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始皇陵兵马俑坑出土现场
变法者死于法善良的人们，想善良地活下去，就用善良的故事讽世。故事的主角多半是先王，因为只有先王，才能提醒当今之王。先王的名义，成了游说者手里的一面小旗，面对当今之王，挥舞这小旗，便多少有了些话语的权力。当儒学还未登上显学宝座时，他们把祖述先王作为批判的武器。但思想有时难以摆脱“理性的狡计”，在批判的同时，先王之道却成了当下新王的合法性来源。
但历史到了战国时代，不是竞德，而是竞力。法家“尚力”，适应了战国的需求。
法家之“力”，是耕力与战力，是耕战合一，全民皆为耕战之士。耕战合一，打开了农民升为士的通道，使战争不再是贵族的特权，而是变成了以农民为主体的全民战争，农民可以通过军功之路成为新的贵族。谁能将农民动员起来，转化为战士，谁就掌握了历史的主动权。可农民一旦成为战士，有关战争的贵族式礼仪以及国际惯例等，就彻底的没有了用武之地，让农民去行礼、吟诗，即便通过军功上升为贵族，也没有那份雅致。
相反，他们无视贵族习气，以粗鄙的功利主义摧毁了贵族的雅致。战争，不再是展示文化，表明实力，不再是在国际仲裁下的有限度的国家格斗，而是无限度的杀戮，是国与国之间你死我活的杀戮，战争全民化，最后变成了大屠杀。
这就是商鞅变法带来的战国格局。商鞅在秦国制造的耕战之士，是新时代战争最有效的群体，他们无需游于六艺，只要多交军赋，多斩敌首就够了。
商鞅，原来学儒术，可能还学过黄老，为了应帝王，使他转向法家。他第一次游说秦孝公，谈的就是帝道，帝，大概就是黄帝；第二次谈的是王道——儒家思想，这两次，孝公都不感兴趣；第三次谈了霸道，也就是用了法家思想，孝公听着入迷。
学儒术者，很容易向法家转化。商鞅之前的吴起、李悝，之后的李斯、韩非，都是学儒术而转向法家的，更早还有孔子的弟子冉求。《论语·颜渊》有子贡问*，孔子说，“足食，足兵，民信之矣。”“足食”是耕，“足兵”是战，而“民信之”，在孔子是礼，在商鞅是法，如商鞅徙木立信，立的就是法。
战国策士思想并不偏执，奉行实用主义，如开杂货铺，各家货色都有，售与帝王家，全凭那三寸之舌锦上添花。而帝王家各取所需，秦孝公就货比三家之后，买了法家。
卖什么吆喝什么，商鞅卖了法家，就吆喝法家，在秦国也是独此一家，被他垄断了。
他的法家主张其实就一道配方，里面也含有孔子思想，“足食”、“足兵”是大原则，而商鞅用法把它落实了。“足食”在商鞅是与一系列具体*策联系在一起的。农业文明，以土地为本，增加财富的基本手段就是拥有土地、开垦土地。因此“足食”首先就要开荒。商鞅奖励开荒同奖励军功一样，与西周时期“授民授疆土”的封建制迥异，王权一竿子插到底，为了把农民牢牢地抓在自己手里，国家把土地直接分给农民，将农民从封建贵族的领地里解放出来，变成国家的战士，这就是“足兵”了。
鞅法规定，民田可以买卖，但禁私自移动田界，维护土地所有者的地权。同时，鞅法还按户、按人口征收军赋。男子成年，要向*府登记，分家立户，缴纳户赋。家有二子以上，若不分居，则一人缴纳两份户赋。这样，既增加了国家的赋税收入，又革除了戎狄父子兄弟同室居住的旧俗。
军功赏赐有二十等爵制，以在战场上斩杀敌首多少来计算。斩敌人甲士首级一颗，奖爵一级，并任以五十石俸禄之官。而皇亲国戚、贵族宗室，若无军功安身立命，难免要除藉。无论出身贵贱，以耕战之功，定爵秩等级，分配田宅，立家第位次，有功者显荣，无功者虽富而无所芬华。
调动农民只知耕战，利出一孔。把土地分给耕战之士，如此变革，现在看来平淡无奇，当时却充满了杀气。鞅法初行时，无人响应，商鞅悬赏五十金，请人搬一根木头，这便是所谓“徙木立信”，致使青年毛泽东，曾为之“叹吾国国民之愚也”。人性好利，商鞅以利立信，才是愚民。
