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宫文化的历史
（常会营，孔庙和国子监博物馆副研究员）
国学一定要通俗化、大众化，反对庸俗化、低俗化。
——中国实学研究会会会长、中央*校王杰教授
复兴孔庙文化，让儒家落地生根、魂体合一，泽福天下万民！
——中华孔子学会会长、北京大学王中江教授
尊敬的钱逊先生、谷瑞照先生及各位同仁：
大家上午好！很高兴能够得到咱们人大继教学院国学研究中心刘武主任及刘传飞兄邀请，参加此次“首届新时代国学话语体系与学宫文化研讨会”。如韩星老师所言，国学在古代是学校，现在指学问、学术，是产生于清末西学东渐时期。今天我发言的题目就是古代的国学即学宫文化的历史。我年于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哲学专业博士毕业，然后就来到了咱们北京乃至全国最为古老的古代最高学府北京孔庙和国子监工作。北京孔庙是元明清三代皇家祭孔的重要场所，而国子监是中国古代最高学府兼管理国家教育的行*职能，同时也是皇帝讲学的重要场所。北京孔庙国子监始建于年，已有年的悠久历史。而且它也是世界上为数不多的保存最为完整的古代皇家孔庙和最高学府，其历史地位是非常崇高的，韩国的成均馆与之相似。自汉代起，国学包括太学和国子学，便是国家行礼乐、尊德化、昭文明而流教泽的重要场所。这一历史文化功能一直延续至清末。随着近现代教育兴起，才逐渐弱化式微。
中国是一个有着悠久礼乐文化传统的国家，历来被称为礼仪之邦，礼乐并行，相须为用。礼乐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古代道德教化思想的重要载体。研究中国古代的礼乐文化，继承、发展和弘扬优秀的礼乐文化传统，并与当下社会现实相结合，充分发挥其教育教化作用，是我们学者们义不容辞的责任、义务和使命。中国的礼乐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所以我们应追源溯流，探幽索微，将历代礼乐文化思想充分挖掘出来，古为今用，推陈出新。
中国古代特别重视礼乐教化，以礼治国，以乐化民。孔子曰：“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论语·泰伯》）《孝经》中也说“移风易俗，莫善于乐。安上治民，莫善于礼”。“礼之教化也微，其止邪也于未形，使人日徙善远罪而不自知也。”（《礼记·经解》）《荀子·天论》则说：“故人之命在天，国之命在礼。”“故枸木必将待檃（yin）栝（gua）烝矫然后直，钝金必将待砻厉然后利。今人之性恶，必将待师法然后正，得礼义然后治。”（《荀子·性恶》）《荀子·王制》则说：“天地者，生之始也；礼义者，治之始也；君子者，礼义之始也。”
礼乐教化需要一个固定场所，就譬如现在基督教、佛教、伊斯兰教等举行宗教仪式需要教堂或寺庙一样。中国古代的礼乐教化场所主要就是在国学、府州县学，包括书院等，笼统可以称作学宫。以下我们主要从三个方面对学宫文化予以论述和探讨，即学宫的历史起源、学宫的历史发展和学宫的历史价值。
一、学宫的历史起源
关于古代学宫，有副对联说得好：塾社祠庙皆有学，家乡郡国均需教。
教学就必须有老师，古代叫先圣先师。“五帝、三王、皋陶（gaoyao）、孔子，人之圣也。”（《论衡》）
五帝：黄帝、颛顼(zhuānxū)、帝喾(kù)、尧、舜。（《大戴礼记》、《史记·五帝本纪》）
二帝三王：尧、舜及夏禹、商汤、（周文王）周武王。
《礼记·学记》言：“建国君民，教学为先。”
谈到先圣先师和教学，我们这里有必要提及一下古代针对先圣先师的释奠礼。我们都知道，现在的祭孔释奠是指祭祀至圣先师孔子的典礼。释、奠都有陈设、呈献的意思，指的是在祭祀典仪中，陈设音乐、舞蹈，呈献牲、帛、酒等祭品，对孔子表示崇敬之意。
