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以为“圣”：
理雅各对“圣”与“神”的译解
杨慧林
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来源：《世界宗教研究》年第2期
摘要：在儒家经典英译的过程中，“圣”“神”“天”“帝”“仁”“贤”等概念之间的理解、关联和转换，特别突出地折射出中西之间的思想碰撞。而“强为之名”的翻译似乎可以建立对应的概念系统，却未必意味着真正的“会通”。
理雅各的《中国经典》之所以不可替代，也许恰恰由于他始终处于基督教传教士和中国经典译介者的身份纠葛，从而无法“求同”的文本却成全了迂回辗转的比较和释义。就此，从“至诚如神”到“圣而不可知之之谓神”，从“惟曰其助上帝”到“何事于仁、必也圣乎”等等，在理雅各的译文中都成为“释”而不仅是“译”。这对儒耶对话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聖-圣；神-圣；圣-仁；天-帝
理雅各（JamesLegge）自年完成《论语》英译开始，致力于中国典籍译介数十载，遂有后来印制为四大卷的传世之作《中国经典》（TheChineseClassics）。其中第一卷是《论语》《大学》和《中庸》之合集，第二卷则是《孟子》。
与之相关翻译活动蔚为大观，比如在年《论语》的第一个英语节译本《孔子的道德学说》（TheMoralsofConfucius）以后，历代的《论语》英译本就已逾百种；其中年的苏慧廉（EdwardWilliamSoothill）译本、年的韦利（ArthurWaley）译本、年的刘殿爵（D.C.Lau）译本、年的李克曼（PierreRyckmans，笔名SimonLeys）译本以及年的安乐哲（RogerAmes）和罗思文（HenryRosemont，Jr.）合译本，均具重要的研究价值。
而理雅各对中国古代典籍的翻译，可能至今是无可替代的。这不仅是因为他大量参较过中国历代的注疏，试图比类见义，更是由于他作为基督教传教士在译解中国思想时的种种纠结。借此梳理一些关键概念在文本旅行中的迁转和踪迹，对于中西之间的思想对话具有特别的意义。“圣”字的演绎当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一
古代汉语的“聖”与“圣”本是两字。“聖”被列在《说文解字》卷十二“耳部”，“从耳，呈声”，解作“通也”。而另一个“圣”字则在《说文解字》“土部”，读作kū（苦骨切），“从土从又”；“又”即“手”之“象形”，因此“汝颖之间谓致力于地曰圣”（中原一带将耕作者称为“圣”）。后来是作为“篆之捷”的“隶变”才使“圣”在宋元以后成为“聖”的俗体字，继而在简化的过程中合一；而本来的“聖”字是与“聲”和“聽”同源，“其始本为一字”。
古代典籍中的“从耳”之“聖”远多于耕作之“圣”，比如理雅各翻译《论语·述而》“圣人，吾不得而见之矣”时，专门为“聖”字加注:“从耳、从口，从壬”（ear，mouth，andgood）。与“听”相关的这一字义在《管子·四时》又有“使能之谓明，听信之谓聖”；如果虑及“聖”字“从耳”，则后世的“开张圣听”亦可能有所依凭。
《说文解字》对“聖”字“从耳”另有一“按”:“耳顺之谓圣，彼教所言耳根圆通亦此意。”这可能是“解字”与“解经”的另一条路径:“耳根圆通”出自《楞严经》，故曰“彼教”；而通过自我倾听式的“返闻”得以内省（“闻自性”），达至“尽闻不住、觉所觉空”，正是佛教的“圆通”。——因“听”解“聖”、由“返闻”至“觉空”、从先秦典籍到菩萨说法，这似乎为“圣”连接于“神”提供了某种铺垫。
但是早在《尚书·洪范》就有貌、言、视、听、思等“五事”的描述，其中与“聖”对应的并非“听”、而是“思”；不过根据《尚书正义》的相关解释，“思通微，则事无不通，乃成圣也”，又引郑玄《周礼注》“圣通而先识”，申明“圣是智之上，通之大也”。总之无论何“事”，“通”即“成聖”，无所谓“神”。
“聖”的进一步引申，通常是参见《吕氏春秋·察今》“有天下七十一圣，其法皆不同”，《荀子·劝学》“积善成德，而神明自得，圣心备焉”等等；然而其根基大概仍在“通也”。特别是后者的“神明”和“圣心”，貌似与后人译解的“圣”与“神”有关，其实却只是得之于“善”的心智澄明之境。
要回溯“圣”与“神”逐渐被相互交织、转换或组合的文本脉络，特别是它们在英译过程中的分辨、诠解和引申，更重要的线索应该是《孟子·尽心下》“圣而不可知之之谓神”。
沿着孟子的论说，“善”之至大为“圣”、“圣”的极致便是“神”，因此无论“圣”还是“神”，其实也都是“善”的递进。如其所示:有所作为即“善”，善在己身即“信”，善行充盈即“美”，充而溢出光辉即“大”，大至普化天下即“圣”，而“圣”的最高境界即“神”。这与《荀子》“积善成德”而至“神明”和“圣心”的延展别无二致。理雅各显然深知此中的微妙，因此他将此一“神”译作“神人”（spirit-man）而不是“神”。
就此，理雅各还与《中庸》“至诚如神”加以比较。所谓“至诚如神”被译作theindividualpossessedofthemos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