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最基本的特性可以说是“心的文化”。我讲这个题目的目的，是为了要澄清一些误解，为中国文化开出一条出路。因为目前对于中国文化的误解，许多是从对于“心”的误解而产生的。由于这些误解所形成的局面，使人感到中国由几千年来所积累的传统文化，好像已经逼得走头无路。
一、人生价值的根源
首先，我们应承认，在人类文化发展的过程中，很多人在寻求解决人生价值的根源问题。因为一个人必须有他最基本的立足点，否则便会感到漂泊、彷徨，没有方向，没有力量，故必要求有一立足点，然后才有信心、有方向、有归宿。“人生价值由何而？由何而评定？”的根源问题，实际便是人生最基本的立足点的问题。人生价值的根源，有的以为是神、是天，有人以为是一个形而上的东西，有如理型、绝对精神，也有人以为是人与人相互间之利害及对环境的刺激反应，或如美国一位生物学家，追溯到原生质上面去。那么，中国文化以为此人生价值根源是什么地方呢？
中国文化有数千年的历史，而且中华民族是一个伟大的民族。在现实生存中，经过了长的历程，在长的历程中自然有很多曲折，因此在文化摸索中也有很多曲折，正如黄河的水一样，挟带着泥沙而俱下。换言之，在中国文化中，有许多分歧而夹杂的东西，对人生价值根源的问题也有各种各样的解答。但是，从这个历程追到底，把其中的曲折夹杂去净，便可以简截地说：中国文化认为人生价值的根源即是在人的自己的“心”。这个基本的肯定，除二十世纪西方若干思想家正在作同样方向的努力，而尚未能“一针见血”之外，可说是中国文化的特性，是其它民族所没有的。
中国文化所说的心，指的是人的生理构造中的一部分而言，即指的是五官百骸中的一部分。在心的这一部分所发生的作用，认定为人生价值的根源所在。也像认定耳与目，是能听声辨色的根源一样。孟子以耳目为“小体”，因其作用小，说心是“大体”，因其作用大，但不论作用的大或小，其都为人身生理构造的一部分则一。可以把生理构造的这一部份分说成西方唯心论的心吗？西方唯心论的心，指的是人身上生理构造的一部分吗？所以把中国文化中的心，牵附到唯物方面去，还有点影子，因为生理本是物，心的作用正是生理中某一部分的作用。牵附到唯心方面去，便连一点影子也没有了。还须要附带说一说的，《易传》中有几句容易发生误解的话：“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这里所说的道，指的是天道，“形”在战国中期指的是人的身体，即指人而言。“器”是指为人所用的器物。这两句话的意思是说在人之上者为天道，在人之下的是器物，这是以人为中心所分的上下。而人的心则在人体之中。假如按照原来的意思把话说完全，便应添一句，“形而中者谓之心”。所以心的文化，心的哲学，只能称为“形而中学”，而不应讲成形而上学。
现代科学的发展，并不足以否定中国的心的文化。因为，问题不在于这种作用到底是心还是大脑，而是在于人的生理中，究竟有没有中国文化中所说的这种作用，亦即是有没有孟子所说的恻隐、羞恶、是非、辞让等作用。如果在生命之中，没有这种作用，则无话可说；如果我们确能体认出有恻隐之心、是非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则证明在我们身上总有一处具有这种作用。正如有些人认为现代的心理学不能证明文学中的心灵活动，但在心理实验操作中不能证明这种心灵活动，这是心理学自身的问题，关键在人的生命中是否有这种心灵的活动。如果在人自身中体认出有这种作用，则中国的心的文化，乃是具体的存在，这与信仰或由思辩所建立的某种形而上的东西，完全属于不同的性格。
二、对于“心”的误解
很多人以为传统中国文化中一提到“心”，便是一种唯心论，而唯心论在*治上又必然是反动的。唯心唯物，在*治上是否即是反动与革命，我还没看到有人从历史上拿出确切的证据，建立坚实的理论，其是非暂存而不论。我所要澄清的是：中国文化的“心”，根本不是唯心论的“心”，与唯心论完全无涉。中国文化中之唯心论，有如“三界唯心，万法唯识”，是从印度佛教传过来的。唯心论、唯物论在西方哲学的本体论中很早已有争论，到底是精神在先，还是物质在先？到底是精神创造物质，还是物质创造精神？精神就是心。简单地说，唯心论就是认定心在物质之先，心创造物质。这是宗教所延续下来的问题。但这个问题并不是在每个文化系统中都出现的，在中国文化中，并没有把这当作一个重大问题来加以争论。
