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2日，李泽厚先生逝世，享年91岁。想起去年此时，由于课程原因，正在阅读先生《中国古代思想史论》一书。受限于学识浅薄，读得艰辛坎坷，很多地方需要反复琢磨，可能依旧半知半解。最终简单整理成一篇读书报告，算是对阅读体会做了大致梳理。今录全文于此，聊寄敬意与哀思。
重构分野之源
——读《中国古代思想史论》
《中国古代思想史论》一书是李泽厚先生《中国思想史论三部曲》的第一部，历来备受重视，多有探讨。作者吸收、融汇了中西方多种理论，加之对中国古代思想发展脉络的深入考察，重新建构了分析各派思想的独特逻辑体系。
本书共有九章，涵盖先秦到明清漫长的历史时期，涉及到儒、道、法等多家学派。其中，从“孔子再评价”、“荀易庸记要”，到“秦汉思想简议”，再到“宋明理学片论”，儒家思想发展占据了主要的篇幅。与此同时，他也有选择地讨论了墨、兵、道、法等相关学派思想。“从目录中可以看出，我所注意论述的是孔墨、孟荀、老韩、易董、庄禅以及所谓‘内圣’（理学）‘外王’（经世）之学。”[1]作者不求全面，而是以独到的认知，对中国古代思想的发展脉络做了梳理和取舍。以儒家为主串联全局，辅之以相互交织、影响较深的其他学说，这构成了本书的框架。笔者所阅读和评价的正是这部著作的先秦至秦汉部分，版本为年版，由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出版。
一、系统性——核心理论与阐发
（一）文化—心理结构
本书从孔子的思想出发，其思想系统的中心是“仁”。而“仁”不仅仅是传统所认为的与“礼”相对的内在价值标准，而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它由血缘基础、心理原则、人道主义和个体人格四个方面组成。强调血缘纽带是“仁”的基础含义，同时也由孔子上升为了意识形态的自觉主张。而“礼”的基础则被认为是直接诉诸于心理依靠，将伦理规范与心理欲求融为一体。“仁学”思想在外在方面突出了人的社会性和交往性，强调秩序、和谐；在内在方面突出个体人格的主动性和独立性。
这四项因素相互作用，相互制衡，共同维系着结构的平稳运行，并长久地对中国古代社会思想产生了影响。它们其中的某个因素的变化和消长，又会成为新的补充形态。李泽厚认为这一结构是我们了解和运用传统思想的关键所在，它不仅是认识孔子和儒家思想的钥匙，而且作为“母结构”吸收和转化法家、道家等学说，是中国古代思想的主流脉络。
作者在开篇即提出这一理论，并在后文的论述中反复提及和参照，使其贯穿全书，体现了鲜明的系统性特征。以董仲舒为代表的秦汉思想，既是儒学发展的新兴形态，也是多家学说的集大成者。一方面，始于孔子的文化-心理结构，由荀子增加个体人格因素比重，强调重人为、重社会，突显“伟大的人的族类的整体气概”，同时减弱心理因素的作用，更多的把目光放于客观的社会秩序规范。这为董仲舒“强调社会秩序与自然规律相联系而作为和谐稳定的整体存在的重要性”提供了逻辑基础。另一方面，阴阳五行思想为他建立对应的五行图式提供了手段和框架。究其本源，董仲舒的新思想仍然是在这种文化-心理结构的体系之内的创新，我们的分析和设定因此也有章可循。
此外，从“仁（义）”的发展历程中也可以窥见作者理论的连贯性。孔子首先提出“仁”的思想，讲“仁”是为了“释礼”，维护“礼”的统治秩序。他将“仁”的基础建立在血缘纽带之上，使其逐渐成为人们自觉的追求。加之心理因素的作用，“仁”这一内在表现形式意外地超出外在表现形式“礼”的高度，成为儒家思想的核心。而到了孟子阶段，他强烈地突出第二因素（心理）的地位，将天然的心理感受说成先验性的“四端”论，践行“仁义”成为了必然选择。之后，荀子对这种主观因素有所弱化；到了董仲舒时，他融汇法家与阴阳家等思想，“把儒家一贯讲的‘仁义’，提升和放大到宇宙论的层次上来制约绝对君权”。
思想内容的改变可以通过因素的消长变化得以解释，我们从中可以看出结构模式的有效性，它不仅串联着从孔子至秦汉甚至到宋明的中华文化主流体系，而且表面上对立的学派背后也有着可分析的思想关联。同时，思想史不再是一人一家的片段式分析，这一模式的提出对我们系统地探究古代思想和它的现代价值有着重要的意义。
（二）理性精神
刘再复曾评价李泽厚说，“他最宝贵的价值是他的思想完全扬弃情绪，极为理性。”其实，理性不仅仅是李泽厚自己的治学态度，也是他极为重视的思想特征之一。承接上文文化-心理结构的范式，在其中发挥润滑与连接作用的正是理性精神，李泽厚将其称之为“实践理论”或“实用理性”。作为一种理性精神，它主张冷静、客观地看待现实世界，摒弃宗教式的神秘色彩。同时，又极端重视现实实用，轻思辨而重实践。
