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编按：年9月5日-10月24日，杨鹏老师讲完了《青铜思想十二课》。年10月31日晚，杨鹏老师给四百多名学友做了结课讲座。讲课整理编辑稿有2万多字，我们分两次发布。今天发布的是第二部分：秦制思想。
一、周制思想的参照系
今天的中国人，从上到下，大多数是秦制人。分析秦制思想形态，就是分析我们自己。我们前面总结过周制思想形态，现在再重复一下，作为我们分析秦制思想的参照系。周制思想“四观”如下：
1、宇宙观：上天（上帝）主宰的德性宇宙观。
2、历史观：天命随德转移的历史观。
3、人生观：以德配天的人生观。
4、社会观：君主-贵族分权共和的封建制社会观。
我们总结过，周制是德礼之治，德的宇宙、德的历史、德的人生、德的礼制。天命有德，以德配天，这是周制的*治神学思想。
公元前年，秦王朝统一中国，建立君主中央集权的*治-社会制度，周制解体，秦制思想代替周制思想。秦始皇统一中国建立君主集权的大一统秦制，这样的制度变迁，是春秋战国以来思想变迁的结果。秦制思想形成在前，秦制制度变迁在后，“秦制思想→秦制制度”，前后关系的历史痕迹很清楚。
随着秦制在中国的建立和深化，周制-周制思想-周制人格逐渐退出中国历史。当然，从人类精神史变迁的规律看，这种退出不是消失，而是退隐。从精神的表面隐退进精神的深处，从阳光下摇曳的精神花朵变成隐藏在精神土壤里的种子，不是从我们的精神世界中消失。上天如果带来适当的历史风雨，周制思想的种子仍然可能再破土而出，发芽生长开花结果。
西周是君主-贵族多国体系，诸侯国自治，但仍有周王室天下宗主的宗教-礼制-国际司法调解和对外军事上的统一。
公元前年秦统一中国，秦制开始替代周制。中国人二千多年来生活在秦制中，即便到今天，我们多数人仍是秦制人，我们多数人的思想仍是秦制思想，我们多数人的人格仍是秦制人格。研究秦制思想，就是研究我们自己的思想DNA。
我们分析秦制思想，内容分为五个部分，一是秦始皇的思想；二是秦制思想形态分析；三是篡位者的合法性焦虑；四是“道”的宇宙观的兴起；五是秦制思想及走向未来的周秦选择。
二、秦始皇的思想
1、从“小子”到“皇帝”
我们学过的《青铜思想十二课》中，有两篇青铜器铭文与秦国相关。一篇是春秋时期秦国秦景公（前年—前年在位）时期的“秦公簋”，一篇是战国时期的“商鞅量”。
讲“秦公簋”的时候，我们还补充讲了秦武公时期（前年—前年在位）的“秦公钟”铭文。“秦公簋”与“秦公钟”铭文基本思想，与周制思想没有根本差别。
宇宙观上，“秦公钟”、“秦公簋”和西周的“大丰簋”、“何尊”等，都相信上帝、上天主宰天地和历史，都认为天命决定王权更替，都认为天命降临有德之人，都认为祖先之灵在上帝身边，都强调从祖先到子子孙孙的血脉和德性的传承。“秦公簋”思想形态，与周制思想形态同构，秦人与周人属于同一思想形态圈。
秦公钟，可能是秦武公（前年—前年在位）制器，内有铭文：“我先且受天令。”
春秋时期，秦国思想与周制思想的差别，不在“四观”上，而在谁拥有天命上。“秦公钟”和“秦公簋”铭文中，秦人明确用自己祖先十二公在上帝身边，替代了西周周文王、周武王在上帝身边。秦公鐘甲（集成）铭文：
“我先且受天令。”
译文：我先祖接受了上天旨令。
“秦公簋”铭文：
“不顯朕皇且，受天命。鼏宅禹責。十又二公。才帝之坏。”
译文：我伟大显赫的皇祖，承受天命，居住大禹足迹之地。秦十二公之灵，在上帝周围。
秦武公、秦景公时代，秦王室已经认定天命由周王室转向秦王室，在礼制上直接僭越和挑战周礼规格，从周人眼里看是礼崩乐坏。但是，我们从春秋时期“秦公钟”和“秦公簋”铭文中，看到的是周制思想的秦国运用，完全看不到以后秦制思想形态的影子。
制作“秦公簋”的秦景公，在公元前年去世。秦始皇在公元前年统一中国，接受了一种战国后期发展成熟的思想形态，建立了不同于周制的秦制，这段时间有年。这年是周制思想开始断裂和秦制思想开始形成的时间。这段时间，是东周的春秋后期和战国时期，正是老子、孔子、墨子、商鞅、庄子、孟子、荀子、韩非子等诸子百家兴起新思想运动的时间。这会使我们有一个合理猜测，秦制思想的生成，是诸子百家思想运动的最后结果。