其次，把中国所说的心，附会到唯心论上去，可以说是牛头不对马嘴。周予同在《汉学师承记选注》序言中说：“陆九渊为‘心即理’论的主张者，以为一切现象都由心生，离心则一切现象无存在的可能……”。我曾写过《象山学述》一文，读过陆象山的著作多次，陆象山以至其它主张“心即理”的人都认为伦理之理乃由心而出，所以极究地说，便说“心即理”。一切现象(即是经验世界)，与象山所说的伦理之理，风马牛不相及。把“心即理”这句话解决为“一切现象都由心生”，那完全是胡说八道的话。但是，这种胡说八道，现在有些弄思想史的人，竟还停顿在这种程度。他们有一个大前提：哲学不是属于唯物的，就是属于唯心的，属于唯心的即是反动的，属于唯物的才是革命的。中国哲学中所说的“心”，像周予同一样，分属到唯心论方面去，这么一来，中国文化在最根源的地方便逼得走头无路。他们一方面不能真正了解西方的唯心论，而对中国的东西也没有认真读懂，一味牵强附会，于是把中国文化最重要的部分非完全抹煞不可。
三、心的作用所表现的各种价值
人生的价值，主要表现于道德、宗教、艺术、认知等活动之中。中国文化，主要表现在道德方面。但在很长的时间中，对道德的价值根源，正如其它民族一样，以为是在神、天。到孔子才体认到道德根源乃在人的生命之中，故孔子说：“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又说：“为仁由己。”这些话都表明价值根源不在天，不在神，亦不是形而上的，否则不能这样“现成”。但孔子并未说出是在生命的哪一部分，亦即是未点明是“心”。孔子所说的心，仍是一般意义的“心”。
《中庸》首句说：“天命之谓性。”这可说是一个形而上的命题。但是，此形而上的命题有一个特点，即是当下落实在人的身上，而成为人的本质(性)。性是在人的生命内生根的。因此，《中庸》并不重视天的问题，而仅重视“性”的问题。到孟子才明确指出道德之根源乃是人的心，“仁义礼智根于心”，孟子这句话，是中国文化在长期摸索中的结论。这不是逻辑推理所推出的结论，而是“内在经验”的陈述。这句话说出来以后，使夹杂、混沌的生命，顿然发生一种照明的作用，而使每一人都有一个方向，有一个主宰，成为人生的基本立足点。以后，程明道、陆象山、王阳明等都是从这一路发展下来的。
老子的道，是形而上的性格，要求人去“体道”，是以在道之下的人，去合在人之上的道。不能说道是在人生命之内所生出的。但中国文化总是走着由上向下落，由外向内收的一条路。庄子即把老子之形而上的道，落实在人的心上，认为虚、静、明之心就是道。故庄子主张心斋、坐忘，使心之虚静明的本性呈现出来，这即是道的呈现。人的精神由此而得到大解放。
我所写的《中国艺术精神》，一个基本的意思，是说明庄子的虚静明的心，实际就是一个艺术心灵，艺术价值之根源，即在虚静明的心。简单来说，艺术要求美的对象的成立。纯客观的东西，本来无所谓美或不美。当我们认为它是美的时候，我们的心此时便处于虚静明的状态。故自魏晋时起，中国伟大的画家，都是在虚静明之心下从事创造。唐代有名的画家张璪说：“外师造化，中得心源。”这两句话便概括了中国一切的画论。而外师造化，必须先得虚、静、明的心源。唐末张彦远之《历代名画记》一书，指出在唐人心目中王维的造诣实不及张璪，这表示中国是以心为艺术的根源。
在知识活动方面，《荀子》的《解蔽》篇可说是中国古典性的认识论。荀子说：“心何以知道？曰：虚一而静。”“虚”是说心永远能接受能容纳。“一”是说在认知活动中不能同时认识两个以上对象，只能集中在一个对象上，而心便自然集中在一个对象上。要把对象认识得清楚，必须在“静”的状态，而“心”在作认识活动时，便自然会平静下来。换言之，荀子很早便知道心是知识得以成立的根源。
在宗教方面，中国因为人文精神发达，很早便消解了原始宗教，慢慢以人文精神代替了宗教。但是，在现实中，人生有许多不能解决的问题，如生死、最后归宿等问题。因此，对宗教的要求，在一般人中间还是存在着。也因为这样，佛教东来，很容易为中国人所接受。佛教认为人通过对佛的信仰可以超越生死轮回，升天成佛。这是通过信仰向上向外的追求，以满足人的宗教要求。但到了禅宗出来，认为“明心见性”，“见性成佛”，这实际是认为本心即是佛，不应向外、向上追求。换言之，佛教在中国发展到禅宗，即把人的宗教要求也归结到人的心上，所以禅宗又称为“心宗”。这个意思在印度也有，但到中国才发扬光大。禅宗后来演变到呵佛骂祖，只在心上下工夫，便完全没有宗教的意味。因而有许多大德，主张以净土救禅宗的流弊。净土即西方极乐世界，这是人现实生命生活之外之上的。但是，净土宗发展下来，又以为，净土即在人心，心净即是净土，心秽即是秽土。这说明了中国文化立足于心的力量是太强了。
四、由工夫所呈现出的本心，是了解问题的关键
