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千年来，人们将秦国崛起都归功于秦孝公时期的商鞅变法。事实上，秦国图强运动必须往前推到到孝公的父亲秦献公时期。从献公即位起，秦国开始转弱为强，而这主要应该归功于墨家门徒的帮助。
献公出生于公元前年，公元前年，他爹秦灵公死了。秦国掌握军*大权的庶长专权，不立献公而立他的叔祖父（他爹的弟弟）简公为国君，年仅9岁的献公被流放到了东边的邻国魏国。
图强的决心
献公在青少年时代和即位初期，饱受一系列心灵创伤和情感震撼。他16岁（公元前年）就开始蒙受巨大的国耻与国难——祖国边防上最险要的地区（今山西、陕西两省交界的黄河南段以西地区，主要在今渭南市境内）沦为超级强国魏国的西河郡。另一方面，他在近30年的流亡生涯中，目睹魏国变法的成就，对他精神上产生了极大的触动和启发。
不过，他一生遭受的最大的外来冲击，莫过于登基后第四年（公元前年）所发生的惊天地泣鬼神的连锁事件：楚国的阳城君，因参与杀害藏身在楚悼王尸体下的吴起（与孙子并称的军事家、楚国总理，在楚国推行“吴起变法”），被论罪并处没收封地；之后，受上司兼好友阳城君所托，守卫封地的墨家领袖孟胜及其弟子人，因为无法守护，就集体赴死以兑现墨家的大义——如果不死，将来恐怕没人会信任墨家门徒。
河西地在秦国历史上的重要意义
献公上任的第一个目标，就是重新夺回河西地。
河西地东边的汾水和涑水流域，是三晋*治、经济、文化和人口的重心，西边是陕西境内的洛河和渭河下游平原——有待秦国充分开发的宝藏。这些河流及其众多的支流都汇集于此，注入龙门与潼关之间的黄河，无论从军事或经济上来看，都是秦魏两国必争之地。
由于黄土高原土质疏松，长期的流水侵蚀把表层的黄土堆积切割成塬梁沟壑、纵横破碎的地貌，而如此复杂的地貌正是刺激战国初期攻守战术和武器创新的主要因素之一。
魏国在公元前年到前年的这11年里，攻占秦国河西地区的战略完全成功。经过最初3年的拉锯战已初步完成少梁（今陕西省韩城市南）要塞的工程，随即居高临下沿着黄河南进，“围繁庞（古城名，在今韩城市东南），出其民”，攀城进攻、浴血奋战。
魏军攻占合阳之后，转而从西南方向，进入洛河下游注入渭河的平原地带。这里水流曲折，港汊纵横，激战之后双方都要择地高垒深堑，做好防卫。魏军一度深入渭河以南的郑县（今陕西省渭南市华州区境内），然后自动回到撤渭北，建立新的根据地合阳和洛阴（今山西省阳曲县境内）。弱势的秦国只能退守下游洛水的西部和南部，在重泉（今陕西省大荔县境内）建城，这里距离今西安市东郊仅一百二三十公里。可见，魏国占领的全部河西地就像一把利剑直指秦国的心腹。
墨家的优势：精于城防建设和军工制造
修建一座城防要塞，需要大规模的空中、地面、道路、桥梁、水面、地道等全方位军事工程，和各种机械、大小兵器；坚固、厚实的主城墙顶部，要修筑便于与敌短兵相接的“女墙”（城墙上砌有射孔的小墙）；主城四边要建造更高的“望楼”，以及与主城配合对敌交叉侧面射击的若干“行城”和“杂城”，更不要说外围的濠池、吊桥和木栅等屏障了。
