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16世纪晚明心学时代的李贽，是一个颇有争议性的人物，至今一直如此。时人称他“背叛孔孟”“名教罪人”，近人则以为他是“启蒙英雄”，是前近代中国启蒙思想运动的一面旗帜。
其实，这两种看法都过高估计了李贽思想的历史地位。历史真相也许是李贽只是晚明时代的悲剧性人物，其性格乖张、言论刻薄、愤世嫉俗，故难以容人；其思想承续了阳明学的批判性精神，与泰州学派推动的儒学世俗化运动的时代气息比较契合；然其学说思想缺乏理论系统性，不宜过分夸大其思想对社会的影响。
若认定李贽是反传统的思想英雄，显然是源自现代性的观念预设或“启蒙情结”，而非是真实的历史判断。若认为李贽思想作历史定位，则可说其近承王畿、远绍阳明、学主童心、融通三教。
关键词：李贽；名教罪人；童心说；晚明心学；儒学批判性
万历三十年（年）三月十五日，在都城北京的一所监狱里，一位76岁的老翁用一把剃刀隔断了自己的喉咙。在气息奄奄之际，狱吏问他为何自绝。老翁淡然答道：“七十老翁何所求？”次晨，他溘然长逝，这就是李贽。“七十老翁何所求”看似平淡，但其中透着些许悲凉。
李贽是个悲观中人、性情中人，其性格暴烈，眼里揉不得沙子，在被捕后，已对凡俗尘世不再有任何的眷恋。李贽之死，给世人以一种莫名的悲壮感，这是一个时代的悲剧。时人说他“背叛孔孟”（冯琦），甚至是“名教之罪人”[1]，近人则将他视作晚明启蒙运动的一面旗帜。如何衡断李贽思想的历史定位，颇值深思。
一
李贽自刎一时间成为爆炸性新闻，很快传遍北京城，渐渐扩散至全国，在社会上引起两种截然不同的反响。其中，可能多数人认为他的死是罪有应得，例如后来成立东林*领袖的顾宪成便曾嘲笑道：李贽在南京讲学时期，常以率性而行、“当下自然”为思想口号，但在北京被抓后，“便手忙脚乱，没奈何却一刀自刎”，怎么称得上是“当下自然”？[]
更有一些夸张的说法，认为李贽的学说“好为惊世骇俗之论，务反宋儒道学之说……后学如狂，不但儒教溃防，即释宗绳检，亦多所清弃”[3]，其影响已到了“举国趋之若狂”的可怕地步，更严重者，“今日士风猖狂，实开于此”[4]，因此李贽之死并不足为惜。
最初向朝廷写报告，要求通令逮捕李贽所罗列的罪状主要有两条，一是思想问题，一是私生活问题。这是欲置人于死地的常用老套手法：在思想方面，李贽的言论著述“狂诞悖戾”“惑乱人心”；在私生活方面，李贽勾引士人妻女乃至与妓女“白昼同浴”，行为不检点到了令人瞠目的地步。
不过，这份报告引起万历皇帝注意并被其批准，也许是最后一条耸人听闻的理由：李贽此人若只在地方上活动，其影响较有限，可据说此人已到了距皇城脚下不足40里的通州，恐怕此人一旦进入京城，必带来扰乱人心的社会灾难，故须立即采取果断措施，将其捉拿归案，速速押送至原籍所在地，同时须将他的所有著作全部收缴，加以“烧毁”，以免“贻祸后生”，如此则“世道幸甚”[5]。
写这份报告的是后来被称为东林*人的张问达。向来以为，东林*有*治正义感，批评和对抗朝廷*治腐败很有一股勇气，但就是这样一批人，容不得任何所谓的“异端”思想。同样，明末清初的所谓三大“进步”思想家顾炎武、王夫之和黄宗羲，他们对李贽的批判也丝毫不留情面，黄宗羲在《明儒学案》这部明代思想史的著作中，甚至完全无视李贽的存在，没有给他安排任何的位置，采取一字不提的策略[6]。
