废疾兼养：
荀子社会救助思想探微
周海生
曲阜师范大学孔子文化研究院副教授
本文转载自《荀子研究》第一辑
摘要
社会救助是社会保障制度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是解除民生之忧、增进民生福祉的基本手段之一。荀子承继中国传统重视民生的理念，从社会治理的角度出发，立足于“天人之分”的*治哲学，阐述了关于社会救助的一系列设想。其内涵主要包括以礼教民，慈幼恤老；平*爱民，振救鳏寡；富国裕民，赒恤贫疾等三个方面。荀子的社会救助思想凸显了“群居和一”的人类互助观念，对于当今时代确立“托底线、救急难、可持续”的社会救助基本价值理念，构筑多层次、多支柱的社会保障体系，有极为重要的借鉴价值。
关键词
荀子；废疾兼养；社会救助；民生
社会救助是社会保障制度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是解除民生之忧、增进民生福祉的基本手段之一。社会救助又称社会救济、社会援助，“是指国家和社会向老弱病残和生活不幸人士等弱势群体无偿提供款物救济的一种基本生活保障制度，一般包括灾害救济、贫困救济以及医疗、住房、教育等方面的救助。”尽管社会救助是一个现代概念，但社会救助思想在中国历史上却极其久远，社会救助事业在中国古代社会也非常普遍。战国时代，群雄争霸，“率土地而食人肉”（《孟子·离娄上》）的兼并战争致使天下秩序紊乱，民不聊生。如何安民养民、维系民心以稳定社会秩序，就成为当时思想家思考的一大重心。荀子身处战国晚期兴亡转变的历史激流，从社会治理的角度出发，提出了“养万民”“布施天下而不病贫”“养生安乐者，莫大乎礼义”等等主张，阐述了关于社会救助的一系列设想，对后世中国传统社会救助思想的形成与实践产生了较大影响。
一
SHEHUIJIUZHU
荀子的社会救助思想立足于“天人之分”的*治哲学。荀子之时，“亡国乱君相属，不遂大道，而营于巫祝，信禨祥”（《史记?孟子荀卿列传》），或将人世间的吉凶祸福一概委之于天命、天意，或迷信巫祝预测吉凶，建立行事准则。这种“蔽于天而不知人”（《荀子·解蔽》，以下只注篇名）的思想观念，造成了人们认识上的蔽塞，导致“礼义不行，教化不成，仁者绌约，天下冥冥”（《尧问》）的混乱局面。为彰明“大道”，荀子着力破除对天的各种迷信观念和遮蔽大道的虚妄邪说，提出了天生人成的主张，以谋求民众的生养与发展。
在荀子看来，“天”就是客观存在的物质世界，即自然。所谓“天地合而万物生，阴阳接而变化起。”（《礼论》）天地生成万物，都是不为而成，不求而得的。“列星随旋，日月递炤，四时代御，阴阳大化，风雨博施”都是自然界本身的自我运动，而天地自然的运行，也有其恒定不易的固有法则：“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天不为人之恶寒也辍冬，地不为人之恶辽远也辍广”。天既然不因世间统治者德行如何而改变，那么，世间所谓的吉凶、祸福、贫病都与天无关。就如“星坠木鸣”，虽非自然界的常态，但同样是“天地之变，阴阳之化，物之罕至”的自然现象，大可不必妄加猜测，畏怖恐惧。荀子认为，“天有其时，地有其财，人有其治。”自然界与人类社会各有其职分，天的职分在“生”，人的职分在“成”，一方面天是无意志的，不能主宰人事，另一方面，人可以认识自然，利用万物，故荀子强调“明于天人之分，则可谓至人矣”（《天论》）。
天人之分并不意味着天人的对立，而在于凸显天与人的不同特质，发挥人的主观能动作用，认识利用自然，长养人类。荀子特别指出，天虽然是自然作为，但人仍需仰赖于天，《天论》篇言：
天职既立，天功既成，形具而神生，好恶、喜怒、哀乐臧焉，夫是之谓天情。耳目鼻口形能各有接而不相能也，夫是之谓天官。心居中虚，以治五官，夫是之谓天君。财非其类，以养其类，夫是之谓天养。
