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荀子》作为一部重要的儒家经典，具有丰富多重的人文意涵，其中的修身思想及其所倡导的君子人格，更能为当今的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宝贵的思想资源。《荀子》上承孔孟传统，批判继承道法墨的思想精华，对于其中蕴含的丰富的修身思想，更是独具价值，本文从《荀子》文本出发，试图对荀子的修身思想进行梳理和阐释。
一、《荀子》修身的目标
《荀子》中的修身思想，旨在将个人身心修养的升华，融入到社会治理的秩序中去，这与孔孟儒学内圣外王的传统是一脉相承的，正如《孟子》：“君子之言也，不下带而道存焉；君子之守，修其身而天下平”。[①]所以，《荀子》中的修身目标也分为内外两层。
（一）君子人格
荀子把理想人格分为士、君子和圣人三个层次，其中的“君子”是作为知识阶层的士大夫的理想人格，因为，士大夫与俗子的区别正在于修身与否，“然士夫独欲修其身，不以得罪于比俗之人也”。[②]在《荀子》中有大量文字描述了“全、粹、美”的君子人格。
君子德全，能定能应。在第一卷《劝学》中，荀子明确提出君子的人格完善独立，其源头来自于完善的德性。所谓“生乎由是，死乎由是，夫是之谓德操”[③]，有了坚定的道德操守之后，“德操然后能定，能定然后能应”[④]，定而后方能应物自如，才能做到“权利不能倾也，群众不能移也，天下不能荡也”[⑤]，“率道而行，端然正己，不为物倾倒，夫是之谓诚君子”[⑥]，真正地把握自身主体性，形成独立美善的人格。
君子以公义胜私欲。荀子认为人性中不待而自然的部分是人的本性，正如“目好色，耳好声，口好味，心好利，骨体肤理好愉怿，是皆人之性情者也”[⑦]，不能也不必要净尽，君子的可贵之处在于能“以公义胜私欲”，做到以公灭私，因而能拥有“君子贫穷而志广，富贵而体公，安燕而血气不堕”[⑧]的良好修养和定力。
君子贵中道。“先王之道，仁之隆也，比中而行之”[⑨]荀子的中道指的是礼义之中，“君子行不贵苟难，说不贵苟察，名不贵苟难，唯当之为贵”[⑩]，礼义之中，时止则止，时行则行，所以，君子的行为非常恰当而有效，“君子易知而难狎，畏患而不避义死，欲利而不为所非，交亲而不比，言辩而不辞”。[11]达到“宽而不僈，廉而不刿，辩而不争，察而不激，寡立而不胜，坚强而不暴，柔从而不流，恭敬谨慎而容”[12]的修养境界。
从《荀子》中不难看出，其所倡导的君子人格并不是一个枯槁的道德模版，而是一种活泼泼的生存状态和人格境界，君子不仅具有高尚的道德修养，还能以一种春风化雨的人格形态影响他人，利益社会，移风易俗。
（二）圣人境界
《荀子》中对于个体修身所达到的最高境界的追求就是“圣人”，“其义则始乎为士，终乎为圣人”[13]，即个体修身学习终极目标在于成圣。圣人具有非凡的气象，“井井兮其有理也，严严兮其能敬己也，分分兮其有终始也，乐乐兮其执道不殆也，昭昭兮其用知之明也，修修兮其用统类之行也，绥绥兮其有文章也，熙熙兮其乐人之臧也……则可谓圣人也”。[14]
圣人知“道”。“知”即“通于学”；荀子之所谓“道”，一方面袭承了道家的“道大”思想，却没有保留其“道”的神秘色彩，其所讲的“道”分为自然和伦理两个维度，即自然化育的博大与规律和社会*治的规范与教化。圣人知“道”而不缚于“道”，体物而不役于物，所谓“圣人也者，道之管也”。[15]
圣人明于天人之分。知“道”而后必明天人之分别。“受时与治世同，而殃祸与治世异，不可以怨天，其道然也。故明于天人之分，则可谓至人”。[16]圣人不执著于天道变幻莫测的部分，而是“参”于天地之间，所谓“不与天争职”，“天有其时，地有其财，人有其治，夫是之谓能参。舍其所以参而愿其所参，则惑矣”。
圣人修身以治世。比君子移风易俗，治理世道人心更进一步，圣人之治是要使社会与天地宇宙同流行，共化育，实现人与自然宇宙的和谐统一。首先，在社会治理方面，圣人举重若轻，以一执万，“平正和民之善，亿万之众而博若一人，如是，则可谓圣人”；[17]同时，“圣人清其君天君，正其天官，备其天养，顺其天*，养其天情，以全其天功。如是，则知其所为，知其所不为矣，则天地官而万物役矣”，[18]达到上下与天地同流的治理境界。
由此可以看出，《荀子》中的修身目标，沿袭了由内圣开出外王的儒家传统；同时，其对于君子人格与圣人境界的界定，又与孔孟传统有所不同，劳思光先生曾讲过荀子思想是先秦儒学的“歧出”，杂糅了道墨思想，也因如此，在儒学后来的发展中，尤其至宋明阶段，《荀子》受到的重视程度不及孔孟经典；但从另一角度看，这也正是《荀子》的重要价值所在，跟随其人性论与宇宙观的，是荀子精到的修身体系与具体的修身方法。