值得注意的是，理性精神也不是固定的、封闭的概念，而可以随着客观条件变化不断发展出新。荀子重视自然规律，在世界观上强调唯物论，在认识论上强调“虚一而静”，充分展现了清醒冷静的理性批判态度，这也是“张衡、王充、刘禹锡、柳宗元一直到戴震、章太炎之所本”。同时，这种态度也体现于孙子、老子、韩非等人的理论中，对待人生世事那种极端“清醒冷静的理智态度”，不断稀释和修正感性、心理因素的片面作用，并最终被吸收在儒家中，构成了中国智慧的基本特征。
同样地，这一特征的弊端在历史检验中也明显地暴露出来，正如李约瑟所提到的，中国历来过分重视实用价值，忽视科学的抽象思维发展，因此缺乏现代科学生发的土壤，进而使中国在现代化进程中起步较晚。而作者看到了理性思维在古代思想史上的重要地位，也便是直面现代问题的关键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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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方法
李泽厚认为，针对不同的对象，需要有选择地运用方法，在运用过程中变化和创新，而不能依靠所谓一成不变的“方法论”。[2]在《中国古代思想史论》这部书中，作者在研究方法上灵活多变，推论过程各有千秋。
首先，第一因素（血缘基础）的提出不是直接地、正面地从“礼”或“仁”的概念中抽象地推导出来的，作者搜集《论语》等有关的孔子言论，从提及血缘关系的言论数量、言论中对血缘重要性的定位等等外在表现反观，可以得出血缘纽带在孔子思想中的重要性。这样从形式到内容、由表及里的方式，摆脱了以往学者主观释义、各执一词的窠臼，具有较强的客观性和说服力。进一步，在提出第二因素（心理原则）时，建立了“血缘”→“孝悌”→“日常亲子之爱”→“人心内在要求”的递进过程，正向地把外在规范与内在要求结合起来，进而完成了对“仁”的认识构建。正反结合、灵活多样的逻辑方式，不仅为自身的理论建构提供了途径，而且丰富了思想探究的模式，具有较大启发意义。
另外，《中国古代思想史论》一书涉及到不同时期、不同派别的各家学说，作者常常进行多向比较，分析他们之间的内在联系，勾勒出整个中国古代思想的有机脉络。如在论及董仲舒的天人宇宙论图式时，作者先将它与原始儒家对比，明确其目的、*治体制及基础的不同之处，具有法家色彩。他又将其与阴阳家进行对比，突出积极作为、灵活、重视情感原则的特点。两项比较之下，董仲舒思想的特征具象鲜明，也随之理清了其他两家的变化过程，细致而不芜杂。
李泽厚将思想史比作照相簿，可以探究沉积在人们心理结构中的文化传统、文化传统与心理结构的关系，从而借助传统稳固的力量，改进和发展我们的民族智慧。基于这样的目的，有选择地取舍了重要的人物与流派，宏观把握古代思想的主体架构，详略相间，是提纲挈领的导引之作，留有许多可供研究的问题空间，也为我们之后的思考提供了范式。
三、研究视角：唯物主义与“回到康德”
（一）工具本体
李泽厚在研究中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并以此来阐释中国古代思想。在分析孔子思想的文化-心理结构时，他强调其并非是非历史的先验结构，而是建筑在农业社会小生产的基础上，经济基础的稳固使得思想观念得以长期保留。同时，他也在运用马克思主义时审慎反思，指出“阶级性并不能囊括历史现象的全部”，避免落入教条主义的陷阱。
在李泽厚读书时期，马克思主义正是当时社会的主流思潮，他还认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之所以能被普遍接受和认同，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的思想基础和社会目标与儒家传统相一致。因此，运用马克思理论、坚持唯物主义的观念成为他的必然选择。并且，“对于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表达广泛见诸他的思想史研究、美学研究和康德研究，也典型地表现在他后来有关‘吃饭哲学’和‘历史本体论’的论述中”[3]，成为他思想研究的有力工具。
但是，受马克思理论的影响，强调实用价值与物质基础，使他对儒家“中庸”思想的认识局限于物质层面，将实质归结为一种统治手段[4]。但孔子曾说，“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可以看出其已然达到精神心理层面，成为人伦本性的追求，而这样的高度不可被物质基础所抹杀，应是浑然统一的整体。这样的片面认识“导致其只抓住了儒家现实生存中的物质根基部分，而割裂了儒家现实生存的整体构成性”[5]。由此看来，书中对“中庸”这一概念的分析便显得有些单薄和局限了。
（二）心理本体