墨子的首席弟子禽滑厘，曾请教墨子防守和攻城的十二种办法：“临、钩、冲、梯、堙、水、穴、突、空洞、蚁傅、轒辒、轩车。”大体来说，“临”是指敌人在城外，“积土为高，以临我城”，或者使用数层楼高的撞城车。“钩”是辅助士兵登城的大钩梯。“冲”是从侧面攻城的“冲车”。“梯”是云梯。“堙”也是指积土为坡，大约是填塞壕池。“水”指灌水淹城。“穴”或是“火”字的讹误。“突”是指敌人用重器突破城根时，以“突门”防堵，并施烟熏。“空洞”指挖地洞和地道。“蚁附”，是形容士兵密集攀登城墙的行动和搏斗。“轒辒”是上面盖牛皮，下面可以容纳十数人，用来填平敌人的城壕的木制四轮车，金火木石也击不破。“轩车”大概是指有屏障的大车。
墨家门徒与统一之前的秦国有密切关系。墨子壮年就以精于城防及军械发明、制造而闻名各国。远早于同期的西方，墨子及其信徒当时就懂得杠杆和滑车的原理。墨家门徒所发明和改进的投石机，其威力之大，射程之远，命中率之高，在那时是非常先进的。
墨家门徒的军事贡献
献公之前的半个世纪中，相对而言，秦国弱小，而魏国强大。但在国土面积、人口和资源方面，秦国有足够的潜力发展成为一流军事强国，关键是要有英明的君主领导改革。
墨家门徒集体就义事件发生后，献公与墨家门徒应该从那时就开始合作了，而且如鱼得水，非常融洽。掌握城防要塞军*大权的官员都出自墨家子弟。
不仅各城防要塞的最高长官“守”，连下面的低级军官亭尉也由墨家门徒担任。《墨子·备城门》中说：“城上四隅……四尉舍焉。”“百步一亭……亭一尉，尉必取有重厚忠信可任事者。”亭尉掌管旗帜，各城防士兵，包括妇女、儿童，都按照“青、赤、黄、白、黑”五种颜色的旗帜驻守岗位。敌人逼近时，亭尉手执大旗，就像近代童子军的领队那样“打旗语”，同时击鼓，以传递信号，指挥部队的行动。夜晚只好用火。还有门尉严格监守城门，防止奸细和叛徒出入，白天巡察3次，夜间巡察1次。此外，尉官还要训练基层官兵。
由于饱受多年流亡生活的痛苦，又受到墨家门徒集体就义的精神感召，献公对墨家门徒充分信任，以致墨家门徒几乎都成为秦国军队中的全能干部和严格纪律的执行者。
被重用的墨家门徒也知恩图报，一再向献公表忠心。他们表面上对宗室贵族子弟予以优待，实际却将其软禁起来，等到敌军来犯时，就把这些贵族子弟安排到城楼上负责侦察警戒，如果延误时机就将他们处死；贵族子弟的其它各种违纪违法情况，也都会一一被传入献公的耳中。墨家门徒在为秦国实现君主专制中央集权、消除异己方面立下了汗马功劳。
此外，秦国执*者极力吸收、利用墨家门徒在军事工程和武器制造方面的专长，军事实力逐渐由弱变强。献公晚年（公元前年），秦国与魏国在石门（今山西省运城市西南）交战，取得了斩首魏军六万的重大胜利。
墨家门徒与连坐法
秦国变法之所以成功，最重要的是实行了户籍制度改革。古往今来很多人几乎都把这件功劳（也可以说是罪名）算到商鞅的头上。其实，连坐法很早就有了，而“连什伍而同其罪”则在献公时期就开始实行了，而且都深受墨家门徒的影响。先说说连坐法。
墨子*治理论的核心是“尚同”，实际就是《孙子兵法》中“道者，令民与上同意也”的忠实、巧妙的简化，意思是思想要统一，全国老百姓和国君的想法要一致。这话表面上看起来不足为奇，却蕴含着纠正春秋时代“*出多门”——国家权力分散，中央领导软弱——这一长期弊端的深层意思。为适应战国初期各国竞争日趋激烈的新形势，墨子就把这句名言引伸发挥，为建立君主制中央集权*体理论与实践铺路。
墨子以为，在没有强制*权和刑罚的原始社会里，每个人都追逐私利，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意见，“天下之百姓皆以水火毒药相亏害，……天下之乱，若禽兽然。”如果要使*治和社会步入正轨，只有从乡村往上，所有人层层服从各级长官，最后全国的百姓和官员都绝对服从于天子；只有这种体制才是公正合理的，因为天子是上天为了人民的福祉而选出来的。