他谈中国农民问题，要回到商鞅那里去，因为直到商鞅时，国之农业文明才解决了它的根本问题——以农为本、以农立国。当然，在商鞅之前，法家还有李悝在《法经》中提出“尽地力之教”，但李悝没有触及文明的本质，而商鞅却深入文明根柢，解决农民问题。
农民的欲望，被商鞅发动起来，并赋予了合法性。他以耕战结合的方式，在农民中培育新兴地主阶级。
有人说，秦国就像东方的斯巴达，其实不然。从表面看，秦与斯巴达都好战，可它们的立国基础迥异。秦以农立国，耕战合一，农民成为战士，而斯巴达耕战分离，耕者皆为奴隶。因此，秦国能做大，而斯巴达做不大。秦能统一中国，成为一个雄视天下的大帝国，而斯巴达却不能统一希腊，成为真正的王者。
若从对文明建制的贡献来谈，中国两千年来，立国之本及其制度，皆秦制也。而斯巴达灭亡以后，除了传说中的英雄故事，余皆寥寥。罗马人占领了雅典，却以做雅典人的学生而自豪。而罗马人统治斯巴达，则不惜把斯巴达人踩在脚下。很多人都骂秦，可谁也不能把它踩在脚下。
一个伟大的国家，不光要强大，还要对文明有所贡献。一个伟大的历史人物同样如此。我们今天来看商鞅的历史地位，也应该着眼于这两点。至于他的过于强势的性格，这本就是英雄的通病，何况他已为此献出了不仅仅他一人还有他的九族的生命，历史已给了他报应，无须再来批评。
他本来就是策士，可他在秦国却否定了策士，他在排斥了别人的同时，也扼杀了自己。履霜坚冰至，祸患之来，非由一朝一夕，需待冰冻三尺，商鞅最终作法自毙。
知术者死于术风土不一样，人情不一样，同一人也会产生不同的思想。秦地民风，掺杂戎狄俗，愚而武。尚愚，所以“绝圣弃智”；尚武，所以“绝仁弃义”。东方民风尚礼，智而文。智之弊在伪，文之弊在辩，所以要“绝智弃辩”。法家在秦崛起，就以“绝仁弃义”、“绝圣弃智”为根柢。
司马迁很有眼力，《史记》里，将老子与韩非子并列，写了《老子韩非列传》。老庄并称，那是魏晋以后兴起来的，秦汉时期，史称“老韩”。
韩非是韩国人，其为世人所知时，韩已岌岌可危，据说，秦王嬴*读了韩非的文章，非要见一见他本人，就发兵去攻打韩国，要韩国交出韩非。就这样，韩非被交给了秦国。本来他奇货可居，结果却变成了货到地头死。思想者是稀有动物，整整一代人里，也许就出那么一两位，如果只有一位，他便是孤独者；如果还有几位，那便是他的知己和天敌。
对于他来说，秦王嬴*算什么？是知己，还是天敌，抑或兼而有之？应该是兼而有之吧。嬴*跟历代秦王不一样，是一位思想者王，是秦自开国以来唯一一位具有文化抱负的君王。也许他血液里，真有东方文化基因，他对东方文化的向往及其文化抱负，使人联想起那个关于吕不韦的传说。
与《史记·秦本纪》里那些列祖列宗相比，嬴*似乎更像是吕不韦的传人。不管他的血缘遗传来自哪里，他的文化慧根一定来自吕不韦。他是吕不韦之子吗？郭沫若认为，那是汉初吕氏为了篡汉造的谣言，如嬴*为吕不韦子，那秦便是吕家天下，吕氏篡汉，即物归原主了。但是，不管怎么说，嬴*作为王者和思想者，是吕不韦一手造就的。
可秦王嬴*却另有眼光，其眼光不愧为思想者王。他没有看上《吕氏春秋》，而是看中了韩非，除了*治原因，还有思想原因，因为吕氏并非真正的思想者，不能建立本土化的思想。
兼并东方，要靠秦国本土力量；统一思想，也要用秦国本土思想。荀子曾叹“秦无儒”，那有什么关系，秦有法，还有道。东方有孔子，西方有老子。老子出关时，留下五千言，还做过孔子的老师。在东方，《老子》是隐士之学；在秦国，要让它成为显学，它是兵法、权术所本之道。
韩非子恰好写了《解老》、《喻老》，写得多好！秦国道统，从老子开始。老子不是教导我们要“绝仁弃义”、“绝圣弃智”吗？这才是秦国思想的根柢，回到道那里去，我们走在“道”路上，使天下“定于一”。这不仅在道统上有合理性，在帝系上还有合法性。