释奠礼的形成和发展，经历了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但是，最初释奠礼并不是专门祭祀先师孔子的。据《礼记·王制》:
天子将出征，类乎上帝，宜乎社，造乎祢，禡于所征之地。受命于祖，受成于学。出征执有罪，反释奠于学，以讯馘告。
另据《礼记·文王世子》：
凡学，春，官释奠于其先师，秋冬亦如之。凡始立学者，必释奠于先圣先师，及行事必以币。凡释奠者，必有合也，有国故则否。
……
天子视学，大昕鼓征，所以警众也。众至，然后天子至，乃命有司行事，兴秩节，祭先师先圣焉。有司卒事反命。始之养也，适东序，释奠于先老，遂设三老五更群老之席位焉。
释奠仪这一仪式早在周朝已经产生了。那时的学校，春、秋、冬三时都要释奠于先师。开始立学，也要释奠。
释奠有五，国家开始立学，是一种；四时有三，加起来就是四种；《王制》师还释奠即出征归来要向先师释奠，加上前面就是五种。
明代大学者宋濂认为，“周有天下，立四代之学，其所为先圣者，虞庠则以舜，夏学则以禹，殷学则以汤，东胶则以文王，复各取当时佐佑四圣成其德业者为之先师以配享焉”。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周代四学各以各个朝代的开国之君作为主祀，同时还有当时辅佐他们成就德业的大臣作为先师配享。同时，我们可以联系到，周代天子之四学（东西南北四学，加上当时天子之学中间为辟雍，则实际为五学）可能与虞舜、夏、商、周有直接关系。虞庠可能便是周代四学中一般所言的北学上庠，夏学则可能为南学成均（韩国成均馆之名应该就是由此而来），殷学则可能为西学瞽宗，东胶则可能为东学或曰东序。
郑玄注：“释奠者，设荐馔酌奠之，不迎尸也。”也就是说，所谓释奠，是指向先师之位陈设祭奠的饭食、酒品等。释奠之所以没有尸主，是因为主要是为了向先师行礼，表示尊敬。古代祭祀祖先才有尸主，代表祖先，以便于子孙行礼。
在古代，凡是天子让诸侯国立学的，一定要先释奠于先圣先师。等到行礼之时，一定要奠币（就是现在的献帛）。这就是所谓天子命诸侯兴教化、立学官。所祭奠的先圣，比如周公与孔子。
正所谓“礼有三本：天地者，生之本也；先祖者，类之本也；君师者，治之本也。无天地，恶生？无先祖，恶出？无君师，恶治？三者偏亡，焉无安人。故礼，上事天，下事地，尊先祖，而隆君师。是礼之三本也”（《荀子·礼论》）。
由于孔子生前非常重视教育，在教育事业上成就很高，影响极为深远，所以释奠的对象逐渐以孔子为主。
追溯历史，“学宫”一词最早可能在西周已经出现，与“辟雍”（如北京国子监）一词意义相同，是周天子设立的大学，《小戴礼·王制篇》有云：“天子曰辟雍，诸侯曰泮宫”，此即言当时的学校。"小学"也出自西周金文，共同组成国学，乡学与小学同为官学。朱熹曾经特别指出大学与小学的区别：小学学其事，大学学其理。也就是说小学应该学什么，应该学六艺（礼乐射御书数）及孝悌忠信之事，重在做事，包括洒扫应对，孝亲敬长等等。到了大学，古代十五入大学。大学重在学习理论知识，小学知其然就可以了，重在做事，重在行。大学不但要知其然，还要知其所以然，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说就是一个人由自为到自觉的跳跃。这是古代教育的优长，也是当今教育的短板。古代教育是先行而后知，最终做到知行合一。而今教育则重知不重行，一是以知为本，故知而不能行，是为知行分离，甚至知行相悖，做出种种大逆不道的事情来。
二、学宫的历史发展