《墨子·尚同》的上中下三篇，反复出现“一同天下之义”的语句，下篇更进一步指出：“治天下之国，若治一家；使天下之民，若使一夫。……圣王皆以尚同为*，故天下治。”
墨子这套理论逻辑欠圆通在此无意深究。那么，为什么“尚同”模式即君主制中央集权制在历史上首次出现在秦献公、秦孝公时代呢？
墨子为了实现他“尚同”的期望，还订了一条强制性原则：“上同而不下比。”“不下比”是说下面的百姓不准结*为奸，隐瞒当地实情。换句话说，只有把全国人民都当作自己的耳目，高高在上的天子才能有效地赏善罚恶，治理好国家。
是以数千万里之外有为善者，其室人未遍知，乡里未遍闻，天子得而赏之。数千万里之外有为不善者，其室人未遍知，乡里未遍闻，天子得而罚之。是以举天下之人皆恐惧振动惕栗，不敢为淫暴，曰：天子之视听也神。”
——《墨子·尚同·中》
客观地说，墨子的手段虽然有些类似近现代独裁特务统治的地方，但他的用心是好的，反侵略的，是想改善民生。
最值得注意的是，墨子还说普通百姓如果看到奸诈巧饰的人（或行为），要向上级报告，如果隐瞒不报，一旦被发现，那么他就和那奸诈巧饰的人同罪。这就是连坐。
商朝开国君主商汤在讨伐夏朝末代暴君夏桀时，曾对听众发表演说：如果你们不遵守誓言，我就会杀死你们，决不饶恕。对这句话，东汉末年的儒学专家郑玄补充解释说：“大罪不止其身，又弩戮（杀死）其子孙。”周武王历数商纣王的罪行中也包括“罪人以族”，可见商朝已经有连坐法了。《史记·秦本纪》也说，秦文公二十年（公元前）“法初有三族（父母、妻子、兄弟）之罪。”可见早在商鞅变法约年前秦国也已经有连坐法了。
墨家门徒与秦国户籍改革
献公执*初期，百废待兴。要抵御外国的侵犯，首先要加强国防建设；而要加强国防建设，首先要招募懂军工技术和武器制造的墨家门徒。墨家门徒发现，他们的“上同而不下比”的执*理念和手段，与献公的强国目标和具体步骤不谋而合。献公无法忘记回国即位时在函谷关所遭遇的危险，于是在制定相关国防法规的时候，宁可从严从重，也不愿因宽松而疏忽。
但在一般情况下，同伍连坐的罪名执行起来有一定的限制，伍人检举也不是毫无约束。
献公十年的“为户籍相伍”必须和《商君列传》中的“令民为什伍，而相牧司连坐”一起解释。什和伍是两个户籍上的最底层统计单位。管仲在齐国制定的15个“士乡”的军事编制，始于由五个家庭组成的“伍”，十轨为里，四里为连，十连为乡，根本没有提“什”这个单位。因为“什”不是最小的单位，也就不宜作为统计的基数。
事实上，“什”这个单位是存在的。《管子·立*》就说：
“分国以为五乡，乡为之师。分乡以为五州，州为之长。分州以为十里，里为之尉。分里以为十游，游为之宗。十家为什，五家为伍，什伍皆有长焉。”
此书的其它章节也都提到什伍制度。至于“什”作为组织单位的特殊功能，《尉缭子·伍制令》中有很好的说明：
夫什伍相结，上下相联，无有不得之奸，无有不揭之罪，父不得以私其子，兄不得以私其弟，而况国人聚舍同食，乌能以干令相私者哉？
正是为了实现整军强国和防犯敌对势力渗透、杜绝叛徒的目的，献公在户籍改革之初就定下了什伍制。《墨子》书中保存了原始记录:《备城门》篇的“城上十人一什长”；《迎敌祠》篇的“司马视城修卒伍……五步有伍长，十步有什长，百步有百长。”后者说的都是秦献公早期的事。