二、《荀子》修身的方法
《荀子》中的修身方法非常系统具体，例如其提出的“化师法，积文学，道礼义”三个步骤，十分明确的提出了如何培养君子人格以及如何化成圣人境界，下文讲进一步细化梳理《荀子》中具体的修身内容和修身方法。
（一）虚壹而静，学而后知
学始于诵经，终于读礼。经是指诗、书，礼是指典礼。荀子反对杂而无类的读书，主张把主要精力放在对传统经典的研习上，“故学数有终，若其义则不可须臾舍也。为之，人也；舍之，禽兽也。故书者，*事之纪也；诗者，中声之所止也；礼者，法之大分、类之纲纪也，故学至乎礼而止矣。夫是之谓道德之极。礼之敬文也，诗、书之博也，乐之中和也，春秋之微也，在天地之间者毕矣”，[19]在对经典和仪礼的深入研习中，可以获得全面而美善的知识和品格。同时，“学”也是一个参验实践的过程，所谓“君子博学而日参省乎己，则知明而行无过矣”，[20]只有将读书与实践不断结合，才能获得正确的认知。这种道德实践由内而外，触类旁通，“君子之学也，入乎耳，箸乎心，布乎四体，形乎动静，端而言，蠕而动，一可以为法则”。[21]再者，还应该修习言语技巧，涵养深厚的言语功底，用来辩说、治理和教化。所谓“多言而类，圣人也；少言而法，君子也”，[22]“君子之于言也，志好之，行安之，乐言之。故君子必辩”。语言具有强大的感染力和教化功能，士夫君子必须借助语言廓清习俗，宣传教化，做到“居错迁徙，应变不穷”“先虑之，早谋之”“文而致实，博而*正”，方能算是士君子之辩。
虚壹而静，然后知“道”。在由“学”到“知”的过程中，“心”是中间环节。荀子认为“心”是人的形体与神明的主宰，人有“心知”，方能使“学”与知“道”成为可能。荀子提出的修养方法便是“虚壹而静”，虚是指“不以所己臧害所将受谓之虚”，静指“不以梦剧乱之谓静”，壹则是“不以夫一害此一谓之壹”，荀子强调的是一种静中有动，盈而常虚，周全两行的致知途径，关键在于不滞于偏见曲说，虚心须道，一心事道，同时以静心思道，最终达到“大清明”的境地。这里并无神秘色彩，而是指在经历虚壹而静的功夫后，通于万物之理，一切明明白白，见则无不能论说，论说则无不得其宜。
（二）积善成礼，化性起伪
修身在于“积”。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所谓“积善成德，而神明自得”，积善成德而通于神明，则圣心于是乎备，在儒效篇中亦有“积善而全尽谓之圣人”，学必积小而后大，专心致志，用心坚固，心结于一，方能有所成就；不仅读书如此，实践更是如此，所谓“真积力久则入”，长期的实践经验积累同样是实现修身的必要条件。
积礼义为君子，积善全尽为圣人。荀子认为“涂之人可以为禹”，但不是每个人最终都能成语舜、禹这样的人，仍然会有小人君子之分，正是因为人性中美善的成分并不是与生俱来的，属于“伪”，是“积伪”而成，圣人君子与众人的区别就在于其能够化性起伪，所谓“圣人者，人之所积而致矣”，如果有人能够“伏术为学，专心一志，思索孰察，加日县久，积善而不息，则通于神明，参于天地矣”，[23]同样能够收获完善的人格，成就利他的事业。
在“积伪”的过程中，还需要“化”。积习即为化善。按照荀子的理路，师法于他人和经典，得之于外情，不是自身天性本有，所以自性不足以独立治之，必须经过“化”的阶段，所谓“性也者，吾所不能为也，然而可化也；情也者，非吾所有也，然而可为也，注错习俗，所以化性也；并一而不二，所以积习也。习俗移志，安久移质，并一而不二则通于神明，参于天地矣。”[24]
师法礼义。《荀子》中强调“圣人化性而起伪，伪起而生礼义，礼义生而制法度”，[25]礼义是治国的根本，也是做人的根基，师法礼义是化性修身的途径，“今人之性恶，必将待师法然后正，得礼义而后治”，[26]得到了师法、文学和礼义的教化之后才有可能成为君子。与此同时，合于礼义中道更是“积伪”的目的所在。礼义不是神秘的存在，而是可以所学而能，所事而成的，因此，长期的“积伪”能够使使社会归于治道。
（三）不骄不暴，诚而通神
荡、悍、骄、暴、贪五种不良品行是修身过程中必须革除的。荀子认为，这四种恶习是心术不正，智昏愚昧的表现，足以扰乱社会正常秩序，滋生奸佞，是小人行径。此外，欺诈、浮夸、偏执也是要不得的。“快快而亡者，怒也；察察而残者，忮也；博而穷着，訾也……辩而不说者，争也；直立而不见知者，胜也；廉而不见贵者，刿也；勇而不见惮者，贪也；信而不见敬者，好专行也：此小人之所务而君子之所不为也”。[27]如果任其发展，就会形成好狠斗勇，狂妄浮夸的败坏风气，其结果不论对个人还是国家，都是百害无一利，“斗者，忘其身也，忘其亲也，忘其君者也……凡斗者，必自以为是而以人为非也”，[28]因而君子必戒怒戒斗，毋意，毋必，毋固，毋我，“故君子安礼乐利，谨慎而无斗怒，是百举不过也，小人反是”。[29]