战国时期，稷下学宫是世界上第一所由官方举办、私人主持的特殊形式的高等学府。稷下学宫位于齐国都城临淄，就是现在的山东淄博，当时齐国都城南门叫稷门，所以学宫称稷下学宫。淄博距离我的老家潍坊寿光约一百里路。后来的书院就源于此，兴盛时期容纳了当时“诸子百家”中的几乎各个学派，是具有学术和*治的双重性质，它既是一个官办的学术机构，又是一个官办的*治顾问团体。
黄老之学是继儒、墨、杨、法之后兴起于齐国的最重要的学派，秦朝设有七十员博士官的制度是沿用了齐国稷下学宫的传统，自那时起，博士便成为官学中一个重要官职。所以，它跟现代的博士作为学位学历是不一样的。我们国子监，就在我的办公室隔壁，有一个建筑叫博士厅，它便是古代学官制度的延续。《桃花扇》的作者孔尚任（孔子64代孙）就曾在康熙南巡前往曲阜祭孔时，因给康熙做导游，而且助讲《周易》，讲得非常好，虽然科举仕途不顺，还是被赐官国子监博士一职。20岁前后，孔尚任考取县府学生员。后来参加岁考，没有录取。但孔尚任并没有放弃做官的念头，他典卖了家中田地，捐资纳了一个“例监”（国子生），就相当于花钱获得了一个最高学府国子监学生的名分。而国子监博士的官职明清是正七品，相当于当时的县令，现在的县委书记、县长，属正处级领导干部。而我们讲解时一般将这一官职等同于大学中的教研室主任，应该更为贴切一些。这是孔尚任一生中的高光时刻，也是值得他夸一辈子的事情，关于在国子监担任博士讲学的这段经历，都被他详细记录在日记中了。这也充分印证了我们一句俗话：是金子总会发光的！只要一个人遇到适合他施展才华的环境、场所和舞台。回到稷下学宫，荀子曾经三为祭酒，就是学宫最高长官，类似于现代的大学校长。荀子则是稷下学宫的最后一个大师，其把儒家与稷下道家有所调和而复于孔子道术一体之学问。荀子是先秦孔孟之后的又一大儒，他继承和发展了孔子思想中的礼学思想，隆礼重法，注重礼乐教化，历史影响深远。
到了汉代，特别是西汉武帝“罢黜百家，表章六经”，兴建太学。随着不断兴旺，据说后来太学生人数曾经有三万人之多，那跟现在我们一所全国重点大学人数也差不多吧。《后汉书·礼仪志》言，东汉明帝永平二年（59年）三月，明确以周公为先圣，孔子为先师，三国魏正始二年（年）二月齐王曹芳始以先师颜回配先圣孔子，后多从之，后以孔子严事之蘧伯玉、公孙侨并为先贤（现在孔庙大成殿里四配左首第一位还是颜回，而在孔庙中院东西庑蘧伯玉、公孙侨还是居于先贤之列）。
汉武前百家言也立于官学，汉武罢百家而尊经敬儒。当然，根据我的导师北师大周桂钿先生所言，罢黜百家不是说废止百家，百家其实还存在，只是在官方层面更为重视儒家，将儒家凸显出来。汉时特别是东汉时纬书一时曾经大于经书，汉之后三史（应该是史记汉书后汉书）、老庄、诗文、小学历算星医学都存于学宫。儒者下学而上达，读《日知录集释》第五十八章卷十四，我们便知道，孔庙本是儒学教育而非单纯为儒教而设立，孔庙乃先圣先师祭祀之所，所在之地就是学宫，也叫文庙、儒学、府（县州卫）学、黉学。
（乾隆御制彝伦堂国学古槐诗）
以上便是乾隆皇帝御制彝伦堂国学古槐诗。在这首诗歌中，他也用了“黉宫”一词。这首诗跟国子监的一棵古老槐树“复苏槐”密切相关。北京孔庙国子监两院一共有两棵树龄超过七百年的树，孔庙那边大成殿前一棵叫“触奸柏”，国子监彝伦堂前这棵叫“复苏槐”。据说这两棵树都是元代国子监祭酒许衡亲手种植。经过几百年历史风雨，这棵槐树树干和枝叶已经近乎枯萎了。但是到了乾隆母亲六十大寿的时候，据说突然天降甘露，这棵树竟然又生出新的枝叶，复活了。师生奔走相告，传为佳话。后来，大学士蒋溥代表皇帝来祭孔的时候，听闻此事，就将这棵古槐画在纸上，呈献给乾隆皇帝。乾隆皇帝龙颜大悦，特地撰写了一首诗歌予以赞誉。后来国子监祭酒观保又将这幅画和乾隆御制诗刻在石碑上，并加了后记将这段佳话镌刻于上。现在乾隆御制彝伦堂国学古槐时刻就位于十三经碑林展厅东侧偏北位置。人们认为是乾隆皇帝的孝心感动了天地，使得这棵古槐枯而复荣，民间又称之为“复苏槐”。