在本书中，也有许多观点涉及到了西方哲学社会学概念，他将春秋时期的百姓解释为“公社自由民”，也曾批判黑格尔对孔子哲学的理解过于表面。但涉及最多的，还是康德的哲学思想。如在第一章第二节，论述“仁”的内在方面时，提及《纯粹理性批判》；在第一章第四节附论孟子时，提及伦理绝对主义等。李泽厚曾解释他转向康德的原因——“中国传统是心理主义、审美主义，而康德是我所谓的“先验心理学”，所以很自然便联结在一起了”。
“回到康德”，是李泽厚《批判哲学的批判》等书一再提出的思路，即重复突出研究心理和人性，这对于强调心理原则和情感价值的儒学思想来说尤为重要。而且，这并非是要求完全回归先验哲学，而是“以马克思（工具本体）来作康德（心理本体）的物质基础”。所谓“中西马”结合，应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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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未及研究与思考
在对孔、孟、荀乃至董仲舒等人思想的叙述中，作者都曾分别提及他们关于“学”的理论，但并未清楚地区分异同，使得“学”的概念片面而模糊不清，需要进一步梳理与探究。
从性质来看，孔子强调学习与教育是出于对个体人格完善的追求，孟子则认为学习是为了扩充自己内在的先验的善性，“学”的工具性减弱，而使命性和神圣性增强。同时，因为先验性，学习成为一种必然，主动性削弱。通过对《论语》和《孟子》等书中涉及学习内容条目的检索，可以发现孟子论及学习具体内容与要求的比例明显降低，这也从侧面反映了孟子思想重主观心理、轻客观实践的特点。荀子出于对客观条件的考虑，认为人必须刻苦努力才能生存，因此必须“学”，这是由于现实因素而非心理因素，“学”的工具性又有所增强。他冷静理性地看待“学”的目的与方式，重视实践，是孟子之后对儒家思想的回溯与自我发展。
秦汉时期，董仲舒将学习的目标细化为四层，使其更加具体化和制度化，由个体完善的工具逐渐成为统治阶级的*治手段。在内容方面，划定六经书籍、明确道德要求，并提出具体的学习方法。随着儒家主流地位的确立，“学”的思想也逐渐固定和具体。我们以此为切口，也可以描绘出古代思想发展的大致轨迹。
“我们对传统的任何批判和理解，都要受制于两个条件：一是我们当下的意识形态，一是我们民族的古老传统”[6]。作者着眼于我国古代思想的内容与发展，却始终怀着对时代问题的思考，正如他自己所说，他所注意的课题，是想通过对中国古代思想的粗线条的宏观鸟瞰，来探讨一下中国民族的文化心理结构问题，进而寻求现代问题的解决方法。在回归与展望结合的视野下，我们可以看出文化心理结构对本书的重要地位和价值，这也正是核心理论所在，它与理性精神互为表里，交织贯穿起中国古代思想的体系。
在错综繁杂的学说分野中，《中国古代思想史论》一书面古而朝今，“对中国历史进程的先驱及整个民族面对传统所形成的二重症候，作了深入、细致的哲学考察”，同时“为揭示历史进程与伦理构想的矛盾的根源，在更新、更深的层次上作了独到的探索”。这些建设性的理论架构为我们搭建了全新的探索空间，虽不能面面俱到，也偶有偏颇之处，但仍然留有许多课题和研究方法，对当今哲学社会问题的研究有着不容忽视的影响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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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李泽厚.中国古代思想史论[M].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P
[2]参见李泽厚,刘绪源.能不能让哲学“走出语言”[J].东吴学术,(03):5-15.
[3]唐文明：《打通中西马：李泽厚与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转引自赵士林主编．李泽厚思想评析[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4.
[4]同注1,P17.“孔子所讲‘中庸’之道的真正内涵，实质上是要求在保存原始民主和人道的温情脉脉的氏族体制下进行统治。”
[5]张永杰.李泽厚美学与儒家传统[D].辽宁大学,.P59
[6]李遥.历史进程与伦理构想的冲突——李泽厚两本中国思想史论读后[J].读书,(03):10-17.
文案：皊汐
排版：皊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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