诚敬专一，忠信端悫。要革除、避免上述不良品行，必须用诚信功夫。“君子养心莫善于诚，致诚则无它事矣，唯仁之为守，唯义之为守”，[30]《荀子》中认为，诚信不仅是人与社会稳定发展的基石，更是人与自然达到沟通和谐境界的必备功夫。“诚”不仅指为人处世要坚守诚信和诺言，其中更有“诚信而一”的修养意涵，涵养“诚信”，须由“敬”与“静”。“仁者必敬人……敬人有道：贤者则贵而敬之，不肖者则畏而敬之；贤者则亲而敬之，不肖者则疏而敬之。其敬一也，其情二也。若夫忠信端悫而不害伤，则无接而不然，是仁人之质也。忠信以为质，端悫以为统，礼义以为文，伦理以为类……一可以为法则”，[31]敬和诚并不是无条件无原则的，但是实行起来必须专心一致，“无不爱也，无不敬也，无与人争也，恢然如天地之苞万物……古之所谓处士者，德盛者也，能静者也，修正者也，知命者也，著是者也”，[32]最终成为一个真正的君子。而更进一步，荀子认为，为心诚能化，端悫生通，诚信生神，“神”是指自然化育流行来说的，“诚心守仁则形，形则神，神则能化矣；诚心行义则理，理则明，明则能变矣。变化代兴，谓之天德。夫此有常，以至诚者也……天地为大矣，不诚则不能化万物；圣人为知矣，不诚则不能化万民……夫诚者，君子之所守也，而*事之本也”，[33]修诚功夫是修身实践的关键环节，是打通社会关节，整饬社会风气，调和内心思想，整合人与自然大系统的重要方法与品质。
荀子的修身方法是一个连续系统，环环相连的过程，由学、积、诚、敬、静、化而达致知、善、伪、和的境地，对于如今的社会治理与教育仍然具有总要的借鉴意义。
三、《荀子》修身思想的现代意义
（一）正视欲望，自然生活
荀子认为，正常的感官欲望和趋利避害的选择是人性中本来固有的，在这一层面上，君子与小人没有分别。荀子反对“窒欲”，主张以礼乐教化引导规范人们的欲望，革除不良习气，在学习中不断积累人生经验，升华品格。不仅如此，荀子还认为墨家思想范畴内的“俭”太过枯涩，人生需要审美经验，需要博雅的语言，精良的知识，完备的仪礼，合宜的食物，适宜的居所，符合身份的衣服，互相尊重的交往规范等等。在现代消费社会中也应该秉持这样的清醒认识，虽然追求更丰富更多样的物质生活无可厚非，但生活本身远比物质生活丰富的多，欲望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社会的向前发展，但过度的消费欲望则是人性的扭曲，在追求物质的同时，提高自身的文化修养和知识储备，参加家庭以及社会的交往生活与公益活动，合理消费，绿色消费，让消费更加多元化，让个体的欲望向有益于他人、环境、社会的方面发展，这样才能推动个体之间，个体与社会，人类与环境的和谐发展。
（二）乐学好知，学以致用
《荀子》中大量篇幅都在强调“学”与“知”的重要性，并如前文所述，提供了一系列的致知方法。荀子认为，君子与俗子的重要区别就在于学与不学，学后能否深入思考，追根溯源，能否将所学真正内化在实践与自身的品格当中。在《荀子》所有论学的部分中，丝毫看不见枯燥的成分，因为，学习的内容是与大千世界和内心世界紧密相连的，同时，人应该自觉的树立学习意识，将学习视为乐趣，视为生活中必不可少不可间断的部分，做一个乐学好知的人。目前我国正在构建学习型社会和创新型社会，正可以从《荀子》当中汲取思想养分，首先，要树立正确的学习目标，即修养自身的品格，陶冶个人的性情，获得生产生活的知识与技能和获得提升人类社会发展水平的能力；第二，要掌握正确的学习方法，在网络时代与后现代社会中，先秦时期的学习方法或许已经得到了根本性的改变，不过，由小积大，专心虚心和全方面发展技能和素质的学习要求，仍然具有重要的普世意义，也是我们今天进行学校教育的重要参考。同样重要的，就是要学以致用。荀子反对荒诞不经的言谈和过于繁杂的修饰，因为这些与为学修身的目的相反，如今人类的实践范围已经远超过荀子的时代，更应该秉持学以致用的精神，不断开拓出修身明德的新境界，毕竟，无论是科技还是社会的发展，归根结底是人的问题，人的发展，无视人自身的修习而一味向外扩张，其结果就是人性的萎靡和意义的缺失，因此，乐学好知，学以致用，是两个相辅相成，不可或缺的修身过程，也是我们现代人应该在实践中不断思考，不断实行，不断开拓的内容。
（三）归德于礼，开拓人格