庙学制度其事可考的，应当始于《宋书·礼一》记载：东晋孝武太元九年（），尚书谢石上书"请兴复国学，以训胄子。…其年选公卿二千石子弟为生，增造庙屋一百五十五间。"孔庙学专家孔祥林先生认为，在国学中建孔庙，应该就是从东晋孝武帝太元九年即年开始的。亦如沈旸先生所言：“就都城简言之，西汉至西晋主要分为帝率臣工行释奠礼于辟雍，太学师生行释奠礼于太学两个系统；自东晋设‘夫子堂’后则合二而一，经南北朝发展，于中央官学孔庙释奠渐成定制，礼仪亦渐具规模。且东晋庙学制的出现乃为自古以来学制之大变化，从而为唐中央庙学的进一步完备奠定了基础。”[1]
唐代以后，孔子庙成为学宫的信仰中心，学宫成为孔子庙的存在依据，这种二合为一的庙学亦称“文庙”。
《旧唐书志·礼仪四》记载，高祖武德二年（），国子（监、学）立周公、孔子庙。诏：“州县及乡，并令置学。”但是，这一诏令似乎并未得到有效落实。后引道士、沙门有学业者与博士杂相驳难。这可以说是历史上比较早的会讲场景。《新唐书志·礼乐第五》记载，武德七年（），以周公为先圣，孔子配。太宗贞观二年（），房玄龄等奏请升孔子为先圣，以颜回配。四年（）诏“州县学皆作孔子庙”，二十一年（年）诏：左丘明、卜子夏、公羊高、谷梁赤、伏胜、高堂生、戴圣、毛苌、孔安国、刘向、郑众、杜子春、马融、卢植、郑玄、服虔、何休、王肃、王弼、杜预、范宁、贾逵总二十二位，春秋二仲，行释奠之礼（并为先师）。这就是中国古代释奠中以经学大师配祀孔子制度的开始。
顾炎武言：“有王者作，其必遵贞观之制乎？″自唐太宗贞观四年（）州县学皆作孔子庙，“可谓得古人敬学尊师之意者矣”。由此可见，唐太宗的诏令在全国各地得到了比较有效地落实。至宋神宗、王安石，开始有所改易。根据刘传飞兄所言：习六艺之文为儒，儒者教民以道，士、师同其类，君子、贤哲美其名，仁、圣以褒其宗。
唐高宗时贡举人兼通《老子》，开元八年（），十哲、曾子享祀，图七十子、二十一贤于壁。孔门弟子的祭祀应该始于东汉明帝永平十五年（72），汉灵帝刘宏光和元年（），开始画七十二弟子像于京师鸿都门学，开元二十七年（），十哲以外弟子始全祭。据刘传飞兄所言，贞观年间从祀二十二先儒本含后世十哲、先贤、先儒，正如顾炎武所言：“‘代用其书，垂于国胃。自今有事于大学，并令配享宣尼庙堂。’盖所以报其传注之功。迄乎宋之仁、英，未有改易，可谓得古人敬学尊师之意者矣。”
《宋史志·第五十八·礼八》记载：神宗熙宁七年（），从晋州州学教授陆长愈言，以孟子同颜子配享殿上，封荀况兰陵伯、扬雄成都伯、韩愈昌黎伯，并从祀于左丘明等二十一贤之间。此前从祀十哲、七十二贤及先儒二十一人。宋徽宗大观二年（），增子思，徽宗*和三年（），封王安石舒王，同颜子、孟子配享殿上。安石子雱临州伯，从祀诸贤之末。又改易曾参入十哲。先贤先儒计97人，先贤72，子思等先儒25。从此配享、十哲、先贤、先儒四等祀人物已备，即知受理学影响明显。历史中老子及其四配圣的经书曾长期入官学、国子学、设博士，北宋徽宗宣和二年（）正月，下令“罢道学，以儒、道合而为一，不必别置道学也。”靖康元年（），降王安石为从祀。
宋理宗淳佑元年（1年），进周敦颐、张载、程颢、程颐、朱熹，黜王安石。宋理宗景定二年（），进张栻、吕祖谦。宋度宗咸淳三年（），曾参、孔伋入四配。根据刘传飞兄所言，四配之设乃学于唐代封老子四配。该年，子张升十哲，进邵雍、司马光从祀，至此朱子设六先生全部入祀，以程朱道学为中心的从祀改易了贞观学庙制度设计，贤儒加九去安石父子计人。孔门弟子依《史记》、《孔子家语》均为77，特表彰者十二，十哲、子张、曾子。
《明史志·第二十六·礼四》记载：明太祖洪武五年（），罢孟子，次年复，二十八年（），罢杨雄以董仲舒代替，明英宗正统三年（）禁天下祀孔子于释、老宫。嘉靖九年（）别诸圣父子之序，建帝王庙，从祀去戴圣、刘向、马融、贾逵、何休、王肃、王弼、杜预，改郑众、卢植、郑玄、服虔、范宁，祀于其乡，二十二人之中惟存九人（左丘明、卜子夏、公羊高、谷梁赤、伏胜、高堂生、毛苌、孔安国、杜子春），又罢荀况，后国子监建启圣公祠，增祀诸贤父，改易后贤儒终止91人。崇祯十五年（），左氏、北宋五子、朱熹于国学祀入先贤。