人生于天地间，必须把握自然规律，知其所为与所不为，善用其材以成治，如此方可趋吉避凶，“水旱不能使之饥，寒暑不能使之疾，袄怪不能使之凶”。假若只知祁天、畏天，听天由命，被动承受，冀望上天赐福于人，那就是“蔽于一曲而闇于大理”《（解蔽）》，必将导致祸患。由此而言，在天人关系上，荀子更为重视人的因素，认为人有知有能，可以在认识事物的基础上加以实践，改善生活，而社会也因此获得基本的安定。荀子指出：“万物……无宜而有用为人。”万物本身并没有宜和不宜的区别，主要是看人如何利用，而利用万物结果之好坏，也全依赖于人。正如《王制》篇所言：“群当道，则万物皆得其宜，六畜皆得其长，群生皆得其命。”
既然“治乱非天”而纯粹是人的因素，那么，人如何能够利用天地资源，达到社会富庶而和谐的境界？荀子认为，其中的关键在于“人能群”：
水火有气而无生，草木有生而无知，禽兽有知而无义，人有气、有生、有知，亦且有义，故最为天下贵也。力不若牛，走不若马，而牛马为用，何也？曰：人能群，彼不能群也。人何以能群？曰：分。分何以能行？曰：义。故义以分则和，和则一，一则多力，多力则强，强则胜物，故宫室可得而居也。（《王制》）
荀子认为，人之所以最为天下贵，在于人有气有生有知且有义，能组织成社会群体，建立社会规范运作的机制，这是人与其他动物最大的区别，也是人类最为基本的特征。正因为人是具有理性的社会性动物，所以人能够群居互助，既明确各自的职分，聚成群体，又分工合作，相依相助，共谋群体的发展与进步。
群体生活对人类的生存具有重要意义，“群”为人类种族的延续、文明秩序的传承提供了基本的保障。那么，如何保证“群居和一”的理想得以实现呢？荀子的观点是“明分”。荀子特别指出：“人生不能无群，群而无分则争，争则乱，乱则穷矣。”（《富国》）“有分义，则容天下而治；无分义，则一妻一妾而乱。”（《大略》）所谓“分”，既包括人伦关系的差别有序，职位与德行的相称，也包括社会成员的职责分工明确。显而易见，在荀子那里，“分”就是“群”秩序化存在的前提，故而荀子说：“离居不相待则穷，群而无分则争。穷者患也，争者祸也，救患除祸，则莫若明分使群矣！”（《富国》）
“分”在社会群体中得以恰当的施行，根本的原因在于“礼义”。荀子认为，人生而有耳目口腹之求，好利恶害之欲：
凡人有所一同：饥而欲食，寒而欲暖，劳而欲息，好利而恶害，是人之所生而有也，是无待而然者也，是禹桀之所同也。（《荣辱》）
今人之性，生而有好利焉……生而有疾恶焉……生而有耳目之欲，有好声色焉。（《性恶》）
人性天然而成，饥而欲食，寒而欲暖，劳而欲息，好利而恶害是人的生理本能，声色耳目之欲每个人都共有的感官欲望。人们要维持生命，就必须满足基本的生存需要。饥而不得食，寒而不得暖，劳而不得息，无异于残害生命。但荀子也指出，人性不仅以求得温饱为满足，更有对物质享乐、名利地位的贪求，他说：
夫好利而欲得者，此人之情性也。（《性恶》）
人之情，食欲有刍豢，衣欲有文绣，行欲有舆马，又欲夫余财蓄积之富也，然而穷年累世不知不足，是人之情也。（《荣辱》）
按照荀子的观点，人的欲望有无限发展的可能，“欲多而物寡，寡则必争。”（《富国》）如何避免由人性放纵引发的争端悖乱？荀子强调，必须依靠礼义来矫正、引导人性往善的方向发展：
从人之性，顺人之情，必出于争夺，合于犯分乱理而归于暴。故必将有师法之化，礼义之道，然后出于辞让，合于文理，而归于治。……古者圣王以人之性恶，以为偏险而不正，悖乱而不治，是以为之起礼义，制法度，以矫饰人之情性而正之，以扰化人之情性而导之也，始皆出于治合于道者也。（《性恶》）
圣人制定礼义法度，目的在于节求导欲、化育心灵、导人趋善，以达“正理平治”之善境。故《不苟》篇言：“礼义之谓治，非礼义之谓乱。”由此观之，衡量社会治乱的标准是以礼义为依归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良性运转，实有赖于礼义以维系“群”的和谐、有序。