站在周制立场看诸子百家，诸子百家是坠落。站在秦制立场看诸子百家，诸子百家是突破。
秦公簋，秦景公时代（前年—前年在位）制作。铭文称秦国十二公受天命，十二公之灵在上帝周围。
秦国青铜器铭文，我们学过的还有“商鞅量”铭文。“商鞅量”上铸有两次铭文，一次是公元前年，商鞅监制。内容记事，没有思想性内容。第二次铭文，是公元前年秦始皇统一中国当年所铸铭文，里面有思想形态，因为用到“皇帝”的概念，原文是：
“皇帝尽并兼天下诸侯，黔首大安，立号为皇帝。”
我讲“商鞅量”的时候，分析了“皇帝”这个概念。“皇帝”的原义，指伟大光明的上帝。西周晚期周孝王时期的“師訇簋”记载有：
“肆皇帝亡睪。臨保我厥周。”
译文：皇帝过去监察天下，降临保护我周国。
皇帝指伟大光明的上帝。《尚书·吕刑》中记载：
“皇帝哀矜庶戮之不辜。”
皇帝哀怜众民被无辜杀戮。这“皇帝”指上帝。
秦始皇自己把“皇帝”、伟大光明的上帝的名称，用到自己身上，这与西周君王的自我定位差异很大。从西周青铜器铭文及《尚书》中的西周部分文献看，在上天面前，西周君王皆自称“小子”，不懂事的小孩子。上天高高在上，君主敬畏天命，谦卑在下。我们学过的周昭王“宗周钟”以及我们提到过的秦武公“秦公钟”中，君主都自称“余小子”。君主自称“小子”，祈求上天保佑。但是“商鞅量”中，君主名称不再是“小子”，而是“皇帝”。
君主自称从“小子”到“皇帝”的变化，反映了从春秋后期到秦统一中国思想变化的一个核心内容。
商鞅量，公元前年秦国量器，商鞅监制。上有公元前年和公元前年两次铭文。商鞅不仅书同文，车同轨，度量衡标准化，也统一思想标准。
请大家记往一点，秦始皇思想的表现之一，就是自我命名为“皇帝”，把伟大光明的上帝之名用到自己头上，自我造神，自我封神。
2、“瑯邪会议”两大结论：废诸侯+否定神
《史记·秦始皇本纪》中有一段记载，公元前年，秦始皇巡游至瑯邪，与王离、王贲、王绾、李斯等十一位重臣讨论社会制度和思想形态，这段记载对我们了解秦制思想很重要。我先读一下译文，原文作为参考附件：
译文：“古代帝王，占有土地不过千里，诸侯各守其受封疆域。对君王或来朝觐或不来，相互侵犯暴乱，无休止地相互残害和征伐。但他们仍然会刻出铜器铭文和石刻文，以建立自己的法纪。古代五帝三王，他们的知识和教化不同，法度不明确，假借鬼神之威吓，以欺骗远方之人。名实不符，所以不长久。人还没死，诸侯就背叛，法令不能通行。今天皇帝并一海内天下，皆为郡县，天下有了和平。”
原文：“古之帝者，地不过千里，诸侯各守其封域。或朝或否，相侵暴乱，残伐不止，犹刻金石，以自为纪。古之五帝三王，知教不同，法度不明，僭越和挑战，实不称名，故不久长。其身未殁，诸侯倍叛，法令不行。今皇帝并一海内，以为郡县，天下和平。”
看到这儿，是不是有的朋友会会心一笑？我们从小到大*治课教育的内容，以唯物论否定有神论，网上不少人动不动骂信神的人是神棍，原来这是秦始皇和李斯等人定下来的。
大家还会发现，否定西周以来的君主-贵族共治的封建制度，剥夺贵族地方治权，让贵族阶层退出*治舞台，也是本次会议的结论。我们具体分析一下。
（1）否定封建贵族制
秦始皇与众臣讨论中，认为西周分封诸侯立国的封建制，造成了诸侯国的独立及相互间的战争，也造成诸侯不服从君王。认为以皇帝为大一统中心，由皇帝直接任免各地官吏的郡县制，才有长治久安、天下和平可言。
我们前面分析过，西周封建制度的结构是：君王+诸侯（贵族）+庶民。君王把土地和民众分封各子弟和功臣去建立各自的国家，受封诸侯对自己封国有自治权，但对周王室承担军事、上贡等义务。周代封建制度下，贵族阶层是*治结构中的重要阶层，朝廷各职位逐渐世袭化。贵族在国内自治，在周朝廷中积极参*，*治矛盾主要发生在君主-贵族、贵族家族之间。
秦制与周制的结构性差别，在贵族的治权上。周制是君主与贵族的分权共治，依赖贵族的地方自治权和中央朝廷的参*权，而秦制则剥夺了贵族的地方自治权，以君主-官吏制代替了君主-贵族制。