元代以朱子学为官学，收书院为官办，大祠朱子。刘传飞兄认为，实降孔庙道统，而有理学道统之争，书院祠学为*府所控，遂失道摄学*之制，明清承之，专制愈演愈烈，以夷浸华，异化中国。明太祖曾诏停祀孔孟，明世宗嘉靖更是贬先圣孔子为先师，圣师之祭，始于世宗，奉三皇二帝四王、先圣周公、先师孔子，于先圣先师庙而外别立，实降其为学统，而褒洪武六年建历代帝王庙之治统，以治统代道统。道学之名以道自彰，实于门户之见最深，道用道体汉宋以此别，而统以明之，学以类之。
顾炎武说：“至有明嘉靖九年，欲以制礼之功盖其丰昵之失，而逞私妄议，辄为出入，殊乖古人之旨。传注之功，遂列圣人之左右乎，夫以一事之瑕，而废传经之祀，则宰我之短丧，冉有之聚敛，亦不当列于十哲乎？弃汉儒保残守缺之功，而奖未流论性谈天之学，于是语录之书日增月益，而五经之义委之棒芜，自明人之议从祀始也。有王者作，其必遵贞观之制乎？”
清初府县学升北宋五子为先贤，康熙五十一年（），特进朱子于十哲之列，配享先圣，雍正二年（）增祀孟子门人等。乾隆三年（）升有若为十二哲之一。所以我们现在到孔庙大成殿里，一般会看到十二哲，而非明代十哲。
清代于明道传经而外增祀忠孝之臣（明道、传经、践履，所谓阐明圣教、羽翼六经）。黄宗羲《明夷待访录》特彰学校之旨，《明儒学案》不持门户之见也不彰一家之学，曾国藩《经史百家钞》明六艺辨学术，推重庄子、司马迁、班固为大儒。
晚至康熙六十一年（），地方孔庙所祀除十年前新增的十一哲朱子外，还是明末国学所增新祀前的规模，先贤止于孔门弟子，先儒仅36人，而此后的有清一代增祀先贤先儒过倍，达80余，另帝王庙从18位增至位。增祀的先儒颇众，或由人君所好，或由权臣所强（参刘传飞兄。但据我们考察，增祀先儒，一般先由礼部审议，皇帝最后定夺）。
截止到民国八年（），西庑先贤39位，先儒38位，计77位；东庑先贤40位，先儒39位，计79位；东西庑先贤先儒共计位。这是最终的孔庙道统谱系。
近代之庙学分离
在中国古代历史上，不论是在和平年代，还是战乱时期，祭祀孔子都未曾完全地断绝过。近代以来随着帝制终结，民国肇兴，西风东渐，经学式微，孔子及儒家思想受到批判和冲击。如果仔细考察历史，我们会发现，民国时期，尽管中华民国成立之初便对祭孔问题存有很大争议，激进学者甚至将祀孔作为帝制残余帮凶，主张将其废除，比如时任大学院长的蔡元培便是如此。
但是，民国*府还是采取了比较温和的做法，比如制定孔子诞辰纪念办法，作为全国法定假日，放假一天，民众可以自由致祭等。无论是在北洋*府时期、国民*府时期、日伪*权时期，对于孔子的祭祀始终未曾中断，其差别只在于祭祀礼仪的轻重、繁简，复古还是现代而已。所以说，自汉代国家祭祀孔子以来，历经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宋金元、明清，乃至民国时期，祭祀孔子的典礼一直是在持续的。
据刘传飞兄考察，年书院转为学堂之后渐皆不存，孔庙建筑留存不少，于今大力复兴传统文化之际，国家层面宜提倡活化孔庙学之功用。高明士讲蔡元培以“尊孔与信教自由相违”显然蔡氏将尊孔看成信教。这个看法，深深影响以后的孔子地位以及孔庙（此处特指学校中的孔庙）存废问题。国民*府将孔庙划归内*部掌管，就是将孔庙视为宗教诸寺庙之一的缘故。
这样的做法，实是对传统教育事业严重的误解。其因，在于受到日本明治维新以后学习与模仿欧美学制所带来的影响。中国古代基础教育多私学，而官学虽多高等教育然又偏于选举人才，学则以己力，近于学术，所以传统教育向现代转化，篇幅虽多，章法芜杂，此其学科化之难处。