基于“天人之分”的视野，荀子将天、人不同的职分明确区分开来，视礼义为社会治乱的最终评判标准，既丰富发展了先秦儒家的“治道”理念，也为其社会救助思想提供了有力的理论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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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乐善好施，乃中国民族的素行；保民若子，乃中国王*的要图。”中国人向来以乐善为美德，故社会救助制度尤为完备。荀子聚焦于“群居和一”的人类互助观念，倡言“养万民……四海之内若一家”（《王制》），希冀乱世中的民众能够“养生安乐”。就其社会救助思想及措施而言，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
1.以礼教民，慈幼恤老
人类因群居而成家庭、社会乃至国家，从家庭、国家与个人的关系观察，荀子所言的“群”，与其说是一个基于人类起源的逻辑概念，不如说是保障人类和谐存续的人伦概念。“群”之所以为人类社会提供了基本的保障，实奠基于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的社会结构和人伦规范。在社会群体中，每个人都有不同的角色和职分，而“分”则是通过“礼”来实现的，荀子说：“礼者，贵贱有等，长幼有差，贫富轻重，皆有所称者也。”（《礼论》）礼使社会中的每一分子在贵贱、长幼、贫富有差的群体组织中维持相对的和谐与秩序。从社会治理的视角，荀子一再申说：“人莫贵乎生，莫乐乎安，所以养生安乐者，莫大乎礼义。”（《强国》）
荀子视礼作为“化性起伪”的途径，将其作为道德教化的重要内容。“今人无师法，则偏险而不正；无礼义，则悖乱而不治。”（《性恶》）对于社会而言，只有积极推行道德教化，使人们形成合乎道德的行为习惯，才能维护社会的稳定和发展。荀子说：“君子以德，小人以力；力者，德之役也。百姓之力，待之而后功；百姓之群，待之而后和；百姓之财，待之而后聚；百姓之埶，待之而后安；百姓之寿，待之而后长。”（《富国》）由此来看，社会成员的守礼、遵礼、好礼，正是判断社会*治清明的标志之一。所以，荀子再三谓“礼者养也”（《礼论》），把礼治看作社会治理的准则和施行社会救助的基点。荀子说：
君臣不得不尊，父子不得不亲，兄弟不得不顺，夫妇不得不驩。少者以长，老者以养。故天地生之，圣人成之。……礼之于正国家也，如权衡之于轻重也，如绳墨之于曲直也。故人无礼不生，事无礼不成，国家无礼不宁。
礼也者，贵者敬焉，老者孝焉，长者弟焉，幼者慈焉，贱者惠焉。（《大略》）
贫苦之民，常常因生计艰难，鬻产卖子，而无所依靠生活贫困的老者，其有赖于社会救济，自不待言。故历代施行社会救济，皆以慈幼、养老为始。“汤以庄山之金铸币，而赎民之无饘卖子者。禹以历山之金铸币，而赎民之无饘卖子者。”（《管子·轻重》）周代保息之法，“一曰慈幼，二曰养老”。可见，济幼恤老之法，古已有之。荀子认为“凡生乎天地之间者，有血气之属必有知，有知之属莫不爱其类。……有血气之属莫知于人。故人之于其亲，至死无穷。”（《乐论》）所以，特别强调“亲亲”“老老”，以“老弱有失养之忧”（《富国》）为社会大患，提倡减轻有幼弱、衰老、丧亡之家的力役负担：
父母之丧，三年不事，齐衰大功，三月不事。从诸侯来，与新有昏，期不事。（《大略》）
父母之丧，三年不事力役，齐衰大功的丧事，三月不事力役，因重其哀戚。从他国来以及新婚者，一年不事力役，所以重其嗣续。而对那些“事生不忠厚、不敬文”“送死不忠厚、不敬文”的行径，直斥之为“野”“瘠”（《礼论》）。
2.平*爱民，振救鳏寡
