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美学史·先秦美学
中国古代美学思想的滥觞阶段。它的发展时期，主要是春秋后期至战国。先秦的音乐、诗、建筑艺术、绘画、青铜器艺术，体现了强烈的审美意识和审美理想。在先秦哲学和美学中，由史伯、晏婴所提出的“和”的观念是与音乐直接相关的。单穆公、伶州鸠、伍举等人对音乐的审美情感功能的分析，也包含了对艺术特有的审美特征的分析。从音乐去观察美与艺术，高度重视音乐性的美，这对中国古代美学和各门艺术的发展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诗》对先秦美学的影响，主要在于通过诗乐对比，进一步揭示文艺同人的思想情感之间的关系，指明文艺的审美特征。孔子关于“《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论语·阳货》)的见解，即对这一问题的概括说明。先秦美学可划分为三个时期： (一) 从西周末年至春秋末年。(二) 战国前期。(三) 战国后期。第一时期，是儒道美学形成时期。史伯、单穆公、伶州鸠、伍举、子产、季札、晏婴等人，考察了“五味”、“五色”、“五声”之美的起源和构成，提出“和”的观念，并明确提出、初步解决了美和善的关系问题，为儒家美学的产生作了充分的理论准备。儒家美学以孔子为代表，创立了以“仁学”为基础的美学，提出“兴于礼”、“成于乐”、“游于艺”(《论语·述而》)的艺术观，“尽善”与“尽美”相统一的审美观和“中庸”的美学批评尺度。道家美学创始人为老子。他认为美丑相对立而存在，并且可以互相转化：“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已。”(《老子·二章》)主张反审美文化的自然观，否定违反自然浑成的艺术和技术：“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老子·十二章》)提出“有”和“无”、“虚”与“实”的对立统一范畴，对中国古典美学的发展影响很大。他关于“涤除玄览”(《老子·十章》)的命题，成为后世关于审美观照要以虚静空明的心胸为前提的审美心胸理论的基础。墨家美学以墨子为代表。墨子“非乐”即是否定审美和艺术的社会价值，认为它们不仅不能解决吃穿住的问题，还要劳民伤财，于国于民无补。以功利主义来衡量审美活动，对于后世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第二时期，以孟子为代表的儒家美学，认为美与人生密切相关，深化和发展了孔子的观点。他关于信、善、美、大、圣、神六种境界的划分，从一定角度触及真善美的关系。他进而提出“充实之谓美”和“充实而有光辉之谓大”(《孟子·尽心下》)的命题，丰富了春秋以来的审美认识。以庄子为代表的道家美学，提出了以自然无为为美的观点，并涉及有关审美和艺术创造特征的一些重要问题。其“庖丁解牛”是“依乎天理”、“因其固然”(《庄子·养生主》)的思想，涉及艺术和技术审美活动，是一种既合乎规律又不受规律束缚的自由活动的问题;其“乘物以游心”(《庄子·人间世》)的命题，涉及审美的超功利性问题;其“徇耳目内通而外于心知”(《庄子·人间世》)的论述，涉及审美心理特征问题。这一时期的道家美学，重视审美过程本身的特点，突出了超功利性的作用，成为中国美学史上的一大突破，开创了中国古代美学的新局面。第三时期，以荀子为代表的儒家美学，对墨家“非乐”的理论作了具体系统的批判。基本上属于儒家美学荀子学派的《乐记》系统地论证了儒家的礼乐美学思想。荀子提出“不全不粹之不足以为美”(《荀子·劝学》)的命题，从后天加工的广度和深度的统一上，提高了对美和崇高的理解，充实和发展了儒家美学，从人性欲望的审美要求，探讨审美感的实质。《周易》从自然本体论的角度涉及了美与艺术的问题。其肯定人与自然的统一性，以“天地养万物”(《周易·颐卦·彖辞》)的思想，启发了中国美学家和艺术家关于情景交融的思想;其以“一阴一阳”的对立认识宇宙的统一性思想，为中国美学所追求的“和”的审美理想及“气”、“韵”、“道”、“理”、“意”、“象”等美学范畴，提供了哲学的阐明。《周易》中所包含的丰富的朴素的辩证法思想，成为中国历代艺术美学的理论基础。以韩非为代表的法家美学，置实用于审美之上，并以艺术无用为理由否定美和艺术的创造。以屈原为代表的楚骚美学，强调美善统一，认为真正的美是人格美。屈原以《离骚》和其他作品，描绘个体的内在心灵，通过活跃、大胆、自由的想象，把个体内心情感的波动展现为一幅色彩斑斓的动人图画。屈原“怨”的艺术形象，表达了中国悲剧的审美情绪，启发了人们追求最壮阔最崇高的审美境界。兼取先秦诸家之长的《吕氏春秋》，在儒家美学关于乐的基本思想上，将人的审美要求同道家的“重生”、“贵生”思想联系起来，并继承西周末年至春秋前期美学的思想，对美感问题，作了生理和心理的考察，形成美学的新特色。它认为自然万物是美的根源，提出“乐之务在于和心，和心在于行适”(《吕氏春秋·适乐》)的命题，注意到审美主体与审美欣赏的心情和精神状态的密切关系，对后世的《淮南子》、王充、葛洪的美学思想，都有重大的影响。
来源：朱立元主编《美学大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年。编辑：学人君艺术学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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