刘兄认为，做传统教育学科的整理，首先得讲清楚学校在中国历史上的情况:一、学校为公器，有国家制度的保证。二、教育内容与本国文明史相吻合。从《礼记》之《王制》、《文王世子》、《明堂位》、《学记》、《祭法》、《祭义》、《祭统》、《大学》等篇来看学庙的制度设计和道统的形成，其共同构成了先秦儒学对“理想国”的描述。书院的培养目标是教人做士，而蒙学则是孟子讲的明人伦，做一个文化传承的儒生。其实，这跟前面我们所述朱子所言，小学学做事，大学学明理，教育理念和主旨是一致的。
新时代庙学合一
新中国成立后，祭祀孔子活动一度沉寂。改革开放之后，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经过拨乱反正，这一局面得到了很好地改观。随着冯友兰、张岱年、季羡林、汤一介、庞朴、钱逊、楼宇烈等诸位先生的呼吁和推动，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学也再次得以复兴，并逐步受到社会各界的重视。
庙学合一是古代教育体制，现在的庙学合一是新庙学合一。有复古之意，但已产生很大历史变化。所学内容变化太大，其实主要是怎么实现现代学校教育与传统孔庙礼乐教化结合的问题，比如祭孔讲学形式，书院会讲形式等。这也是所谓两创题中应有之义。教现代人重生传统社会的敬畏之心。据考察，东北哈尔滨文庙张学良先生所倡建，对基督教，东正教等宗教文化侵入产生了积极作用。所以，可能中国传统文化复兴，需要在庙学方面有所作为。我们需要提起敬畏之心的场所。研究不代表信仰，信仰需要实体场所，礼仪和制度规范。
现在全国孔庙亦在大规模恢复，修建，重建，新建，需要面向社会大众，大中小学校敞开。大中小学校，社会大众也应该走进孔庙，走进学宫、书院，走近孔子，接受圣贤教化，提起敬畏之心，完善整体人格修养。我们乐观其成。
孔庙这方面的礼制礼乐礼仪我们整理差不多了，关键在与学校的合一上，包括学理和实践两个方面。
现在文庙大多成了博物馆，所以相较之前纯演礼祭祀场所而言，还是发生了很大变化。如开辟孔子儒学展览，举行开笔礼，拜师礼，成人礼，敬老礼，举办国学讲座等，可以很好地充分利用。春秋二丁祭祀不失庄严，平日里看展览，听讲座，学孔子儒家，教育，行礼仪，宣教化，不失活泼。我们就是要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使之成为老百姓日用常行不可或缺的教育方式，道德教化场所。而且，作为孔庙中人，学宫中人，书院中人，我们还要从孔庙、学宫、书院走出去，进校园，进社区，通过巡展，讲座，礼乐展演多种形式，主动让孔子孔庙祭孔儒学礼仪教育走进广大学生群众中去。
三、学宫之历史价值
（一）尊师重教
儒、师皆是周之学官，《论语》中不以称名孔子及孔门。《周礼·天官·太宰》说：
“以九两系邦国之名。一曰牧，以地得民。二曰长，以贵得民。三曰师，以贤得民。四曰儒，以道得民。五曰宗，以族得民。六曰主，以利得民。七曰吏，以治得民。八曰友，以任得民。九曰薮，以富得民。"
后来的学校对于老师也不称名，称作子、先生、博士。
《礼记·文王世子》记载：“凡学，春官释奠于其先师；秋冬亦如之。凡始立学者，必释奠于先圣先师。”《孟子·尽心篇下》说：“圣人，百世之师也。”孔子为鲁之先师，汉为先圣周公，先师孔子，魏始有以孔子为先圣。儒者教民以道，学乃教之所，称学宫、国学、大学、太学、地方官学、书院。至唐代定孔子为先圣，国州县学皆建孔子庙并祀历代先儒为先师（参刘传飞兄）。