老子不是出关了吗？那就让他一直往西去，不要让他回东方，要让他销声匿迹，不知所终，老子出关的故事，很可能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笼的。
韩非的出现，宛如一柄利剑，刺穿了当时在秦国流行的各家学说，它们不过“五”而已，“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理应驱逐之。因《韩非子》，秦国在思想上开始咄咄逼人，一跃而为强势。
一种新的君道同体的王权主义诞生了。以道为体，以君为用；以君为体，以民为用；以民为体，以耕战为用；以耕战为体，以兼并为用；耕战合一，全民皆兵；法术势合一，集诸子思想之大成，执诸子牛耳矣。
这样的国家哲学，凌驾于诸子思想，俨然思想者王。孰能为之？舍韩非其谁也！舍秦王其谁也！然而，此二人，知己同时，亦为天敌！秦王能知韩非，出于李斯推荐，而李斯推荐韩非，并非推荐人才，为韩非着想，而是推荐思想，把他的思想献给秦王，提供思想武器。
韩非口吃，可思想却高效简洁，无比犀利，其思想方法，如“奥卡姆剃刀”，能把复杂的难以言喻的“非常道”，化作简洁的工具——法术势，而其操作性，则胜过马基雅维利，因为他对君主本质及其属性的理解更深入。
一国君王，为了求得一位思想者而出兵，这在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往往战争的目的，是为了占有土地以及土地上的财富，不是占有思想。可是，不占有思想，怎么当思想者王？占有了韩非的思想，嬴*就是思想者王。王是一把刀，把思想也变成刀，有了韩非这把剃刀，秦王踌躇满志。统一思想，不能光靠*治权力，还要用思想武器。
秦始皇成为思想者王，李斯是关键。他背叛吕不韦，为秦王引进韩非；接着又陷害韩非，为秦王实行“以法为教，以吏为师”。司马迁说，韩非与李斯都是荀子的弟子，而李斯自以为不及，故妒杀之。此言只知其一。*治如弈棋，李斯如卧槽马，登吕不韦堂，入韩非室，秦王用他将死了吕氏和韩非，而自为马后炮，马后炮往往引而不发，却含有杀机。
王者兼并了思想者，成了思想者王，有了思想者王，就以吏为师，以法为教了，还要什么思想！韩非这样说了，秦王就拿他实施。卸磨杀驴本来就是历代秦王的拿手好戏，自商鞅至范雎、吕不韦，连后来李斯，都不得好死。何况韩非的思想，正是要取消思想的思想，连思想都取消了，还要思想者做甚？作为思想者，就要为自己的思想而死。韩非死在自己的思想里，可谓死得其所，寿终正寝。相比之下，李斯死得何其猥琐。
韩非死了，死于他的帝王学之术。但作为帝王学的老韩之学，因了秦王嬴*的推动，在中国历史上却绵延不绝。
用势者死于势死亡，像癌细胞，一动就扩散，可谁动了这一下呢？当然是李斯。胡亥有意，赵高建议，执行下笔的当然是李斯。
这个刀笔吏头子，把持着皇帝文玺，捉刀代笔是他的拿手好戏，出卖是他的看家本事，当年，他出卖了主人吕不韦就赚了一个廷尉。吕不韦门下，食客三千，就成就他一人。当游士被驱逐，纷纷离秦时，他赶忙上了一篇《谏逐客书》，为游士而鸣，他不想做孤阴。
他已是丞相，又到了存亡关头，只要他刀笔一动，这“秦二世”就要出生，胡亥动了“二世”的念头。按始皇吩咐，“二世”应为扶苏，可现在始皇帝死了，李斯被皇帝做了一辈子的主，现在机会终于来了，咸鱼翻身。
也许有人会问，李斯啊，你为什么要这样做？胡亥真好过扶苏吗？李斯呀，你这样做了，会有什么好处？胡亥待你会好过扶苏吗？也许李斯会回答：我眼睛又没有瞎，脑子又没发洪水，不要以为我弱智。哈哈，这些我都不想，我只想能当一回家，作一回主。
李斯是个绝对专制主义者，却被人专制了一辈子，请想想，那是什么滋味？说起来是丞相，其实是奴隶，是皇帝的奴隶。自从他跟随思想者王，思想就如同被阉割了一样。思想者王的思想，就是统一思想，那是王者的理想。王者通吃，当然要统一思想，可奇怪的是，越是那些不思想就不能活的家伙越主张统一思想，百家争鸣，其实是争霸。就像荀子，他写了一篇《非十二子》，你将十二子都“非”掉了，自己怎么活？还有韩非写《五蠹》，他不想想，自己就是一蠹。
