属于儒学，他属于那个时代之下所有的学说，他汲取了百家之所长，摒弃了百家之所短，可以说，至少在当时的那个时代，新儒学是最全面也是最符合汉武帝想法的学说，这也是汉武帝为何在与董仲舒彻谈之后欣喜万分的原因，他将皇权神化，让人民信仰的不再是法律不再是上天，而是皇权，他让一个国家万民归心，从而走向强盛。这也是为什么即使千年之后，儒学不断改变，不断进步，却一直都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上生生不息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