《礼记·学记》曰：“发虑宪，求善良，足以謏闻，不足以动众。就贤体远，足以动众，未足以化民。君子如欲化民成俗，其必由学乎！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道。是故古之王者建国君民，教学为先。《兑命》曰：‘念终始典于学。’其此之谓乎？”意思是说，发动思虑，招求善良，这样做可以有小小的声誉，还不足以感动群众；亲近贤能，体恤疏远，这样做可以感动群众，还不足以化育人民。君子如果打算化育人民，形成美好的风俗，一定要由教学入手。玉不雕琢，就不会成为器物；人不学习，就不会明白道理。所以古代君王建立国家，治理人民，总义教学为首务。《尚书·兑命》中说：“念头要始终经常地在学习上。”大概说的就是这个意思。而教学就需要好的老师。在中国古代，好的老师后代称之为先圣、先贤、先师，受到历代国家的爱戴、敬仰和祭祀。这种祭祀之礼，在古代便是释菜礼、释奠礼，今谓之祭孔大典。
“大学始教，皮弁祭菜，示敬道也。”（《礼记·学记》）意思是说，古代大学开学时，天子诸侯派官员身着白色的皮弁礼服，用水芹水藻祭奠先圣先师，这是表示尊师重道。而自古至今的祭孔释奠之礼，便是国家尊师重道的重要体现。
“凡学之道，严师为难。师严然后道尊，道尊然后民知敬学。是故君之所以不臣于其臣者二：当其为尸则弗臣也，当其为师则弗臣也。大学之礼，虽诏于天子，无北面，所以尊师也。”（《礼记·学记》）意思是说，一般学习的规矩，最难做到的是崇敬老师。老师受到崇敬，然后知识、义理才受到尊重；知识、义理受到尊重，然后人民才知道严肃对待学习。所以君主不以对待臣子的态度来对待臣子的情况有两种：一种是请臣子在祭祀中充当被祭神灵的时候，不把他当臣子对待；另一种是臣子作老师的时候，也不把他当臣子对待。古代大学之礼规定，天子前来视学，老师即使对天子讲授，也不面朝北的陈说。这项礼规就是用以尊重老师的。由此可见，古代的天子诸侯乃至人民对老师是何其敬重。这种敬重体现在祭祀先圣、先贤、先师之祭孔释奠礼上，便是要求献祭礼品“必丰，必洁”，祭祀者之神态“必恭，必敬”。
（二）尊孔重儒
从周代释奠先圣先师，到汉代普遍释奠孔子，东汉时期祀周公为先圣，孔子为先师，三国齐王芳正始时释奠礼停祀周公，专祭孔子于辟雍，以颜回配享。自此，整个六朝释奠均只祭孔子。其后，在唐高祖武德二年和唐高宗永徽中，曾短暂恢复祀周公为先圣、孔子为先师，但很快就停周公祀，只祀孔子为先圣，以孔门弟子和儒学经师配享。唐贞观四年（年），“诏州县皆立孔子庙”（《阙里文献考》卷四）。唐高宗时，又敕“州县未立庙者速事营造”。从此，“孔子之庙遍天下矣”（俞正燮：《癸巳存稿》卷九）也就是说，经过了一番释奠周公、孔子的反复之后，唐贞观年间开始才真正确立了孔子的无与伦比的历史地位，周公则从此湮没无闻。
之后，宋元明清诸朝代及民国至今都将释奠孔子之礼仪延续贯彻下来。而且，通过对孔子的封号如宋代的“至圣文宣王”，到元代的“大成至圣文宣王”，到明代及清代的“至圣先师”，可以看出宋元明清的皇帝对孔子之尊崇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但其间又有反复，如嘉靖帝废黜孔子封号谥号，仅保留“至圣先师”，顺治帝时又加封“大成至圣文宣先师”，后又改“至圣先师”。其尊奉规格亦有反复，主要在六佾与八佾、笾豆为十与十二之间）。
古代祭孔释奠，其中自然有维持其*治教化与君主统治的一方面，但是，我们亦不能不看出，孔子凭藉其个人魅力和道德博学已经成为后代所尊奉的历史楷模，孔子所创立的儒家思想文化在传统社会得到了最为广泛的推崇，特别是其所主张的“礼乐并行”的为*方略极大地提升了中华民族的文化修养与道德水平，而其“和而不同”的思想对于维护国家乃至世界的繁荣稳定与长治久安起到了不可磨灭的历史功绩。
当今时代，随着经济全球化、世界一体化的不断加快，不同国家、民族*治、经济、文化之间的交流日益频繁，而各种*治摩擦、利益之争和文化冲突也不可避免。而孔子儒家思想的“和而不同”的哲学理念，对于缓和乃至消解各国家、民族之间的摩擦、争执和冲突，无疑能起到积极地推动作用。