至于什伍所辖兵力的分布和士兵的成份，《备城门》篇中两条标准的守城办法都有说明：
守法：五十步丈夫十人，丁女二十人，老小十人，计之五十步四十人；城上楼卒，率一步一人，二十步二十人。城小大以此率之，乃足以守围（御）。
如果敌人大举进攻，无论兵力多少，最多分四路，届时守城一方只需“丈夫千人，丁女子二千人，老小千人，凡四千人而足以应之”。可见户籍是兵农不分、军民合一的。什伍战时与平时的成员可能不完全一致，但肯定关系密切。
什伍制度应该一开始就逐步在全国推行。最初的主要动机是为了防止人民违法犯罪。防止犯罪（触犯刑法）最合适的组织单位是什伍，而防止轻微违法（如触犯治安管理等行*法或民法）的工作，在平时比战时显得尤为重要。
秦国户籍的具体形式目前还无法明确得知。但张金光在其《秦制研究》中对秦国户籍的特点和主要意义作了阐述：
……秦户籍为户，役册合编，户籍同时是应役者的徭役档案。此制为汉及后世所承。……秦户籍，就其内容而言，为综合体式，详于籍注，……凡国家治术所掌握的每一个人口的一切状况、家庭关系等等，尽在户口一簿之中。因之，*府只要一簿在手，便可统理庶*。秦所开创之户籍实为人籍之综合百科人事档，是国与家最为重要的典章，是典中之典，为国家一切章法之根本。……编籍与“相伍（即编户）”相为表里，相互为用。户籍组织与社会行*编组是统一的，以县系乡，以乡系里，以里系伍，以伍系术户，以户系口。这便构成了以秦户籍为纲的一条完整的系术绳索。
献公的户籍改革彻底扫除了周王朝以来盛行的传统城乡居民的区分，即“国野乡遂”制：王城之外、四郊之内，设六乡，此外的野则设六遂，王城和六乡中的居民称为“国人”，六遂中的居民往往被称为“氓”、“野氏”、“野人”等。同时，这又奠定了走向统一集权国家的平坦大道。
参与初步推广县制
秦国为了加强对新征服的边区的管理，在军事或交通上重要的地方设县，可以上溯到春秋中期。秦穆公以后，只有秦厉公二十一年（公元前年）频阳县（今陕西省富平县东北）和秦惠公十年（公元前年）的陕县（在今河南省三门峡市陕州区）。献公基于国防需要，即位后第六年（公元前年）开始在蒲（在今山西省临汾市北）、蓝田、善明氏设县，五年后才在栎阳（在今西安市阎良区）设县。
即使栎阳成为重要的具有国防和经济价值的县以后，其城墙面积和建筑规模，仍远不能与国都雍（在今陕西省凤翔县）及之后的都城咸阳相比。当献公决心兴建一系列的县作为军事基地时，必然有墨家的精英和军工专家参与筹划、领导。
推动尚同理念的实践
墨家门徒对献公*治改革理念及实践产生了根本的影响。
自墨家创始人墨子开始，分散在各诸侯国的墨家弟子，按他们的特长，可分为三派：“论辩”派游说各国，搞*治，“说书”派传播学说，造舆论，“从事”派制造器械，负责各国的防卫工作。“从事”派当然是献公时期的紧缺人才，然而“论辩”、“说书”派中的佼佼者也绝不会错过去秦国当官的大好机会。另一方面，“从事”派中的精英也一定能够理解、掌握墨子最重要的*治理念和实践的原则、方法及步骤。
饱经沧桑的献公深知富国强兵必须依靠*治、社会和经济的全面发展，所以即位当年他就下令废除殉葬旧俗，后又推行商品交易和户籍改革。而臣民之中，只有外来的墨家门徒，除了有技术专长外，还能秉承墨子的尚同理念及推行君主制中央集权制度的原则和方法。献公决心迈向君主制中央集权制的这条新路，和墨家门徒一再阐发《尚同》精义是分不开的。对此，约一个多世纪后的荀子进行过实地考察和评估：
