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之后的董学研究，周桂钿教授用力最专，贡献卓著。在他看来，孔子、朱熹都没有生活在盛世时代。但董仲舒生活的主要时代则是武帝的盛世时代，我们现在也是盛世时代。《天人三策》中所讲的社会问题及其解决方法，大一统、调均、教育、官不与民争利、选贤使能，仍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尽管盛世与否尚有争议，但其跃然纸上的现实情怀，还是值得肯定的。李宗桂教授早在青年时期就立志研究董学，在《春秋繁露》文本上，练过童子功。他把董仲舒纳入儒家内圣外王之道的谱系中予以考察和诠释，孔子尽管开启了内圣外王之道的先河，但并未从理论上、制度上和整个社会的群体实践的发展战略层面入手去落实问题。在儒学发展史上，董仲舒第一次把内圣外王熔铸为具有适度张力的有机系统，将先秦儒家内圣外王理想变成活生生的现实。春秋大一统的*治理念，三纲五常的道德体系，德主刑辅、礼法合用的治国理*方略，使伦理*治化、*治伦理化。这些都极富启发意义。其“两千年之学，董学；两千年之*，汉*”一句，则概括了董仲舒思想的巨大影响，也更为吸睛。
以天制君，是董学的一大核心主张。黄朴民、李櫹璐的论文则将其嵌入到中华文明巫觇系统与*事系统如何形成的宏大历史场景下予以解读，凸显其非常重要的学术价值。西周即有“太史寮”与“卿事寮”（太师、太保主事），至春秋，卫献公称“*由宁氏，祭则寡人”（《左传》襄公二十六年）。但王权集中的呼声和要求也一直高涨，《尚书·商书·盘庚》强调“予一人”，而“惟辟作威，惟辟作福”已是常态。西周时的天子，是*治上的天下最高领袖，宗法生活中的天下大宗，天下军队的当然统帅，在经济上则如《诗经》所说的“溥天之下，莫非王土”。大约在西周末年，怨天疑天、重民疑神思想勃兴。至春秋，则进一步演绎为“重民轻神”，直至“天人相分”，人们更喜欢说“天道远，人道迩”，民神关系被重新定位，民是主而神是次，民为本而神为末。《左传》桓公六年曰：“夫民，神之主也。是以圣王先成民而后致力于神。”庄公三十二年曰：“国将兴，听于民；将亡，听于神。”社会*治生活偏向重民而不可据神意行动。昭公十八年，周内史叔兴、郑国子产初步提出“天人相分”，主张“吉凶由人”“天道远，人道迩，非所及也”。《孙子兵法·用间篇》直接说：“先知者，不可取于鬼神，不可象于事，不可验于度。”战国时代，“天人相分”观念则蔚然成风，深入人心。儒家《荀子·天论》强调“大天而思之，孰与物畜而制之；从天而颂之，孰与制天命而用之”。兵书《尉缭子·天官第一》也附和曰：“天官时日，不若人事也！”这便使得人们应有的宗教情怀全无，不再对“天意”、大自然之赋予怀有敬畏和感恩之心，也荡灭了社会批判的是非之心，唯独剩下利益追逐上的功利之心。反映在现实*治实践领域，则是最大地保证了君主高度专制集权的无限膨胀、无限扩大，再也没有任何力量能够进行必要的制衡与约束。而曾经在*治治理中扮演过重要角色的巫史系统，也被彻底边缘化，到秦汉帝国时代便被“倡优畜之”了。对董仲舒的“天人合一”理论，不必纠缠于其神秘主义色彩，而应超越其貌似荒诞不经的形式与逻辑，充分发掘其内在理性精神与*治文化价值。董仲舒的“天人感应”与“天人合一”之间存在着一种“体”与“用”的内在逻辑关系。“合一”是“体”，而“感应”则是“体”之“用”。他巧妙地凭借“天”的名义，“郊重于宗庙，天尊于人也”（《春秋繁露·郊事对》），在绝对的君权之上设置了绝对的神权，以道统控御*统，以神权限制君权。董仲舒的“天人合一”理论虽然尊天，却饱含理性精神，充满*治智慧。这些见解都可以刷新人们对董子天人学说的认知，启发良多，有效推进了董学深入前行。
秦汉以降，新兴*权大多起于草莽，其对旧王的残余势力唯恐杀之不及，常常是片甲不留、寸土不留、血腥镇压、斩草除根，让人不禁毛骨悚然、心魂颤巍，平民*治的残忍与病蔽尽显不遗。在我看来，“存二王之后”是上古中国贵族*治文明的一大优良传统，既可论证自身王权顺承天意的合法性，也体现出对过往圣王明君的尊重。《春秋繁露·符瑞》曰：“一统乎天子，而加忧于天下之忧也。务除天下所患，而欲上通五帝，下极三王，以通百王之道，而随天之终始。”让“二王之后”在相对独立的封国内部维持各自的祭祀、服色、礼乐，不对新王称臣，而只称客，满足了新王“通三统”的精神要求，能够有效地把新兴*权纳入整个历史谱系中去，展示自身道统与前朝道统的一致性和连贯性。这种做法的*治成本很低，却能够起到收拾人心、笼络天下、建构“大一统”意识形态的积极效果。
汉代学术是一个大漏斗，先秦百家汇聚到这里，汉后各学又从这里源出。董仲舒对“六艺”之学都有继承，其与《易》的关联，虽有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