（三）庙学合一
唐代以来，庙学而外公私书院林立，书院也称祠学，塾学、社学附之，庙学犹今之一本、一中等中心校，因此传统社会的各类圣贤祠庙、祠学、社学、塾学乃至祖庙宗祠都可纳入庙学系统。书院倒象唐前的国学，学中有祭，所以有庐山国学即*洞书院，元代书院等同州学，代表学统，元明清的社学也很有意义，与社神、城隍、文昌崇拜有很大关系，还有祠堂家塾，都是民间版的庙学，佛道寺观和代表*统的帝王庙、武庙等辅之行教（参刘传飞兄）。
行礼乐，宣教化，昭文明而流教泽，是自古以来国家治理的重要方式。这样一种教育教化方式，都是在古代太学和孔庙里举行的，昭告天下，上行下效，始自京城，达于四海。无论皇帝视学（视学前一般都要先祭孔），还是孔庙祭孔，都是国家礼乐教化的重要实现方式和*治表达。
贞观四年（年），诏州县学校皆立孔子庙，四时致祭。从此孔子庙遍及中国各地。自此，从中央到地方，有学必有庙，庙学一体，成为定制，并且相沿至清末。而且，“唐以后，历代王朝不时下令维修学校孔子庙，到清代时，中国有国子监、府学、州学、县学、厅学、乡学（撤县后，学校不撤，改称乡学）等各级学校孔子庙多所”[2]。
孔祥林先生指出：“19世纪中期是孔子庙的全盛时期，中国有学校孔子庙1多所，朝鲜有多所，越南有多所，日本有多所，此外中国还有许多纪念孔子庙、书院孔子庙和孔氏家庙，朝鲜也有一些书院孔子庙和孔氏家庙，日本只有个别纪念孔子庙，而越南目前尚未发现学校文庙以外的孔子庙。”[3]同时，他考察指出：“截止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全国大约建造了各级学校文庙所。
现在遗存的文庙大约有所，其中保存比较完整的约有60所，基本完整的约有所，保存中心一组的约有53所，保存大成殿等零星建筑的约有所。年以后，在大陆、广东三水、潮阳、广西柳州、山西汾阳各自新建了一座完整的孔子庙，江西南昌新建了大成殿等文庙建筑，南宁重新恢复了学校与孔庙，在台湾，新建了桃园、台中、高雄、旗山、屏东、澎湖7所文庙。目前，除了学校文庙外，还保存着曲阜孔子庙以及许多书院孔子庙、孔子纪念庙宇和孔氏家庙。”[4]
孔庙、学宫、书院祭孔讲经，我们认为其核心是尊孔重儒，尊师重教，其形式是礼乐教化。
年春节，习近平总书记在赴陕视察重要讲话中指出：“建立‘三个自信’，还要加上‘文化自信’，对五千年中华文化要有自信。”年发表七一讲话时，他再次强调：“坚持不忘初心、继续前进，就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坚持*的基本路线不动摇，不断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推向前进。”
我们认为，追溯学宫文化，回顾祭孔释奠，就是为了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一步增强华夏儿女的文化自信。
我的汇报就到这里，其中多有不当之处，还请各位同仁多多批评指正！谢谢大家！
常会营，孔庙和国子监博物馆副研究员
注：本文为年2月6日，作者于中国人民大学逸夫会堂“首届新时代国学话语体系与学宫文化研讨会”上“文化篇”《学宫文化的历史》的发言稿。本文之撰写，得到了古代教育及礼学专家刘传飞兄的大力支持，特此致谢！
[1]沈旸：《帝都的教化象征：历代都城孔庙之演变》，载《建筑学报》，年第1期。
[2]参见孔祥林等著：《世界孔子庙研究（上）》，中央编译出版社，年版，第8页。
[3]同上，第3页。
[4]同上，第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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