（2）否定有神论
秦始皇等人把西周敬天法祖的宗教*治神学，当成假借鬼神威力来骗人。他们心中的宇宙观，已经不是有神论的宇宙观，不是由周王朝上帝-上天的天命支配的宇宙观。
同时，从他们讨论的议题中，我们能看出一层因果关系。他们似乎都认为，西周封建制度，贵族诸侯多元自治的周制多国体系，是与有神论宇宙观相关联的。请注意思考这个关系：多元自治与宗教信仰的关系。皇帝中央集权的郡县制度，不能再要宗教的宇宙观。君主集权，需要否定有神论宇宙观。君主集权，得以君主为中心。君主为皇帝，就得让民众信皇帝，不能再让民众信超越皇帝的力量。皇帝统治与无神论宇宙观，有内在统一性。
西周敬畏天命，君王就只能是“小子”。君王要有“皇帝”的权威，就得否认上帝-上天的权威，让人敬畏皇帝而不是敬畏上帝-上天。从宇宙中去除上天-上帝，在人间造皇帝神，这是秦制思想的立基点。我们今天许多人，对宗教和国家体制的关系的理解，似乎不如二千二百多年前秦始皇和他的朝臣们深刻。
秦始皇泰山石刻以“皇帝”自称：“皇帝临位，作制明法，臣下修饬。”
秦始皇与他的重臣们，否定了君主-贵族分权共治的封建制度，否定了有神论宇宙观，把君王神化为“皇帝”，以君主暴力建立秩序，这些表现的背后，有一套思想形态，一套明确的“四观”。
三、篡位者的合法性焦虑
秦始皇的思想，是怎么来的？有一个积累的过程。要理解秦制精神，得先从理解篡位者心理开始。
春秋后期，周王朝系统中最大的诸侯国晋国、齐国发生了严重破坏礼制传统的卿大夫分国-篡位事件。公元前年，周威烈王命晋国卿大夫韩虔、赵籍、魏斯为诸侯，战国开始。公元前年，魏武侯﹑韩哀侯﹑赵敬侯瓜分晋国公室。
韩、赵、魏三家分晋，这是影响中国历史的重大事件。一是周朝“忠”的*治德性的崩溃，二是统一的晋国分成三国，失去了阻挡秦国东进的力量，秦与东部国家的力量均势被打破。
公元前年，姜姓齐康公去世，城邑被执*卿大夫田氏抢夺。公元前年，周安王正式册命田和为齐侯。晋国韩、赵、魏“三家分晋”和齐国“田氏代齐”，这些卿大夫家族成功分国-篡位，对中国精神和中国历史产生了极深影响。
从精神冲击上看，卿大夫篡位者凭家族实力篡位成功，得到周王室的合法性追认，这说明西周王朝的“天子忠于天命-封君忠于天子-卿大夫忠于君主”的周王朝*治礼制合法性的传统被彻底颠覆了。
周王朝以敬畏天命和忠孝立国，《尚书·蔡仲之命》中记载周公之言，要求周人“惟忠惟孝”。孔子讲要“主忠信”（《论语·学而》），强调“臣事君以忠”（《论语·八佾》），继承的都是周公之道。
晋国开国君主是周武王姬发的儿子唐叔虞，齐国开国君主是周王朝异姓功臣姜太公，但在公元前年前后都被实权卿大夫篡位了。晋国韩、赵、魏和齐国田氏，完全是“臣事君不忠”，无忠无信。
篡位者们虽然取得虚弱的周王室的*治合法性承认，但他们明白在周代“天命有德、以德配天”的*治神学传统下，他们完全不具备宗教和伦理的合法性，他们有宗教伦理的合法性焦虑。怎么办呢？他们用重金组织学者来搞理论研究和舆论宣传战，同时推动国家军国主义变法以强化军事实力。他们凭实力瓜分主君的国家，凭奸诈篡位上台，也要凭“诈力”来证明自己的合法性。实力=合法，胜利=安全。什么德性？什么礼制？一边去。他们带着这种篡位者哲学，把中国一步步带入了以诈力取天下的血腥的战国时期。
晋齐两国卿大夫分国篡位以后，中国的战争就失去了春秋时期血缘贵族战争的重礼守信与温文尔雅，变成了绝对的你死我活，直到以人头换富贵的军功爵制被商鞅变法发挥到极至。战国的血腥背后，是篡位者集团合法性焦虑的动力，他们要凭实力与胜利一条路走到底。
金文中的王字，斧头。需要暴力者来维护秩序，才需要王。暴力秩序，建立在人德性差不能自治的前提上。扩大德性和自治能力，就减少了对王权暴力秩序的依赖。人差劲烂人多，是王权扩张的前提，所以一些坏王权就故意毁坏德性破坏信任。周制是弱王权，所以必须依赖高德性。
齐桓公田午（前年-前年在位，田氏代齐后的第三任齐国君主）出资创立齐国稷下学宫，招揽天下游士，为田氏代齐寻找合法性依据和舆论宣传，也为齐国富国强兵提供思路。在以后五代齐国国君约年左右的时间中，稷下学宫成为当时中国游士的汇聚之地。