要注意的是，以上所说的心的活动，与一般所说的心或心理学上的“意识”，并不相同。在与其它的生理作用混淆在一起活动时，心不但不能发挥它本有的作用，反而在由其它生理而来的欲望中，成为这些生产欲望的帮凶或奴隶。换言之，这时的心，不是本心，不是心的本来作用，当然不能在此建立人生价值的根源。这是属于今日心理学所研究的范围。孟子、庄子、荀子以及以后的禅宗所说的心，是通过一种修养工夫，使心从其它生理活动中摆脱出来，以心的本来面目活动，这时心才能发出道德、艺术、纯客观认知的活动。所谓“其它的生理活动”，即儒家所说之“私欲”，所以孟子说“养生莫善于寡欲”。“寡欲”就是减少其它生理作用的干扰，这样，心的本性才能表现出来。道家更进一步说“无知无欲”，“知”指的是成见。摆脱这些成见与私欲，才显出心的本来作用，由心的本来作用主宰知与欲，转化知与欲。在这里，心才是人生价值的根源。
一般人并不作什么“工夫”，本心便不发生作用吗？这种说法是错误的。本心既在人的生命之中，则任何人随时随地都有本心的作用，否则是心理变态之人。但一般人所发生的本心的作用，是间歇性的、混淆性的，由此所表现的人生是“善恶混”的人生。其中受成见私欲之累轻的，本心呈现的时候多；成见与私欲多的，本心呈现的机会少。穷人与体力劳动者的道德，往往较富人与知识分子为高，原因在此。
更深一层来看，心为何是道德、艺术、认知的根源？这涉及许多一直到现在还无法解答的问题。古人对这种无法解答的问题，常以形而上学的命题来作交待。孟子说“此天之所与我者”，程伊川说“良能良知，皆无所由，乃出于天”，这都是把心的问题转到形而上方面去。一个问题追到最后不能解答时，近代学者往往就建立一种基本假设，古人便往徒把它挂在形而上学上。但程明道说“只心便是天”，这便在由工夫所得的内在经验中，把虚悬的形上命题，落实到自己的生命之内。“只心便是天”，是他真正体验的工夫到家，然后才敢说的。
中国文化是心的文化，有人乃以为中国文化是主观性文化，道德是主观性道德，是与客观相对的。这是很大的误解。人心是价值的根源，心是道德、艺术之主体。但“主体”不是“主观”。普通所说的“主观”，是指一个人的知、欲方面而言。而本心之显现，先要“克己”，要“无知无欲”，要“寡欲”，即是通过一种工夫，把主观性的束缚克除，心的本性才能显现。因此，心之为价值根源，须在克服主观性之后才能成立的。此时，客观的事物，不致被主观的成见与私欲所歪曲，才能以它的本来面貌，进入于人的心中，客观才真正与心作纯一不二的结合，以作与客观相符应的判断。可以说，人的价值主体呈现时，才能使客观的事物，站到自己应有的地位，得到真正的价值。未被成见、私欲所缠缚着的心，不但能分辨善恶，实在也是好善而恶恶的。这从看一部成功的伦理或纯情的巨片时直觉的反应，当下即可得到证明。在看电影时，总是希望善人得到好报，恶人得到恶报的。就不约而同的总倾向来说，不管生活条件如何，总是“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的。
五、总结---心的文化的特点
可以总结“心”的文化的几个特点如下：
甲，心的作用是由工夫而见，是由工夫所发出的内在经验，它本身是一种存在，不是由推理而得的(如形而上学的命题)，故可以不与科学发生纠缠。
乙，心可以主宰其它的生理作用，但是亦不离开其它生理作用，而且心的作用，须由其它生理作用来完成，此即孟子的所谓“践形”。因此，心的作用一定是实践的。所以孟子强调“必有事焉”，王阳明强调“知行合一”。只是空谈，便如王阳明所说，是被其它私欲隔断了。
丙，人生价值的根源在心的地方生根，也即是在具体的人的生命上生根。具体的生命，必生活在各种现实世界之中。因此，文化根源的心，不脱离现实；由心而来的理想，必融合于现实现世生活之中。由生命所发，由现实世界所承，由五官百骸所实践的文化，必然是中庸之道。凡过高过激的文化，都是由冥想、热情、或推理而来的文化。
丁，任何人在一念之间能摆脱自己所有的私念成见，即可体验到心的作用。故心的文化是非常现成，也是大众化、社会化的文化。王阳明曾叹息说他在龙场驿讲学时，乡人野老都能明白，反而回到中原后不能为许多人所了解，因中原士大夫都各有成见，不及龙场驿的人，都是非常纯朴，能自然与自己之心相合。
戊，人生价值根源就在自己的“心”，所以程明道便说：“每个人都是天然完全自足之物”。如此，才真有人格的尊严，真有人的信心，并且每个人在心的地方开辟一个内在世界，在心上得到人生的归宿，不需外在的追求的斗争。所以这种心的文化，是和平的文化。
己，研究中国文化，应在工夫、体会、实践方面下手。但不是要抹煞思辩的意义。思辩必须以前三者为前题，然后思辩的作用才可把体验与实践加以反省、贯通、扩充，否则思辩只能是空想。
最后引王阳明诗一首作本讲的结束：
人人自有定盘针，万化根源总在心。却笑从前颠倒见，枝枝叶叶外边寻。
传播正能量，做好中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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