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话题，其实大家在中学课本里面都已经学过，即汉武帝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所谓的“独尊儒术”，就是儒生把自己的教育系统绑在了国家的选官系统之上。在我们的理解中，好像儒学是被汉武帝挑中了，要用它来统治整个社会。可是我这一节讲的这个观点，要颠覆大家的这种认识，那就是儒学不是被皇帝选中的，而是这个学派的一些特质，使得皇帝不得不跟儒学合作。
那么儒学的特质是什么呢？那就是儒学从先秦到秦汉时代，它垄断了几乎所有的教育资源，它利用古典文化进行文化教育，独霸了西周以来的所有旧传统。因为它掌控了教育资源，所以皇帝只要想建设一个文官*府，就必须跟它合作。对于大多数普通人来说，知识都来自教材，即使是信息技术极度发达的今天，大家记得最清楚的还是我们小学、中学课本上学过的那些名人名言、小说、古诗词。同样，儒学之所以力量大，是因为他们掌握着教材，掌握着战国、秦汉的教育命脉。
首先我们看到，战国到秦汉时代，确实存在着一个特殊的群体，那就是儒生。我们回顾战国时代的思想家，我们会发现，道家有老子和庄周、慎到，法家有商鞅、韩非、李悝、吴起，兵家有孙武、孙膑，名家有惠施、公孙龙等。这些思想家，都是伟大的个体。可是当我们审视儒家的时候，我们会发现，除了孔子、孟子、子思、曾子这些个体的儒者之外，他们背后，我们往往能够看到一个群体性的、儒学的学术集团存在，动辄上百人。《史记·仲尼弟子列传》就记载，澹台灭明“南游至江，从弟子三百人”，孔子的学生澹台灭明的弟子就有个；《孟子》的《滕文公》篇记载，孟子“后车数十乘，从者数百人”，说孟子出门的时候，后面跟着几十辆车，几百人在后面跟着；汉朝初年，叔孙通降汉——叔孙通是秦的博士，在汉朝建国之前，他就投降了汉朝，据说从弟子百余人；秦始皇封泰山，因为不知道封泰山该采用什么礼仪，就从齐鲁一下子征来博士70多个人；而汉朝初年，鲁地的儒生申公，他有弟子千余人。所以我们看到，儒家不是以个体为单位在战斗，而是存在一个掌握儒家经典，教授、解释、发挥、传播，甚至是组织学生在乡里和社会中践行儒学道德要求和礼仪规范的教团。那么我们就要分析一下，这些儒生，他们是如何生活的，以及他们这样生活带有哪些意义。
我们可以看到，孔子的学生当中主要有两种思想倾向的人，我们分别把他们叫作“用世之儒”与“传经之儒”。所谓的用世之儒，像孔子的学生子路、子贡，他们都有自己的事业，或是经营商业，或是辅佐诸侯；孔子的弟子子夏，孔子的学生曾子，他们分别教出了李悝和吴起这样的学生，而李悝和吴起没有成为儒生，而是选择服务于诸侯，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我们把这种儒生叫作“用世之儒”。
可是用世之儒的结局好不好呢？似乎不太好。因为大多数用世之儒是孟子的后学，而孟子的后学，在秦焚书坑儒的时候遭受了巨大的损失。东汉的学者赵岐在《孟子题辞》中就说“逮至亡秦，焚灭经术，坑戮儒生，孟子徒*尽矣”，到了秦朝，焚书坑儒，孟子的这些后学就被一网打尽了。秦的反传统使得“用世”一派的儒生，也就是利用儒家经典为朝廷服务的这些儒生遭到摧残，其人亡，其学散，其术灭。
儒家还有另外一种儒生，他们是专门从事教育的儒学集团。我们看到战国时代，人们在谈论国家大事的时候，不管是不是儒家学派的人，都能吟两句《诗》《书》，所谓的《诗》《书》，就是《诗经》和《尚书》。《诗经》我们今天看到有篇，包含了《风》《雅》《颂》，过去学者认为《诗经》中的《国风》，反映的是民间社会的生活，其实不是这样。《诗经》的《国风》也反映贵族生活，比如说《诗经》的第一篇《关雎》，里面讲“窈窕淑女，钟鼓乐之”，普通的老百姓家里是没有钟、鼓的，所以《诗经》反映的是不同层次、不同阶段的贵族生活。那么《尚书》呢，主要是记载古代帝王和公卿的重要的讲话、命令、文诰。所以《诗经》和《尚书》反映的是西周以来王国*治和贵族生活的经典。这种儒家经典实际上是作为公共话语，成为人们言说和树立价值尺度的依据。
我们不禁要问，为什么人们多多少少都能学两句、说两句《诗》《书》呢？他们的老师是谁呢？我们可以想见，春秋战国时代，当诸侯国控制力向民间扩散的时候，民间的老百姓通过私人的学习(我们把它叫作私学)，获得知识、技能。这种私学可以是学习技术，也可以是学习兵家、道家思想，而更主要的是，首先要学习认字，要通过学习从一个不认字的人变成一个掌握文字、文化的人。
那么战国时代有没有识字课本呢？根据我们的研究，战国时代是没有识字课本的。那么战国时候的人是靠什么来识字的呢？我们猜测，根据《论语》里面孔子说“小子莫若读书”“多识鸟兽虫鱼之名”，我们怀疑《诗》《书》，尤其是《诗经》就是战国以来，儒家用来从事民间教育的这样一个“识字课本”。那么人们要想识字，就要读《诗经》，这样就会不自觉地受儒家意识形态的影响。儒学正是利用这种教育的形式，把自己的意识形态渗透到民间。