齐桓公田午的爷爷田和就是姜氏齐国的篡位者，说明异姓卿大夫不可信。齐桓公田午弑杀了自己哥哥田剡（田氏第二位齐国国君）自立为齐侯，这说明亲兄弟也不可信。
异姓不可信，血亲不可信，这个世界还有什么可信呢？似乎只能信自己手上的刀剑。
周制的基础，是扩大人对人的信任，周制思想是“信的扩展”，一直扩展到宇宙观。之后的秦制，建立在不信任何人的基础上。秦制的思想是“不信的扩展”，一直扩展到宇宙观。
在周王朝“天命-德礼之治”的传统中，篡位弑君是大罪，舆论上也为人所不耻。篡位者们虽然心里只信自己手中之刀剑，但总不能天天在嘴上这么说吧？他们不会没有宗教和道德上的“合法性焦虑”。稷下学宫游士们由田氏齐君供养，他们会如何对待篡位者和弑君者呢？他们能为这些篡位君主消除“宗教道德合法性焦虑”而做点什么呢？
3、孟子是怎么做的？
孟子（约前年-前年）在齐宣王（前年-年在位）时代担任齐国稷下学宫的“上大夫”，我们可以看看孟子对齐宣王的回应。《孟子》中记载：
齐宣王问曰：“汤放桀，武王伐纣，有诸？”
孟子对曰：“于传有之。”
曰：“臣弒其君可乎？”
曰：“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弒君也。”
译文：齐宣王问：“商汤放逐夏桀王、周武王征伐商纣王，有这事吗？”孟子回答：“史传上有记载。”齐宣王问：“臣子弑杀君主可以吗？”孟子说：“伤贼仁者，可称之为贼。伤贼义者，可称之为残。残贼之人，可称之为独夫。我只听说诛杀了闻诛杀了一独夫商纣，我没有听说过有弑君的事。”
孟子与齐宣王。学者从君王处领奉禄，要想从权力独立出来是困难的。思想的独立，与非权力的经济来源有关联。
从齐宣王所问的问题中，可看出他关心的内容。齐宣王的太祖田和放逐了国君齐康公自立，爷爷田午弑杀了哥哥国君田剡自立，齐宣王问商汤、周武王的历史事迹，很有针对性。商汤放逐夏桀王，周武王弑杀了商纣王。齐宣王希望听到的答复自然是：太祖田和=商汤，爷爷田午=周武王。自己的太祖和爷爷并非缺德不忠之人。
孟子的回答很清楚：诛杀残贼之君不是弑君。夏桀王被放逐，商纣王被弑杀，是因为他们残贼仁义。齐宣王赐孟子“上大夫”待遇。
孟子“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思想，今天被大家视为民本主义的思想，但可能对当时的齐宣王来说，孟子说的“民”，指的不是什么普通大众，指的就是篡位前的田氏家族。
我这么讲，可能有朋友会想，孟子挺恶心的，迎合篡位者，为篡位者宣传造势，这不就坏了“主忠信”之德了吗？
我开始把《孟子》放回稷下学宫这个背景中的时候，也这么想过，觉得孟圣人也没能脱俗。但后来觉得自己想错了，我发现了孟子的真正突破。把孟子的思路往上走，就可能实现一个伟大的突破。能够在放逐甚至诛杀暴君的同时，保有“忠”之德性，关键点就是孟子精神中呈现出了“忠诚上移”的趋向。
孟子设定了君主的资格，这资格就是“仁义”。如果不仁不义，贼仁害义，就失去了作为君主的资格，仁人志士可以放逐或消灭不仁不义之君。仁义高于君主，这确实是非常具有革命性的理论。思想再升华，就会思考“仁义”之源，就会升向“上天-上帝”，这方面孟子已经触及到。孟子曾引《周书》来阐述自己的看法：
“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师，惟曰其助上帝宠之。”
上天降生下面民众，为民众安排君主，为民众安排导师，就是说要他们辅助上帝爱护民众。
这是有神论的天命宇宙观，因敬天而爱人的社会观。天命仁义，上天辅助仁义之君，上天惩罚不仁不义之君。志士仁人为天下百姓而怒，奋起诛杀暴君，这是辅助上帝，执行天命，安定天下百姓。孟子说：
“文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
“而武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