“礼”在荀子修身思想中处在核心位置，是道德的归旨，是修身所应依据的法则，也是修身的最终目的，即知礼、明礼、顺礼、护礼，从而是礼义真正内化于心，外化于形。荀子所说的“礼”包含了生活的方方面面，礼所调解的范围几乎可以概括所有的社会生活，“礼”不仅包括法律制度、*治生活、家庭生活以及祭祀规范，“礼”更是修身明德后的自然结果，圣人能够成礼化礼，在修习礼义的过程中净化人格，提升境界，而这也是礼义生活之余现代人的意义所在。诚然，在如今，荀子所推崇的“礼”已经分解的不同的社会部门，但这并不意味着“礼”已经被消解和变得不重要了，相反，我们如今更加迫切的需要合于自然之道的“礼”来面对自身的内心生活和加速度变化的世间万物，我们不仅需要有法律之“礼”规范社会秩序，还需要道德之“礼”来纾解内心秩序，让我们自身的生活健康而充满生机，让我们的人格不断提升和拓展，不仅认识更广大的外部世界，也能更好的探索整理自己的内部世界，这也是《荀子》中的修身思想为我们如今的生活提供的宝贵财富。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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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王先谦：《荀子集解》，北京：中华书局年版，第31页
[③]王先谦：《荀子集解》，北京：中华书局年版，第19页
[④]王先谦：《荀子集解》，北京：中华书局年版，第19页
[⑤]王先谦：《荀子集解》，北京：中华书局年版，第19页
[⑥]王先谦：《荀子集解》，北京：中华书局年版，第页
[⑦]王先谦：《荀子集解》，北京：中华书局年版，第页
[⑧]王先谦：《荀子集解》，北京：中华书局年版，第35页
[⑨]王先谦：《荀子集解》，北京：中华书局年版，第页
[⑩]王先谦：《荀子集解》，北京：中华书局年版，第39页
[11]王先谦：《荀子集解》，北京：中华书局年版，第4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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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王先谦：《荀子集解》，北京：中华书局年版，第-页
[15]王先谦：《荀子集解》，北京：中华书局年版，第页
[16]王先谦：《荀子集解》，北京：中华书局年版，第页
[17]王先谦：《荀子集解》，北京：中华书局年版，第页
[18]王先谦：《荀子集解》，北京：中华书局年版，第页
[19]王先谦：《荀子集解》，北京：中华书局年版，第11-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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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王先谦：《荀子集解》，北京：中华书局年版，第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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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王先谦：《荀子集解》，北京：中华书局年版，第54-5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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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王先谦：《荀子集解》，北京：中华书局年版，第页
[30]王先谦：《荀子集解》，北京：中华书局年版，第46-47页
[31]王先谦：《荀子集解》，北京：中华书局年版，第页
[32]王先谦：《荀子集解》，北京：中华书局年版，第99-页
[33]王先谦：《荀子集解》，北京：中华书局年版，第47-4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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