正是在这样一种形式下，我们发现了另外一个奇怪的现象。根据《汉书·艺文志》的记载，中国有这样几部字典，分别叫《仓颉》《爰历》《博学》，这些字典都是出现在秦汉之际，准确地说，都是出现在秦焚书坑儒之后。我们大胆地想象一下，从战国以来，秦最早由商鞅提出了禁绝《诗》《书》，禁绝《诗》《书》就是要禁绝人们利用《诗》《书》上的价值尺度批评*治。那么继承商鞅想法的，有韩非。法家认为所有和教育、学问相关的内容都处在儒家的笼罩下，要想打破这个樊笼，就必须清除儒家经典，重新建立一个新的学术系统，这个学术系统，秦朝把它叫作“以吏为师”，就是让官吏来做老师。
秦统一之后，秦始皇非常贸然地施行了这样一个以吏为师的传统。可是问题来了，《诗经》和《尚书》被秦禁了，普通老百姓怎么识字呢？识字的字书没了。于是我们就会发现，李斯、赵高等人纷纷开始编字典。传说《仓颉》篇就是秦丞相李斯所作，《爰历》篇就是车府令赵高所作，《博学》篇就是秦太史令胡毋敬所作。有的学者认为，这些字典的编制和秦统一文字有关。而我们看到，汉朝初年，这些闾里的书师把《仓颉》《爰历》《博学》三篇，以60字断为一章，一共是55章，称为《仓颉篇》，主要不是用来统一文字，而是用来从事民间对一般老百姓识字的教育。
我们可以认为，在秦汉之际，秦在消灭了儒家的这种教育传统之后，它必须建立一个自己的教育系统，那就是以“字书”为认字课本的教育系统。结果我们都知道，非常可惜，秦焚书之后没多久，这个朝代就灭亡了。它以字典为教育的系统并没有贯彻多久，而儒家的《诗》《书》传统死灰复燃!我们看到汉朝初年，刘邦的第四个弟弟刘交，好书多才艺，他是荀子的再传弟子，他本人就喜欢《诗经》。汉朝初年的很多学者，都是儒家教育系统里面教育出来的学者。所以伴随着秦的灭亡，儒家以《诗》《书》为基础的教育系统再次获得成功。
可以说，儒生当中这种不问*事、以民间教育的权力来构建自己在民间权威的传经之儒，获得了和用世之儒不同的生活空间。他们在民间从事教育，民间的教育权反过来让他们有了独立的生活空间、独立的生活态度，两者相得益彰。他们利用自己的教育权威，重构了民间社会里面对于儒学的认识，可以说这种系统，以近乎封闭的态度，直面战国秦汉时代的社会变迁。
《史记·儒林传》记载了这样一个小故事，说汉高祖刘邦已经消灭了项羽，只剩一座鲁城没有打下来——这个鲁城是项羽最初的封地。等到刘邦带着士兵把鲁城包围起来的时候，他就听到鲁城里面的儒生照样在讲诵诗书，演习礼乐，弦歌之音不绝。刘邦就非常感慨，没有强攻鲁城。可见，这些传经的教育知识分子，完全不计外部环境的恶化，不论在什么时候，都以教育为职业，保持原有的生活方式。他们以这种庄严和自信的态度来面对社会的变迁。
经学在传播的过程当中，它和秦系的教育系统已经不同了，它不仅仅是识字和知识的教育，还可以提供日常生活的礼仪、规范和原则。而且由于学习的课本主要都是《诗》《书》，是西周时代的贵族文化典籍，这也就为学习的内容注入了古代贵族文化的恢宏气象。所以一边教育、一边培养这些读书人的宏伟理想，让他们感受这如长河落日般绚烂而壮丽的感染力的儒家经典，就成了学者们想象当中的未来空间。
我们要知道，选拔官僚首先要选拔有文化的人，而有文化的人哪里来呢？有文化的人都是儒家这些知识分子，在民间教出来的。可以说到了汉武帝时代，已经不是汉武帝要不要选择儒家的问题了，而是只要想和知识集团合作，他就必须跟掌握了教育资源的儒家合作。
所以独尊儒术的背景是什么？独尊儒术的背景是，掌控了整个民间教育集团的儒生，最后获得了与皇帝合作的机会。可以说，独尊儒术的过程，是儒者在民间经营了三四百年的民间教育的成功；而儒学也很聪明，他们把自己的教育系统绑在了国家的选官系统之上。国家你想选官吗？你一定要选受过教育的人，这个受过教育的人一定是受过我们儒家教育的人。
所以，无论是汉代的荐举制度，还是唐宋以后的科举制度，要想成为国家官僚，首先要接受儒家的教育。儒学不是通过其他的方式管控整个知识集团，它就是利用自己的教育系统，和国家的选官系统绑在一起，这一绑，就绑到了年，直到清朝宣布“废科举”，儒家的教育系统才和国家的选官系统解除绑定。
所以说，儒学的成功和汉武帝的独尊儒术并不是我们想象的那样一蹴而就、拍脑袋决定的，而是儒学在民间沉潜了数百年之后，向皇帝的一次叫板和摊牌；而皇帝在选择镇压了社会所有的力量之后，最后决定和知识精英合作，而这个知识精英就是来自儒者集团的这样一批人。汉朝经历了五六十年的缓慢换血，到了汉宣帝、汉元帝、汉成帝时代，官僚集团当中已经基本上都是儒生教育出来的士大夫阶层，所以汉朝也逐渐地儒家化了。到了东汉时代，社会风尚已经完全成为儒家理想当中的样子，这就是我们下面要讲的中国古代社会风气最好的时代——东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