“民为邦本，本固邦宁。”荀子承继历史上的民本思想，强调人君之地位实为人民所赋予，“天之生民，非为君也，天之立君，以为民也。”（《大略》）人君是应人民的需要而存在，徐复观说：“天下不是私人可得而取或与，乃系决定于民心民意，则人君的地位与人民对人君的服从，无形中是取得人民同意的一种契约的关系。”人君惟有修道行义，兴利除害，方能得到人民的拥戴。如不能始终如一为民谋福利，而只贪图个人的享乐，就会为人民所抛弃。恰如《正论》篇所言：“汤、武非取天下也，修其道，行其义，兴天下之同利，除天下之同害，而天下归之也。桀、纣非去天下也，反禹、汤之德，乱礼义之分，禽兽之行，积其凶，全其恶，而天下去之也。天下归之之谓王，天下去之之谓亡。”这也就是说，民与君虽然一为统治管理阶层，一为被统治被管理阶层，但君主并非高高在上、独断专行的存在，而是负有谋求人民福祉和社会安定的责任。爱民养民，由此而成为人君施*的重心和最大任务。
荀子认为，能群、善群的君主才可以担负其保障人民的生存权。“君者，何也？曰：能群也。”（《君道》）“君者，善群也。”（《王制》）能群、善群才是荀子心目中理想的人君。荀子说：“能群也者，何也？曰：善生养人者也，善班治人者也，善显设人者也，善藩饰人者也。……四统者俱，而天下归之，夫是之谓能群。”（《君道》）能群有四种表现，而“善生养人”无疑是人君最大最基本的责任，设官分职、尚贤使能、爵赏奖饰等等尚在其次。人君精通生养人民的道理，就能使“万物皆得其宜，六畜皆得其长，群生皆得其命”（《王制》），谓之“善群”，这是有德之君的重要能力和特征。
如何生养民众？荀子提出了具体的施*措施：一是重视民生。“省工贾，众农夫，禁盗贼，除奸邪，是所以生养之也。”（《君道》）合理安排产业，重视农业，禁止盗贼打家劫舍的不良行径，铲除奸邪之徒，奠定民众安居的基础。二是使民以时。“春耕、夏耘、秋收、冬藏，四者不失时，故五谷不绝，而百姓有余食也。”（《王制》）三是救助鳏寡。爱民养民，赈济民众的观念由来已久。《尚书·康诰》中有“克明德慎罚，不敢辱鳏寡”的记载，周代司徒保息之法，有“振穷”（《周礼·地官·大司徒》）的说法，皆为圣王发*施仁之要务。荀子对鳏寡孤独的社会救助问题十分重视，他说：
选贤良，举笃敬，兴孝弟，收孤寡，补贫穷。如是，则庶人安*矣。（《王制》）
鳏寡孤独，可谓人生最大之苦痛。哀矜怜恤，为人类应有之同情观念。收养孤儿寡妇，救助贫穷，勿使其悲苦无助流离失所，是为君的基本之道。不仅如此，荀子更将社会救助置于君王兴废、国家盛衰的高度来看待，《王制》篇说：
庶人安*，然后君子安位。传曰：“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亦覆舟。”
可见，鳏寡孤独作为社会的弱势群体，他们的生活能否得到较好的保障，是中国传统社会衡量*治是否良善的风向标，同时也是体现*治支持度的关键一环。
3.富国裕民，赒恤贫疾
君主的存在，官职的设立，其根本目的都是为了服务人民，“以相群居，以相持养”（《荣辱》），故人君莫不以富国裕民为郅治的目标。孔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论语·颜渊》）《大学》也提出：“生财有大道：生之者众，食之者寡，为之者疾，用之者舒，则财恒足矣。”人君善为民谋利，百姓衣食富足，社会才能安定。一个国家如果府库不充，便不可能“养万民”，所以荀子强调：“不富无以养民情。”（《大略》）
但荀子也认为，富国与裕民之间也存在着冲突和紧张。《富国》篇云：
下贫则上贫，下富则上富。故田野县鄙者，财之本也；垣窌仓廪者，财之末也。百姓时和、事业得叙者，货之源也；等赋府库者，货之流也。故明主必谨养其和，节其流，开其源，而时斟酌焉。潢然使天下必有余，而上不忧不足。如是，则上下俱富，交无所藏之，是知国计之极也。
在这里，荀子指出了富国与富民之间的区别，强调了民富是国富的基础，假如人君舍本逐末，好征暴敛，贪图财富，国库充溢而百姓困穷，那么离丧身亡国的日子就不远了。故荀子谆谆告诫：“聚敛者，召寇、肥敌、亡国、危身之道也，故明君不蹈也。”（《富国》）而富国裕民的根本途径在于发展社会生产，开源节流、减轻赋税。荀子曰：
王者之等赋、*事，财万物，所以养万民也。田野什一，关市几而不征，山林泽梁以时禁发而不税，相地而衰*，理道之远近而致贡，通流财物粟米，无有滞留，使相归移也。（《王制》）