都说是李斯害了他，这可能吗？秦王要用他，李斯敢废他？秦王想留他，李斯敢害他？李斯早就以王之所是为是，王之所非为非了。他不仅没有思想，连想法都没有，有意见都多余。他就是一件工具，一把锤子，人说“不为铁锤，即为铁砧”，以为铁锤能砸，而铁砧欠揍，但铁锤也不会自由落体，没有独立意志。作为铁锤，也时刻牢记，否定自己，服从最高指示，要年复一年，日复一日，时刻提醒自己。
谁知李斯火热水深？韩非还有选择，起码还能选择死。李斯连死都不属于自己，要听命于最高指示。当李斯提了毒酒，去狱中打发韩非时，见了韩非，想必他都得为秦王开脱，说是自己的妒忌。韩非也当然明白，如果妒忌，当初就不会荐举。
当初吕不韦搞了《吕氏春秋》体系，以大儒自居，悬于城门，以一字千金，向秦王示威，向天下挑衅。秦王要收拾他，李斯便推荐了韩非，论帝王学，谁能跟韩非比！难怪秦王读了韩非，拍案感叹，能见思想者一面，死也愿意，他要用韩非的思想进行权力与真理合而为一的整合，灭《吕氏春秋》的杂拌。
韩非是知道自己会死的，而且他还知道死因就是他自己，因为他把集权时代的权力之恶以及如何行使权力之恶统统写进书里，这正是思想者忠于自己的真诚。他一上来，就奉献了王权主义的真谛——君道同体、权力意志，还有两把屠杀思想的刀子——以法为教，以吏为师，可没想到，第一个被屠杀的，竟然是他自己。不过，让一个思想者放弃思想而赖活，还不如为了思想而好死。毕竟是老同学李斯成全了他。
李斯不仅成全了韩非的死，还成全了他的思想。韩非为思想而死，他把韩非的绝对的君主专制思想贯彻到底。他可能对不起韩非，但他绝对对得起他的思想和他高贵的死。
他们一个属虎一个属鼠，属虎，要在深山里住，每天都要站在山头上看日出。日出时，思想如日之煌煌，虽然光芒万丈，但也含有落日的悲凉。而属鼠，只能从粪坑到粮仓，下水道是鼠的青云路。
在集权体制下，要活下去，你只能像李斯一样，活在下水道里，可韩非在天道上活惯了，不像李斯在下水道里轻车熟路，游刃自如，无论如何，韩非都不能从老虎变成老鼠！据说人只要在天道上住过一次，就再也不愿下来，哪怕为之而死。
现在，始皇帝死了，这是最后时刻了，轮到李斯来拿主意，可他却从里到外都在发抖，从头到脚都在战栗，他早已丧失了拿主意的能力。做惯了老鼠，一下子怎能变成老虎？他早已熟悉了下水道，却与常识陌路。作为人，他早就期待这一天，可这一天来了又觉得突然。他还没学会站在常识上发言，还不习惯表达自己的观点。
胡亥虽愚，却是帝王的种子，他生来就是要拿主意的；赵高虽阉，却比李斯更有权欲。胡亥要当秦二世，赵高支持，也请李斯支持。始皇帝遗嘱，扶苏继位，李斯是知道的。现在该李斯拿主意了：一要秘不发丧，二要诈诏修改遗嘱，让胡亥当二世。也许李斯曾经犹豫过，该拿主意时，却没有主意。可他一生，总有一个野心在跳动，它无论如何都要反叛一次，才能安顿自己。为什么要反叛？什么都不为！或者说是为反叛而反叛，反叛本身就是目的。
那就跟着胡亥去反叛一次吧，皇帝已经死了，这是他一生中反叛皇帝的惟一机会了。
李斯是楚国上蔡人，曾投靠于吕不韦门下，因给秦王上一篇《谏逐客书》，从宰相的食客一跃成为帝王家的食客，从下水道的老鼠一跃变成皇家粮仓里的老鼠，在王权的大锅饭里掌勺。如果说秦始皇是千古一帝，那他就是千古一相了。主张以吏为师，自任吏首，为天下*客之标本。君王地带，高处不胜寒，他算计了天下英雄，结果却被阉人赵高算计，终被腰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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