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字经》被称为“蒙学之冠”。说明除了《三字经》之外，我国古代还有其他蒙学教材，其中《百家姓》和《千字文》这两种蒙学教材影响也非常大，流传甚广。
也正因为此，通常人们把《三字经》、《百家姓》和《千字文》合称为“三百千”。而在“三百千”中，以被称为“经”的《三字经》为首，以被称为“文”的《千字文》垫后。
明代思想家、文学家吕坤增说：“初入社学，八岁以下者，先读《三字经》以习见闻，读《百家姓》以便日用，读《千字文》以明义理。”
从成书的时间看，据考证，《千字文》成文于六朝时期，《百家姓》成文于北宋初期，《三字经》出现最晚，成文于南宋末年。
但从影响上看，《三字经》后来居上。究其原因，大概是因为《百家姓》以介绍姓氏为目的，除识字知姓外，没有其他作用和意义；《千字文》则需要有一定的文字基础和文化水平才能读得懂；而《三字经》通俗易懂，深入浅出，尤其是用极简洁生动的语言，讲出了亘古不变的大道理。
所以，《三字经》被尊称为“经”，“经”者，经舆大道，是天下车马行人经行的通衢，引申意思就是规律、原则和方法。
自古以来，只有圣贤说的话，才能成为“经典”，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由此可见，《三字经》在蒙学教材读物中，有着不可动摇的地位。
下面，就让我们打开《三字经》，重新认识、解读《三字经》。
“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
从字面意思看，就是人刚出生的时候，天性都是善良的，人们的本性是相近的，人们的本性虽然差距不大，人们的习性、习惯是相差很远的，所以在后天发展方向各有不同。
《三字经》一开始，就提出了教育要研究和解决的问题，“性”和“习”的关系。有着非常丰富和深厚的文化内涵，直接指向人性本质的哲学问题：人的本性究竟是什么样的？是善还是恶？
“性”：性质、个性，指人的本性，也就是一个人先天具有的素质和性情。
“习”：习性、习惯。
中国传统文化中，对人性本质的讨论是非常丰富多彩的。在先秦时期，就儒家而言，就有三种说法：
其一，孔子的说法。
“性相近、习相远”就出自《论语.阳货第十七》，子曰：“性相近，习相远也。”但是孔子并没有确切指出，人性的本质究竟是“善”，还是“恶”。
其二，荀子的说法。
荀子在吸收法家学说的同时发展了儒家思想，是继孟子之后的又一位儒学大师。
《荀子.性恶》篇中，荀子认为：“人之性恶，其伪善也。”意思就是：人的本性是恶的，所谓有善心是假装出来的。
因此，荀子认为，人的善良品性和德行，需要靠后天的培养、努力才能得来。也就是强调后天教育的重要性。
其三，孟子的说法。
孟子是著名的思想家、*治家、教育家，孔子学说的继承者，儒家的重要代表人物。和孔子一样，孟子也曾带领学生游历魏、齐、宋、鲁、滕、薛等国，并一度担任过齐宣王的客卿。由于他的*治主张也与孔子的一样不被重用，所以便回到家乡聚徒讲学。
孟子的主要哲学思想，是他的“性善论”，与荀子的“性恶论”相对。
梁启超认为，孟子的“性善论”强调了教育的可能性；荀子的“性恶论”强调了教育的必要性。
“性善论”是孟子谈人生和谈*治的理论根据，在他的思想体系中是一个中心环节。他认为：“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恻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恭敬之心，礼也；是非之心，智也。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告子上》）“人之所不学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虑而知者，其良知也。”（《尽心上》）
孟子以“性善论”作为人们修养品德和行王道仁*的理论根据，认为仁、义、礼、智等伦理道德的要求源于人的本性本心，也就是说：人的本性是善良的。
故此，人们认为“人之初，性本善”源于儒家思想中的“性善论”。同时，强调“性善论”的孟子认为，丰收年景，少年子弟多半懒惰，不求上进；而灾荒年景，少年子弟多半强暴，所谓“穷山恶水出刁民”。
造成少年子弟这样境况，并不是因为他们天生资质不同，而是后天环境影响的结果。因此，孟子强调教育的作用，认为教育不仅可以发掘人的善良天性，还能增加人的知识、提高人的技能，培养出德才兼备的优秀人才；认为通过学习人人可以成为尧舜那样的君子。
当然，无论是“性善论”，还是“性恶论”，都有其偏颇之处。但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环境可以成就一个人，也可以毁掉一个人”。
在人的成长过程中，我们经常强调人生活的环境，比如一个人从小生活在温暖、友爱、有担当、有责任心的家庭环境中，那么，他（她）在外面，对人对事也一样是温暖、有爱心、有担当、有责任心的；反之，如果一个人从小生活没有温暖、没有关爱、没有担当、没有责任心的家庭环境中，那么，他（她）在外面，对人对事也一样是没有温暖、没有爱心、没有担当、没有责任心的。
所以，我们经常看到的“别人家的孩子”，是身体力行、言传身教的结果。
由此可见，不同的环境造就不同的人性，成就不同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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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字经》01——传统中国启蒙教育中的“蒙学之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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