当然，为李贽打抱不平的人也不少，有些是朝廷的地方大员，如漕运总督刘东星、御史马经纶，大多为江南士人或心学派传人，如周汝登、陶望龄等。最著名的是公安三袁之一的袁中道，他撰写的《李温陵传》列举了李贽为一般人所不及的五个特点，其中一条说李贽气节刚健、“不为人屈”，李贽之死的主要原因是由于其“才太高，气太豪”[7]，道出李贽为人为学的强烈个性。
张师绎在《李温陵外纪序》中说，李贽被捕后，因不堪忍受羞辱，故“引刀自裁”，天底下不论识与不识者，无不闻之痛心、潸然泪下，且李贽的《焚书》《藏书》《说书》等书忽然变得“洛阳纸贵”，人们都想一睹为快，这让人明白一个道理：“以语言文字杀天下士者，非徒无益，而反助之名。”[8]
可见，17世纪的人也懂得一点社会心理学的道理：当朝以思想罪杀人，不但于世无补，反而使被封杀者名满天下。几十年后，清初顾炎武也承认，“虽奉严旨，而其书之行于人间自若也”[9]，讲的也是社会心理的反弹效应。
在今天看来，李贽是中国思想史上一位特立独行、具有强烈反叛精神的思想家。所以，0世纪初的启蒙运动时期，李贽的名字从人们的历史记忆中被突然唤醒，人们纷纷颂扬他的反叛精神[10]。有日本学者称他为前近代中国的“近代思想”萌芽期的代表人物[11]，有中国学者认为他是晚明启蒙思潮的一位勇敢斗士[1]。那么，李贽究竟何许人也？
二
年，李贽出生于福建泉州的一个商人家庭。他的号有不少，最著名的是“卓吾”。李贽是一位堂堂正正的儒家士大夫，30岁得中举人，但他放弃进士考试，以举人身份进入仕途，自称这是为了养家糊口所迫。他一生做了十几年的官，一直做到官衔正四品的云南姚安知府，也可算是地方高级官员。
不过，他在三年任期结束后，厌倦了仕途生涯，竟然宣布退出*坛，从此退隐江湖，时年54岁。年春，辞官之后，他不回福建老家安度晚年，而是从云南直接赶往湖北的黄安县，寄寓在亦师亦友的耿定理的家里。
耿定理有一位兄长叫耿定向，是一位官比李贽做得更大的朝廷大官员，也是当地的地方豪绅。在思想上，两人颇为不合，在此后的一段时期内发生了激烈的思想冲突，此当别论。在黄安期间，李贽在生活上得到耿氏家族以及周柳塘、梅国桢等其他朋友的资助，开始了他晚年讲学著述的生活。从55岁到逝世为止的0多年间，他度过了一段安稳而又精彩的、也是最受争议的岁月。
按李贽自己对一生的评估，50岁前后的两段人生判若两人。“五十以前真一类犬也”，意思是说，50岁以前，尽管有过一段仕宦生涯，但却活得像一条狗；50岁以后，辞官隐退，才活得像一个人。李贽能说出这种话，无疑是对人生的深刻反思。依李贽对人生的思考，50岁以后才是其人生的真正开始。
在此过程中，年，6岁的时候，他又有一个惊人之举，剃发为僧，其因据说有一天，他突然觉得头很痒，又懒于梳理，但又有点洁癖，于是索性剃光头发，不过胡须还是留着。大约在此之前的年，由于好友耿定理的逝世，又由于各种原因，他与耿定向之间发生了一些不愉快。于是，他便从黄安迁居麻城。
年，他住进周柳塘等朋友为其修建的位于麻城龙潭湖的芝佛院。此后，他便以老僧自居。只是他照常喝酒、照常吃肉，名为出家，其实跟普通人的生活没什么两样[13]。
按照传统儒家的观念，人之体肤授诸父母，故不能毁伤，否则便是不孝。然而这种传统观念对晚年李贽而言，已没有任何管束的效力。对他而言，他之所以剃发为僧，并不意味着在思想上皈依佛门，而是出于他向来讨厌受人管束，更不愿受那些繁琐教条之管束的缘故，故索性住进寺庙，远离尘世，不受管束，以求安静。他的大部分著作便是在入住芝佛院期间完成并刊刻行世的。可见，晚年李贽弃官隐居，快意人生，率真任性。