应侯（范睢）问孙卿子（荀子）曰：“入秦何见？”
孙卿子曰：“其固塞险，形势便，山林川谷美，天材之利多，是形胜也。入境，观其风俗，其百姓朴，其声乐不流污，其服不挑（佻），甚畏有司而顺，古之术也。及都邑官府，其百吏肃然，莫不恭俭、敦敬、忠信而不楛，古之吏也。入其国，观其士大夫，出于其门，入于公门，归于其家，无有私事也；不比周，不朋*，倜然莫不明通而公也，古之士大夫也。观其朝廷，其朝间，听决百事不留，恬然如无治者，古之朝也。故四世有胜，非幸也，数也。”
——《荀子·疆国》
范睢在公元前年被封为应侯，于前年去世。荀子亲眼看到的秦国晚期的*风民俗，就是百年后墨子“上同而不下比”理念高度实现的最权威的见证。总之，献公时代的确是秦国由弱到强的转折点，而促成这种演变的核心力量则是来自在秦国为官的墨家门徒。
墨家的悲剧命运
墨子付诸行动一心推广兼爱非攻的理念，为天下人谋福利。然而这一初衷，却在墨家门徒为秦国效力的过程中，成了自杀的毒药——墨家学派突然从显学逐渐衰落，被打压以致灭绝了。直到清末民初，学者们才从故纸堆中重新挖倔出墨家及其进步性——这不得不说是一个悲剧！
20世纪上半叶，胡适、梁启超、钱穆等人关于这个问题作了论述。但言之成理的说法少，似是而非的议论又太多。现从思想和制度方面对墨家的悲剧命运作简要的分析：
1、墨子过于理想主义，难为常人接受
今墨子独生不歌，死不服，桐棺三寸而无椁，以为法式。以此教人，恐不爱人；以此自行，固不爱己。……其生也勤，其死也薄，其道大觳，使人忧，使人悲，其行难为也，恐其不可以为圣人之道，反天下之心，天下不堪。墨子虽独任，奈天下何！
——《庄子·天下》
2、时代巨变不利于墨家
当献公招募墨家门徒的时候，秦国是被侵略的弱国，笃信兼爱非攻的墨家门徒乐意为之效忠。但献公晚年秦国迅速成为最强大的军事侵略帝国。这一基本现实导致所有墨家门徒良心的煎熬和信仰的崩溃，同时也阻断了所有墨家团体发展的机会。
3、献公与墨家的“天助”因缘
墨家门徒与献公当初一拍即合，然而双方都没有预料到局势发展下去之后，只对秦国有利，对墨家却极为不利。
战国时期，各主要诸侯国都在建立中央集权的官僚制度。有技术专长的墨家门徒在秦国官僚机构的不同部门任职，他们的事功虽有册籍可查，姓名却隐而不显。他们的种种技能和专长被*府吸收利用，但地位和作用却越来越“边缘化”了。
墨家门徒最终无法抗拒秦国统一中央集权化的*治洪流，深陷其中，无力也不被允许逃脱。事实上，为四、五代秦国君主服务之后，最晚到秦始皇三十四年（公元前年）焚烧百家诗书时，墨家就已销声匿迹了。
《史记》中的一段话值得玩味：
……秦始小国僻远，诸夏宾之，比于戎翟，至献公之后常雄诸侯。论秦之德义不如鲁、卫之暴戾者，量秦之兵不如三晋之强也，然卒并天下，非必险固便形势利也，盖若天所助焉。
“至献公之后常雄诸侯”一语，事实上等于默认献公对变法图强已经为秦孝公、商鞅做了良好的奠基工作。所谓“天助”无疑应该是墨家门徒的“人助”。
编辑：李娟娟
审核：刘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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