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荀子为中心，从书目选择与读书次第、读书为学目的与态度、读书为学方法三个方面进行抽绎与省思。书目选择与读书次第反映了儒家的经典面向与文化观念。读书为学之目的与态度涉及到知识与道德、实用态度、科学态度、艺术态度、专业与通学、道与术等复杂的关系。儒家读书为学目标指向全面的人而不是单向度的人，最高目标是达成理想人格，臻于圣贤境界。荀子的读书为学方法可抽绎为“四到”与“三心”，内外结合之法：学莫要得师与学贵有自得之见以及学之三境：闻见之知、德性之知、实践之真知。
当辗转于浩淼的中国典籍之畔，流连于厚重的经史子集之间，我们在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与深奥精微而慨叹时，也为缺乏发现中国文化之美的“眼睛”而叹息。感受国学文化的博大与接受优质传统文化的洗礼往往是通过阅读与古人视域的融合而实现的。儒家在中国文化中长期居于主导地位，其影响辐射到社会思想、道德、艺术、哲学等方方面面，读书领域也不例外。从《论语》的开篇《学而》篇到《荀子》的开篇《劝学》篇再到后来南宋大儒朱熹系统化的读书经验集大成之作《朱子读书法》，可以看出儒家特别注重读书方法的提炼、概括与总结。甚至“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一物不知，儒者之耻”的偏激言论在一定意义上也反映出了儒家对读书高度推崇以及读书讲究广博的显著特点。儒家众多士林人物对于读书确有自己独到的见解，足可以成就一部读书为学方法史。如果以读书为学为中心，抽绎出儒家读书为学的心得、方法为我所用，不失为一条读书的“终南捷径”。
荀子是先秦最后一个大儒，在儒家学术脉络中属于综合创新型的儒者。他契接孔子儒家传统，成为先秦百家思想的批判与熔铸者，开出儒家思理新方向与新格局。同时他又属于实践型儒者，有大量的读书、入仕、为学经验，同时教授了大量门徒，也培养出了若干杰出弟子，为儒家学脉传承做出了重大贡献。所以其读书经验与学问教诲就尤具现实意义。荀子曾说，“学不可以已”。读书无止境，但阅读有方法。儒家在书目选择、读书次第、读书目的、读书过程、具体方法等方面提出了众多具体而微的读书实践方法。
读书为学首先要解决的是读什么书的问题。在古代书目并不多的情况下，这个问题虽没有凸显出来，但先秦儒家已然意识到这个问题的重要。如儒家的创始人孔子是一位学而不厌的“学者”，又是一位诲人不倦的“教者”。他不舍昼夜，盈科而进，砥砺向学终成出类拔萃之圣人。一方面，他是一位非常善于学习的人。他十有五而志于学，学无常师且对当时出现的各种知识广泛涉猎。这些知识既有涉及到生存层面的谋生之学又有涉及到思想层面的大小六艺之学。孔子向来以谦虚、和蔼、谨慎示人，但对于学习一事，他又表现出了坦率直爽的一面。他认为，在十户里头肯定能找到一个忠信如我之人，却很难找到像我这样的好学之人。孔子给后人留下了大量关于教与学的名言，也构成了我国古代教育学的经典表述。另一方面，孔子又是一位杰出的教育家。他创办私学，开启了与官办学校相并立的私学教育的崭新时代。他讲学授徒，教授过的弟子三千有余，培养了大量优秀学生（如四科十哲），有着丰富的教书育人经验。
孟子则提倡尽信书不如无书之说以及知人论世之论，表达出了对纯粹书本知识的不信任态度，在读书次第上并没有留下什么见解。至于荀子，后人对其“隆礼义而杀诗书”几乎成为定评。荀子是否真的只知隆礼、重法、尚术，抹杀《诗》《书》或者不重视《诗》《书》呢？非也。由于对荀子的误解颇深，形成了一个类似语言学上的“积非成是”现象。某种认知错误因其历史久远，无人考证其真伪而“约定俗成”。即使有人考证也无人重视反倒认为是小题大做或者故作高深，最后以非为是、以是为非，造成不可纠正的理解错误。《荀子》全书三十二篇，引《诗》共计八十三次之多且保存了今本不存的古代逸诗。其引诗体量之大确属罕见。这怎么能说是不重视《诗》呢？只是荀子跟孟子相比，可能更重视礼义，在书中畅谈礼义确实会给人造成此种误会，但这并非荀子之过。战国晚期的荀子之时，他意识到百家之说纷繁杂多，如果不对书目进行拣选，读书为学就会失去方向，学术甚至有滑向危险边缘的可能，成为“饰邪说，文奸言，以枭乱天下”。所以荀子特撰《非十二子》篇对当时各个学派进行了批判与分疏，以坚壁清野、正本清源的理性态度，维护儒家思想、学术之正统地位。
荀子认为读书应该“始乎诵经，终乎读礼”。这与孔子若合符节，体现了荀子重视经书与礼书的读书思想。读书必须谨慎选择书目，理应以圣哲彝训及儒家经典书目为先。荀子对儒家经典的塑造与传承贡献尤大。他既是传经之儒亦是弘道之儒，对中华文化生命与文化理想有着深刻体认，认为对经典要始终怀有一颗敬畏之心——“不闻先王之遗言，不知学问之大也。”同时，如象山所言：“凡物必有本末。”读书也要讲究个先后次第、本末顺序。
我国历代产生的书籍浩如烟海，让人有望书兴叹之感。自汉代开始，我国始有图书分类整理相关工作。现存于班固《汉书·艺文志》中的《七略》成为今存最早的古籍图书分类法。汉代之后，随着典籍的不断增多，对分类的需求变得更加迫切。经过长时间的探索，终于形成了四分法——四部分类法。经史子集“四部”分类法由于较好地解决了书籍的分类，因而得到了社会普遍认同，成为最权威的书籍分类方法。自唐代确立以来，在漫长历史长河中充当了书籍分类利器，对于我国文化的传承与发展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据《四库全书总目》，其著录图书为数极为可观，达三千四百七十部，七千九百零十八卷。对于如此庞大的书籍库，读书人想一一读尽几无可能。而对于今天的研究者而言，全部读完甚至也完全没有必要。举例来说，一个研究唐诗的人，像《易纬稽览图》《汉律辑证》这类书就完全可以不读。
但值得一说的是，经典之所以称为经典，因其是真理的载体、永恒的化身，是经过时间长河淘洗之后沉淀下来的精华所在。它可以打破时间、空间架构的天然隔阂，能够贯通人类历史，其所承载的思想能够直指人类内心，引发跨越千古的人心共鸣。但经典书目由于其时空的久远与历史场域的变化，也会给今日读书为学者造成阅读的历史障碍。在这些障碍面前，很多人退缩了，更多地去阅读二手资料以更快地产出“成果”。这恐怕也是知识界的一大通病。学术自有门槛，经典须下苦功。时至今日，读书为学之时，无论从事何种研究，所属经典书目理应属于必须精读之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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