他晚年对自己的思想性格有段自我表白：称自己性格很急、外表高傲；喜欢写文字，但措词鄙俗粗陋；内心狂妄、行为乖张且不喜社交；但待人有一幅热心肠，做事往往“随波逐流”，说话往往“口是心非”；因此，经常不受人待见，被人讨厌[14]。他坦承“我平生不爱属人管”，因此“受尽磨难，一生坎坷”；其一生即便以“大地为墨”，也难以写尽[15]。
可见，李贽是一位性格孤傲、行为乖张、言论大胆、冷眼看世界的“怪杰”，也是一位思想家，更是一位社会批评家。那么，在16世纪中国，为什么会出现这么一位“异端”人物呢？
三
我们有必要讲一下李贽所处的时代思想背景。众所周知，在16世纪，明代社会掀起了一场心学思想运动。这场运动发轫于16世纪0年代初，以阳明学的出现为标志，自此以往，王阳明的“门徒遍天下”，阳明学也“流传愈百年”[16]。阳明心学“别立宗旨”，与官方意识形态的朱子学“背驰”，大有取代朱子学的发展势头。
不过，就在阳明学“其教大行”的另一方面，也导致“其弊滋甚”[17]的后果，即阳明学具有鼓动天下的思想效应，同时产生许多思想流弊。李贽就身处在这种变幻纷纭、跌宕起伏的时代思潮的氛围中。
阳明学作为晚明的一场思想运动，与阳明后学的发展演变有着密切关联。在阳明后学的发展史上，出现各种有关阳明学的解释理论，导致阳明王门的学派分化。
正如清初思想家黄宗羲在《明儒学案》中的划分，主要有浙中王门、江右王门、泰州学派这三大派系，这是按照出身地域所作的划分；若按思想倾向来划分，又有左中右三派，特别是“王门左派”的王畿（浙中王门）以及王艮（泰州学派的开创者），在晚明社会的影响甚大，一般认为心学末流的各种思想流弊主要就是指“二王”[18]。
按黄宗羲的判断，阳明学因为有王畿和王艮而“风行天下”，又因为这两个人物而导致阳明学“渐失其传”。他还严厉指出，泰州学派的后人个个“能赤手以搏龙蛇”，最终导致的结局是“非名教之所能羁络矣”[19]。可以想见，在正统士大夫的眼里，泰州学派的思想流弊十分严重，已经到了叛离儒家正统的严重地步。
当然，这不过是黄宗羲个人的思想判断，若放在今天，泰州学派的思想是否表明对儒学价值观的叛离，应当另作讨论。例如，有人反其道而行之，借用黄宗羲的上面这番话，倒过来解读，以此反证泰州学派中人，仿佛个个都是反叛儒家传统、敢于与时代倒行逆施的英雄人物[0]。这是不是有点过度解读呢？值得深思。
李贽的思想形成及发展，与阳明后学有着种种直接或间接的关联。他最推崇的思想人物是王畿，其次是王艮。他对王畿不吝赞美之词，对其作出“三教宗师”[1]“圣代儒宗”[]的极高评价，也称王艮在阳明门下为“最英灵”“真英雄”[3]。当然，他还非常欣赏泰州传人王襞、罗汝芳等。不过，他真正接触到阳明学，是在40岁以后。据其回忆，他是在北京当礼部司务官时，受“友人李逢阳、徐用检之诱”，才得知“龙溪王先生语”以及“阳明王先生书”，其时已经“年甫四十”[4]。
但李贽“学无常师”，这是他自己说的一句“实语”[5]。故在师承上，他与浙中王门或泰州学派都没有直接的传承关系。他与王艮之子王襞见过面，对他格外欣赏，甚至称其为“师”。但李贽向来不拘一格，还称比他小7岁的朋友耿定理为“师”。这里的“师”，在很大程度上非指学术传承之“师”，而是指心有灵犀、气味相投的“心师”（李贽语）。