孟子：而武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
孟子这思想，可称为“忠诚上移+责任下移”，“忠诚”的对象，从君主个人上移到仁义，上移到上帝，上移到上天。“责任”的对象，下移到民众，安天下之民。
孟子思想再升一层，就应当是：
“上天面前，君臣平等；仁义面前，人人有责。”
孟子精神中这层窗户纸，他自己没有捅破。今天的孟子研究者们，能从孟子精神的层面，再升华一下吗？上天面前，人人平等。仁义面前，人人有责。
从孟子回答齐宣王看，孟子确实迎合了齐宣王对田齐家族篡位的历史合法性的叙事，但也表达了他自己超越田齐*治利益的社会*治理想。
往细想，齐宣王在得到孟子对逐君弑君的历史合法性叙事的舆论支持的同时，是不是也会感到孟子以仁义准则来逐君弑君的理论对君主现实权力的潜在威胁呢？
中国王朝更替，新君主们多遇上这个问题。肯定革命起家，这是历史合法性叙事。但对革命的历史合法性叙事，对现实*治安全有威胁，预示着未来革命的合法性。孟子的文章，就在君主的两难处境之中，得以幸存下来。
3、荀子如何回应？
孟子和荀子（约前年－前年）都曾是齐国稷下学宫的学者。荀子晚于孟子，但在稷下学宫的地位高于孟子。荀子曾担任稷下学宫“祭酒”，相当于学术总负责人。我们来看看荀子的回应。
“大天而思之，孰与物畜而制之！从天而颂之，孰与制天命而用之！”（《荀子·天论》）
译文：“与其以上天为伟大而思慕它，哪里比得上把上天当成物质资源管理起来控制它呢？与其顺从上天而歌颂上天，哪里比得上控制住天命而使用天命呢？”
抽离荀子讲话的历史背景，我们会把这句话当成中国思想史上第一次人定胜天的唯物论的宣言。但如果我们把这句话放回到齐国稷下学派的环境中，我们不得不想到篡位者合法性的宇宙观叙事上来。在西周*治神学中，“天命”的概念是特定的。周文王受天命称王，奠定周王朝基础。周武王继承天命实现天命，建立西周王朝。姜太公辅佐周武王实现天命建国的第一功臣，是齐国的缔造者，齐侯的*权合法性也是来源于周朝的天命。齐国卿大夫田氏篡取姜氏齐国，这是不是有点“制天命而用之”呢？
齐桓公田午（前年-前年）创办的齐国稷下学宫，是中国第一所朝廷办大学，开创了朝廷资助民间游士从事*治理论研究和宣传的先河。稷下学宫持续时间长达年左右，是战国时期中国游士学术思想中心。众多游士投奔稷下学宫，说明他们在心里不在乎田齐篡位的不忠的问题。否定周天命*治神学，否定德礼之治，而以道法为中心治国，成为稷下学派的主流思想。
周公、孔子畏天命，老子遵天道，墨子敬天志。孟子是从汤武革命的天命转移的合法性来回答篡位君王，希望这些君王能以汤武为榜样，继承周代敬天爱人传统，孟子仍然在周制思想范围内。
荀子则直接要破除天命论。在这个意义上，荀子对篡位君主有更深的理解，对战国人性表现有更深的理解，他知道天命论与德性论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用天命-德性只会加剧篡位君主的合法性焦虑和不安全感。荀子要在承认篡位现实的基础上建构一套新的理论。荀子的理论真正成了以后秦制的思想基础。
因为不要天命论，所以荀子对西周神圣之天，要进行重新的定义。
“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应之以治则吉，应之以乱则凶。”（《荀子·天论》）
译文：“上天的运行是有不变的规律的，不为尧这样的圣君而存在，也不为夏桀这样的暴君而消失。以良治回应自然之天的规律，就是吉利。以昏乱回应自然之天，则是凶祸。“
“天”，不过就是自然规律。这世界就是冷冰冰的按客观规律运行的物理世界，不是一个会对人的正义与邪恶行为有不同反应。这物质世界是没有道德取向的，根本不会管人间的善恶是非（所以没有什么天命降临之说）。人间成败得失，不是因为上天的惩恶扬善，而是因为人是否会利用自然规律（就看个人的本事）。天地之上，并没有一个超越的力量在惩恶扬善，在决定国家的兴衰，一切只看自己是否善于利用自然规律（不信天，只信自己）。
