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化性起伪”与“变化气质”
——清儒论荀子心性论之商榷
作者：田富美
来源：作者授权儒家网发布
原刊《临沂大学学报》年第2期“荀子专栏”
孔子二五六七岁次丙申三月廿八丙戌
耶稣年5月4日
［提 要］现代荀学研究者将清代视为「荀学复兴」时代。除了在考据学的推动下，就《荀子》书版本校勘、文字训诂作出全面的整理；同时也促使了《荀子》获得重新被检视的契机，在此过程中，对于长期遭宋明理学家贬抑的荀学，有了不同的评价。特别是荀子的心性论，一方面清儒在肯定人欲人情、强调心知作用等观点中，有进一步的阐发；另一方面则在力反程朱之学的立场下，试图批驳理学家们对荀子心性论之訾议，将程朱的「气质之性」、「变化气质」与荀子「性之恶」、「化性起伪」之论联系起来。本文论析程朱理学与荀子对于心、性、情之内涵差异，以至荀子所谓「化性起伪」、「变化气质」之意义；并希望能在此基础上，探究清儒对荀子心性论之掌握情形及其所代表之意义。
［关键词］荀子；心性论；化性起伪；变化气质；程朱理学；清代荀学
一、引言
在荀学发展的历史中，现代学者认为荀学在清代的地位有明显提升，称之为「荀学复兴」的时代①。基本上，考据学的兴起促使了《荀子》获得被重新检视的契机，在此过程中，对于长期被宋明理学家贬抑的荀学，有了不同的评价，尤其荀子学说中最受抨击的心性论，因此，清人就此所提出的议论亦是最为丰富的。对于荀子言：「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性恶》）明显与孟子性善的主张相对立的情形，多数清儒采取了调和的态度，在策略上，或从文字训释入手；或主张回归孔子「性相近」之说为衡量标准，指出孟、荀二家说法均各执一偏；或以其性恶主张的实际效用上来调和二者的不同；甚或明确地表示论性「不从孟而从荀」者，这些主张均可看出对于荀子心性论评价的转向[1]。此外，最值得注意的是清儒以宋理学的「气质之性」比附荀子的「性之恶」，并以「变化气质」说明「化性起伪」，藉此消弭宋人对荀子的抨击，提高荀子心性论的合理性。虽然这样的主张在明代即有学者拈出[2]，但成为众多儒者所关切的论题，则是自乾嘉时期。先看下列引文：
（1）世之讥荀子者，徒以其言性恶耳，然其本意，则欲人之矫不善而之乎善，其教在礼，其功在学，性微而难知，唯孟子能即其端以溯其本原，此与性教道合一之义，无少异矣，然而亦言忍性，则固气质之性也。……荀子不尊信子思、孟子之说，而但习闻夫世俗之言，遂不能为探本穷原之论，然其少异于众人者，众人以气质为性，而欲遂之；荀子则以气质为性，而欲矫之耳。且即以气质言，亦不可专谓之恶。善人忠信，固质之美者，圣人亦谓其不可不学，学礼不徒为矫伪之具明矣。荀子知夫青与蓝、冰与水之相因也，而不悟夫性与学之相成也，抑何其明于此而暗于彼哉？然其中多格言至论，不可废也。（卢文弨：《书荀子后》）
（2）愚谓孟言性善，欲人之尽性而乐于善；荀言性恶，欲人之化性而勉于善，立言虽殊，其教人以善则一也。宋儒言性，虽主孟氏，然必分义理与气质而二之，则已兼取孟、荀二义，至其教人以变化气质为先，实暗用荀子「化性」之说。（钱大昕：《〈荀子笺释〉跋》）
（3）人之为人，舍气禀气质，将以何者谓之人哉？是孟子言人无有不善者，程子、朱子言人无有不恶，其视理俨如有物，以善归理，虽显遵孟子性善之云，究之孟子就人言之者，程、朱乃离人而空论夫理，故谓孟子「论性不论气不备」。若不视理如有物，而其见于气质不善，卒难通于孟子之直断曰善。宋儒立说，似同于孟子而实异，似异于荀子而实同也。（戴震：《孟子字义疏证·性》）
（4）荀氏宗旨亦归于圣人，其异孟子者，惟谓人性恶，以善为伪耳。然世言孟子论性本有未备，故宋儒辅以气质之说，实已兼用荀子，……荀子则气质不如孟子，由困勉而得，遂专以化性教人，夫亦各言其性之所近而已。且孟、荀之言皆贵学，不恃性。孟子曰人皆可以为尧舜，荀子亦曰涂之人可以为禹，其以善为伪，而自释以可学而能，可事而成，又即孟子孳孳为善之指，此其所以同也。（吴汝纶：《读荀子一》）
上述引文分别出自乾嘉时期校勘《荀子》书的卢文弨（-）、考据学大师钱大昕（-）、以「血气心知」建构人性论的戴震（-），以及晚清尊崇程朱理学的桐城派学者吴汝纶（-），显示以理学「气质之性」来诠解荀子的心性论，不仅由乾嘉时期延续至晚清，甚至连汉、宋学家亦有相同见解②，直至现代仍有学者持相同的主张[3]，实是一个有趣的现象。乍看之下，宋儒认为人在经验世界中之所以有恶行，是来自于气禀之故，此即「气质之性」，似乎与荀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