更奇特的是，若在“原其心”而非“论其迹”的前提下，这意谓就其心灵处而非行事处着眼，那么，何心隐及传说置其于死地的张居正这两位“二老者皆吾师”[6]。可见，在师友观问题上，李贽秉持着一种非常开放的态度，迥异于传统的师道友伦观念[7]。因此，我们不必在思想学派上把他视为泰州学派的传人，他只是在思想倾向上与泰州学派有一定的亲近性。
四
泰州学派的开创者王艮出身淮南的灶丁，是名副其实的一介草民，故其学派成员也往往来自社会下层，包括农夫、樵夫、陶匠以及小商人等，几乎各色人等都有。这些人聚集在一起，形成一种思想团体，在阳明良知学的旗帜下，在底层社会鼓动心学思想，产生一个非常特殊的现象，推动了经典知识的儒学走向民间，发生了儒学大众化、平民化的重要转向。这股思想新动向表明，儒学向来就有的世俗化特征，终于在16世纪晚明社会得到进一步凸显，反映出“后王阳明”时代的儒学思想已经由精英儒学向民间儒学发生深刻的转化。
王艮不但亲炙阳明门下，而且由于年龄较大、社会阅历较丰富，在王门中很有知名度。他把自己的儿子王襞送到浙江王畿那里，拜王畿为师；江右王门的右派人物罗洪先是位状元出身的大官员，他曾亲自到淮南去拜访王艮，聆听教诲，王艮赠以《大成学歌》，成为学林一时佳话。可见，王门中有不少士大夫对王艮都很尊重。
有趣的是，不仅李贽称赞王艮是“真英雄”，李贽的思想对手耿定向也很推崇王艮，特意为王艮写了一篇传记，叫《王心斋先生传》，说王艮的学问深得“孔氏家法”，其思想归趣“不堕玄虚，裒然孔氏正脉”[8]，这是非常正面积极的评价。可见，王艮的思想影响所及，上到“王公名卿”即儒家士大夫，下至“樵竖陶工”即一般老百姓，产生了普遍效应。何以故？因为王艮讲学注重“修身立本”，这很贴近“庶民”，所以能够“法天下”“传后世”[9]。
切近庶民的学术观点还有另一层面的表现，即有关阳明良知学的问题。王艮与王阳明曾有一场很著名的对话，涉及到良知普遍性的哲学问题。在这场对话中，王艮提出“满街都是圣人”[30]的著名观点，这个观点未免有点惊世骇俗。按照这个说法，无疑满街老百姓都是儒家最为推崇的至上人格——“圣人”。然而从思想层面看，这一命题蕴含的思想深意在于表明，每个人即便是普通百姓，内其心深处都充分具备成为圣人的内在本质，即“良知”。
不用说，良知是阳明学的一个思想标志，也是阳明后学的身份认同的一大标志。良知不是指某种好的知识，譬如能做一手好菜的料理知识，而是指每个人内心具备的善良的道德本心，是待人接物、为人处世的道德标准，而且是人人都有的好善恶恶的“自家准则”（王阳明语）。在这个意义上，任何人不管其身份地位的高低贵贱，在良知面前一律平等。王艮对此当然有充分的领略，所以才会说出“满街都是圣人”这样的话。
显然，王艮的这个说法讲了王阳明想讲而未讲、又不得不讲的思想命题。从哲学上看，这个命题是本体论命题，在晚明心学思潮中产生广泛影响，出现诸如“圣凡一律”“圣凡平等”乃至“无圣无凡”等命题，都是就本体立论的命题。若从工夫论的角度看，则可说“即凡成圣”或“即用求体”（王阳明语）。这也是王艮所强调的重点。
例如，王艮所说的“百姓日用即道”便蕴含这层意思。这表明儒家所讲的圣人之道这类终极存在，其实就体现在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中，而不是抽象高妙、难以把握的东西。说得平实一点，道即事，事即道（王艮语）。所以，天道良知不仅是人的生命本质，而且应当也必须落实为一种生活方式，因为它们就存在于人伦日用中，并通过人伦日用才能实现其本身的价值和意义。