砍天命信圣王，这就是荀子在中国思想史上的作用。
《荀子》一书是荀子学派的文集，也有少量篇章仍保有周王朝的天命观，但这不是主流，《荀子》主流思想是否定神性之天的。荀子通过重新定义“天”，对西周天命观釜底抽薪。
因为不要德性，所以荀子认为，人性就是恶，所谓善人，就是伪善。他说：
“人之性恶明矣，其善者伪也。”
世界上没有善人，谁也没有什么道德优势。恶人之间相互争夺，不必进行道德审判，最后是本事说了算。
荀子否定了上天之“天命”，否定了人性“德”之本性，就开始提升“我”。这个“我”，可不是一般人，是高智慧超人圣王。
“圣王之用也：上察于天，下错于地，塞备天地之间，加施万物之上。”
译文：圣王之所用，上能察明天象，下能措置大地。（意志智慧）充塞完备在天地之间，力量施加于万物之上。
这个“圣王”，半神之人，神圣大巫，意志智慧充塞天地，支配万物的运行。
上帝退隐了，上天消失了，圣王现身了。为什么圣王要现身？世界是物质的，不会关心人间命运。人性是恶的，自然倾向就是争夺伤害，只有全能的圣王，才能在冷漠的物质世界中，给相互争夺的恶人们建立起秩序。社会秩序：圣王以智慧以暴力以法律以礼制以各种办法来管制住坏人。荀子甚至认为，为方便统治，圣王也可以继续用神明来哄骗愚民百姓，但自己不要信。
荀子思想结构：
否定天命论+人性恶论+圣王主宰论。
我们总结过西周思想结构：
天命主宰-德在人性-君主小子顺天命=敬天保民。
荀子是“法里儒表”，用儒家术语表达法家思想。他几乎每一个核心观点，都是扔向西周*治神学的定点思想炸弹。你要是周系国家的篡位者，你会接受荀子还是孟子？当然是荀子，没有天命-道德的心理压力，还有全能圣王的自我期许和万众的跃然拜。
近年来儒学研究界对荀子赞美声日盛。梁涛先生是有自由精神的好学者，但他提出了将《荀子》纳入儒学新四书，《论语》《礼记》《孟子》和《荀子》。他的观点似乎也得到了陈来先生的认同。真把《荀子》纳入儒家新经典，这就是“法里儒表”了，敬畏天命、以德配天、重礼守义的周公-孔子若有知，恐怕要气死。
4、商鞅、韩非的回应
前面讲了，战国时期，周系主要中原国家已成了篡位者国家。篡位君主们又出资收买学者服务他们，学术思想很难不受篡位精神影响。孟子还援引商周历史和思想来服务篡位君主，同时也表达自己基于周制思想的社会理想。荀子则援引周代理论的术语来包装进法家的思想。法家商鞅和韩非则干净利落截断与周制思想的联系，公开彻底反对周制思想。对法家来说，人间就是战场，人与人就是敌人，和平就来自征服。以战方能止战，以杀方能止杀。什么是王？赢了就是王。什么是寇，输了就是寇。历史就是成王败寇。商鞅说：
“名尊地广以至于王者，何故？战胜者也。名卑地削以至于亡者，何故？战罢者也。不胜而王，不败而亡者，自古及今，未尝有也。”
名字尊荣，土地广阔而得以称王，什么原因？战胜了！名字卑贱，土地被剥削，以至于灭亡，什么原因？战败了。不因胜利而能为王，不因战败而灭亡，自古及今，从来没有过。
世界复杂吗？不复杂，韩赵魏三家分晋和田氏代齐说明，只是胜败两个字而已。天命是骗人的，德性是虚伪的，只有利益争夺和胜败输赢是真实的。什么是国家问题？瓜分人或者被人瓜分，篡人位或者被人篡位。商鞅和韩非的思想，是对分国篡位的现实的最彻底的表达。
在商鞅和韩非的思想中，还会有什么基于宗教和道德的“合法性焦虑”吗？没有了。只有胜败的焦虑。
讲了半天，似乎没有解释秦始皇的思想是怎么来的这个问题。秦国也是篡位国家吗？按《史记·吕不韦列传》，吕不韦风险投资秦公子子楚，扶佐子楚当上秦庄襄王。吕不韦儿子赢*为秦王（秦始皇），吕不韦为秦宰相，似乎脱不了篡位嫌疑。他们都有合法性焦虑，所以都采取不信任人，严酷法制，以利相诱，以力相逼，以诈力取天下的手法。
对商鞅来说，人生简单，或者是把人五马分尸，或者是被人五马分尸。
四、“道”的宇宙观的兴起
1、“道法”替代“天命”
从思想史上看，秦制思想形态有一个生长过程，开始于春秋晚期，发展于战国时期，成熟于西汉，以后不再有新的突破，只有不断精细化的过程。