足国之道：节用裕民，而善臧其余。节用以礼，裕民以*。……轻田野之赋，平关市之征，省商贾之数，罕兴力役，无夺农时，如是则国富矣。夫是之谓以*裕民。（《富国》）
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荀子主张施惠天下，救助贫苦。贫苦之人，平日生活已甚艰难，倘若不幸遇疾病死亡，有病不得医，死亡不得葬，其痛苦更无以复加，故中国古代于鳏寡孤独之救恤外，有恤贫、宽疾之法，其目的就在于“岁虽凶败水旱，使百姓无冻馁之患”（《富国》）。荀子对于贫病死亡之救济亦甚重视，《哀公》篇言：
所谓贤人者，行中规绳而不伤于本，言足法于天下而不伤于身，富有天下而无怨财，布施天下而不病贫。
贤德之人心怀仁爱，重义轻利，“羞利而不与民争业，乐分施而耻积藏”（《大略》），能够力行善*，是实践社会救助的中坚。所以，荀子对贤人“布施天下而不病贫”寄予了很高的期望。
《尚书·康诰》曰：“若保赤子，惟民其康乂。”保民安康乃社会救助题中应有之义。《周礼·天官》记载周代使医师掌医之*令，“凡邦之疾病者、疕痬者造焉，则使医分而治之。”地官保息之法，“五曰宽疾”，郑注曰：“若今癃不可事，不算卒，可事者半之也。”凡有天灾民病，则使医巡国中及郊外，以疗治之。凡罹患重病者，不算计以为士卒，身有残疾者，不为重役，此为古代宽饶疾病赒恤之方法。荀子主张“*令制度，所以接下之人，百姓有不理者如毫末，则虽孤独鳏寡必不加焉。”（《王霸》），对于力役之征发，尤其强调宽免残障废疾者，《大略》篇云：
八十者一子不事，九十者举家不事，废疾非人不养者，一人不事。
《王制》又言：
五疾，上收而养之，材而事之，官施而衣食之，兼覆无遗。
“五疾”指的就是哑巴、聋子、跛脚、断手足、侏儒者五类残疾人。荀子把国家收养残疾人，看作统治者施行德*的表现。春秋战国时期，战乱频仍，灾荒多有，加之贫病六疾，民众田地荒芜，流离失所。对贫疾的赒恤优待，尤显必要。故荀子强调，凡是家有耄耋老人，一子不事力役；家有九十岁的老人，全家不事力役。家有残障废疾生活不能自理者，一人不事力役。对贫疾之人进行赒恤优待，方能使“民不困财，贫窭者有所窜其手”（《大略》），既保证了贫疾群体的日常生活，又可消除社会动乱的隐患，可收一举两得之效。
三
从群体生活的角度而言，人类就是一个“命运共同体”。叶小文指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文化释义，是“命运相连，休戚与共”。儒家大同思想展示了对人类美好社会的理想构建，《礼记·礼运》篇记载了孔子的一段话：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为大同。
孔子所孜孜以求的“大同社会”，就是“博施于民而能济众”（《论语·雍也》）的至善之境。在这样的社会里，社会不但公平公正，充满正义与友善，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而且充满了人间温情，男女老少、鳏寡孤独以至残疾人无不享受人间关爱。爱民养民的仁*德治，保障了社会弱势群体的生存权，使社会个体获得了心灵的寄托和归属，也夯实了社会良好运转的秩序基础。
荀子的社会救助思想承继中国传统重视民生的理念，将其进一步发扬光大，强调“积善成德”（《劝学》）、“积善而全尽”（《儒效》）、“积善而不息”（《性恶》），竭力发扬乐善好施的美德，使整个社会朝向更加积极的社会救助制度而努力。荀子对于社会救助的一系列构想，对于当今时代确立“托底线、救急难、可持续”的社会救助基本价值理念，构筑多层次、多支柱的社会保障体系，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无疑有极为重要的借鉴价值和现实意义。
排版：芦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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