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礼记》为七十子后学传经所记，汇集成书于汉代，本来属于《仪礼》的辅助性资料。汉末郑玄遍注群经，撰《三礼目录》，《礼记》得与《周礼》《仪礼》合称“三礼”；唐修《五经正义》，礼经去《仪礼》而取《礼记》，遂为后世《十三经注疏》之一，因而《礼记》是中华文明的基本文献。在三礼文献中，《礼记》内容最为庞杂，向来学者以为浩瀚难治。《礼记》一书的阐释与研究，郑注、孔疏系统之外，尚有“类礼”的一条思路，宋代朱熹《仪礼经传通解》以及元代吴澄《礼记纂言》就是最为典型的代表，这种思路的主旨在于解决《礼记》内容庞杂的客观难题。余风所至，下及民国。我们在研究民国礼学文献的过程中看到，此时川中刘咸炘研治《礼记》，对注疏与类礼的思路均有承继，并且多有独得之见，其著《治记绪论》《礼记温知录》《读大小戴记小笺》，综论、疏解并重，对研究《礼记》极具参考意义。近年来对刘咸炘的研究，关于其史学、经学、子学等已为学者所论及，但其《礼记》学的具体成就，却鲜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