下面我们对照周制思想形态的“四观”，宇宙观、历史观、人生观和社会观，来分析一下秦制思想形态。我们先讲一下自然“道”的宇宙观的兴起。
《史记·秦始皇本纪》所记秦始皇泰山刻石中，有这样的记载：
“皇帝临位，作制明法，臣下修饬。二十有六年，初并天下，罔不宾服。”
石刻文将秦国兼并天下和天下秩序的源头，全然归功到皇帝本人，只字不提上帝上天，只字不提天命降临，但提到了“道+法”如下：
“治道运行，诸产得宜，皆有法式。”
这与周朝不同。周人认为自己能征服商国，是因为周文王-周人有德，因此受命于天。秦始皇石刻文认为是皇帝掌握了治道，能以法治世。秦始皇这样的“道法”概念，是怎么来的？
春秋战国时期，从思想史变化看，经历了一个从“天命→天道→道→道法”的宇宙观的变化。
我们前面讲过，西周宇宙观的核心，是天命宇宙观。西周王朝时期，认定天命降临周文王和周武王，所以天命概念与周王权密切相关。公元前年西周王朝崩溃，公元前年周平王从镐京东迁，在洛阳建立东周王朝，延续周王朝王权。东周王朝依赖秦国、晋国、郑国等诸侯国扶持，自己没有强大的军事和经济力量，依靠宗教祭祀和周系国家天下共主的象征而存在。
西周的*治神学，是天命有德、天授王权。周王室衰落，人们自然会想到天命转移，形成了春秋时期两种*治态度，一种是秦国这样的非周系血亲诸侯国，僭越礼制，称自己的祖先受天命于天，意思就是自己要承接天命了。另一种态度，主要发生在周系诸侯国内，想摆脱周王室垄断天命的*治神学的约束，寻找新的*治合法性叙事。
4、“天命—天道—道”
进入春秋以后，“天道”的概念开始兴起。记载春秋历史的《左传》中，“天命”的概念出现了8次，但“天道”和“天之道”的概念出现了15次，明显呈现出宇宙观从“天命宇宙观”向“天道宇宙观”转移的情况。《道德经》中，“天道”与“天之道”出现8次，但没有“天命”概念。
“天命”，就是上天的命令，表达的是上天的意志。“天道”这个概念，就是上天之道，表达的是上天的法则，是法治性的概念。
《道德经》中说：
“故天之道，利而不害。”
说明老子自然之道，仍然是被神性之天所规定的，是有道德性的。自然之道的秩序，是被上天的德性目标所规定的。老子的精神，并没有脱离周制思想，仍然立于德上，仍然有天的主宰性，他为德找到了天道的源头，但正是老子完成了本体论意义上的自然之“道”的建构。
“天道”代替“天命”，是春秋思想的核心。我研究前人注释，发现多数人是用秦制思维注老子，不明白老子在周制思想与秦制思想之间，在一个伟大的平衡点上。我的杨鹏解读《道德经》新书将出版，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平衡点。
老子是本体论“道”的概念奠基者，但老子之“道”，仍然在“天之道”范围之内，仍有天的德性规定，仍然是德性之道，这是春秋特征。到战国后期，“道”脱离了“天”的规定性。荀子之“道”，成为冷漠的物质规律，失去了道德性。商鞅、荀子、韩非之“道”，已非老子之“道”。
《论语》中说：
“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
夫子说性与天道，很难听到。说明孔子并非不知道天道的思潮，但担心天道思潮对天命宇宙观的传统，会有很大影响，他不太愿意谈论这个问题。
到了战国时期，“天命”的概念更是从人们心中消失了。法家商鞅的《商君书》中无“天命”概念，《韩非子》中只无关紧要地出现过1次“天命”概念。《荀子》中出现过1次“天命”，要求圣王“制天命而用之”，控制住天命而使用天命，对“天命”毫无敬畏之心。战国史书《竹书纪年》中没有出现“天命”概念，记载战国历史的西汉《战国策》中，只无关紧要地出现1次“天命”概念。但到战国后期，诸子百家作品中充满了“道”的概念，“道”是自然之道，运行中的自然法则。连天道中的“天”也被清除了。清除天命，否定神性的上天，成为战国思想的主流取向。这种思想尤其表现在法家思想之中。我对战国代表性作品做了一个粗略的统计，大家一看就清楚了。
从上述数据看，《管子》有34次“天道”概念，这是春秋精神，《管子》主要篇章的成书应该在其他书之前。