五
从王阳明到王艮，对儒家经典中“良知”概念的阐发，都很贴近庶民生活，这显然对李贽有深刻影响。年，李贽写了一篇重要文章《童心说》，专门阐发此义：“夫童心者，真心也。”“夫童心者，绝假纯真，最初一念之本心也。”“若夫失却童心，便失却真心；失却真心，便失却真人。”[31]这些都是李贽在《童心说》开宗明义所讲的几句话。其中，“本心”“真心”这类概念都是阳明心学的固有术语。李贽用“童心”作比喻，代指良心、本心，实质就是指良知。
良知概念来自孟子：“人之所不学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虑而知者，其良知也。”（《孟子·尽心上》）按此说法，人的良知良能不需要通过后天的学习思虑，而是天生具有的，这就是“天赋”说。孟子认为，每个人的基本德性（如仁义礼智）是根诸本心而有的，是人之所以为人而区别于禽兽的天生丽质（基本德性），而且是超越经验理性的道德理性。
为证明这一点，孟子又说：“孩提之童无不知爱其亲者，及其长也，无不知敬其兄也。”（《孟子·尽心》）这里的“知”就是良知。这是说，孩提之童的“童子”无不知晓一个道理，即爱自己的亲人（这符合儒家德目“仁”）以及尊敬自己的兄长（这符合儒家德目“悌”）。所谓“爱”和“敬”的道德情感，其根源就在于良知，并构成良知的基本内涵。
这表明自孟子以来，儒家就有一个基本观点，认为童子之心天生就具备良知本心，不仅如此，在后天的生长环境中，还必须不断扩充仁义礼智等道德本性。具体的步骤和做法有许多，但根本方法是尽心知性知天、存心养性事天。这是说，在实践上，立足心性，在境界上，上达天道，最终实现“天人合一”的终极目标。
如果上述说法是儒学的传统观念，那么，李贽强调童心即真心、即本心的说法，应当符合孟子以来直至阳明的心学传统，只是李贽的侧重点凸显了“真”的重要性。“真”这个字在先秦时代并不是儒家所用的概念，而是道家喜欢的术语，如“真人”。但儒家历来强调的“诚”这一概念，其中应已内含“真”的涵义。
例如，“诚者，天之道”“诚意”“诚身”等命题中的“诚”，无非就是“真实无妄”（朱子语）之意；而王阳明将良知本心直接视作“真心”或“真己”，即真正的自己，同样是强调良知本心为最真实的存在。可见，李贽讲的童心、真心都可在阳明心学的语境中得到理解。
若进一步追溯，李贽的童心说与泰州学派的思想主张也有重要关联。举例来说，王艮有一个重要观点“即事是道”，认为“道”就在“事”中，上面提到的“百姓日用即道”命题便由此推论而来。为进一步解释这个命题，王艮打了一个比方，譬如“僮仆之往来、视听、持行、泛应动作处，不假安排”[3]。
这是说，你们看这位端茶待客的童仆的一举一动拿捏得恰到好处，丝毫不乱而又不假思索，这说明即便没有多少学问知识的童仆，他的内心也有规矩准绳的“道”，并体现在具体的“往来、视听、持行”等日常行为中。根据黄宗羲的记载，据说坐在一旁的听众，闻之无不“爽然”[33]，顿时明白了“百姓日用即道”的道理。
王艮此说及其所举的案例，受到泰州后学罗汝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