在战国后期，自然之道已上升为宇宙观的本体，主宰性的上帝-上天，从宇宙观中退隐了。战国思想变化，是“逆天行道”的过程。宗教性的宇宙观、上帝-上天主宰的宇宙观，被自然之道的宇宙观所替代。简化一点，天被道所替代，上帝被道所替代。
5.道的宇宙观的具体特征
战国“道的宇宙观”的具体特征，表现在“天地、气、阴阳、五德”这些概念上。春秋战国时期，思想家们开始对宇宙进行自然主义的理解。道是自然主义的终极概念，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宇宙观呢？
首先，“天地”的概念出现了。将宇宙框架结构定义为天地。“天地”这种宇宙框架概念，在甲骨文和青铜器铭文及西周文献中，都没有见过。
其次，“气”的概念出现了。宇宙万物是由“气”所化。“气”是一种物质化的概念。《左传》中已有“气”的概念，用“气”的运行来解释自然现象。《道德经》中就有“沖气以为和”的说法。《管子》《吕氏春秋》中有许多关于“气”的说法。
“阴阳”的概念出现了，气以阴阳的规则运行。《道德经》中讲“万物负阴而抱阳，沖气以为和”，将阴阳之气的平衡视为宇宙的自然秩序。在《周易·易传》中，完整地表达了天地阴阳的概念，这是战国思想。
以邹衍为代表的“五德”观念的出现。土、木、金、火、水五种德的力量，又称五行力量，彼此之间相生相克，决定历史的变迁。
请大家注意，在这样假想的自然主义宇宙观中，还有“上帝-上天”和“天命”的位置吗？没有了。
更重要的，是这个自然化的宇宙“动”起来了。“气”是无形而动态的，“阴阳”的平衡是动态的，“五德”的历史是动态的，一切不确定，一切在运动中，一切在变化中。谁能把握这个“动”的规律和分寸呢？“圣人不朽，时变是守”（《史记·太史公自序》），只有圣人能守得住这个变，只有圣人才有这种“权变”的超能力。在变动的世界中，圣人的“权变”是应对的前提，一切自由载量权在圣人，圣人的独断是必然。《韩非子》中引《申子》之言：
“独视者谓明，独听者谓聪。能独断者，故可以为天下王。”
这段话就不必翻译了，大家一听就明白。宇宙是变动的，历史是变动的，只有圣人的眼光能追随这变化，只有圣人能使权力跟上这变化，只有圣人使权力安全，所以圣人必须独断。圣人权变，圣人独断专行，这是宇宙法则使然，这是历史规律使然。这就是战国宇宙观变化的*治结论。不仅君主喜欢，知识分子似乎为之淘醉。权变啊权变，权谋之美，好审美！战国游士思想者们为了发展独裁，搞出这么一大套从宇宙观到历史观的独裁理论！
老子是世袭史官，非游士，他知道游士无根，所到之处，不过是怂恿君主雄才大略多事扰民，以便从中获得功名机会，游士的利益取向与生命的繁荣安定是矛盾的。他讲的“无为而治”，就是君主尊重自然自治，不以君主意志去独断专横扭曲人的自然和谐本性。所以老子说：“不上贤，使民不争。”(三章）但如果君主“不上贤”，游士们的功名富贵何来？
相比起来，周制思想是确定的，与之相关的法律和道德标准是确定的，是人人可以知晓，人人可以审核的。天命有德，无德者非君主。无德之君，人人可以讨之，所以公元前年，西周会发生贵族驱逐暴君的“国人暴动”。
阴阳五行是一种假想的唯物世界观、历史观。
6.五德的历史观
周制的历史观，是天命转移的历史观。秦制的历史观，是五德运行的历史观。《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
“始皇推终始五德之传，以为周得火德，秦代周德，从所不胜。方今水德之始，改年始，朝贺皆自十月朔。衣服旄旌节旗皆上黑。”
秦始皇推理五德相生相克的终始循环，以为周朝得的是火德，秦朝代替周朝，要遵从不让周胜的德。方今是水德的开始，更改一年的开始时间，朝贺都从十月起头。衣服旄旌节旗都以黑色为尊。
历史不再是上天选择有德之君取代缺德之君的过程，而是金、木、水、火、土的自然力量相生相克运行的结果。请注意，“五德”循环的历史观，解脱了君主以德配天的道德*治责任，重视的是君主的智力，对“五德”规律的理解和运用。
7.“制天命而用之”的人生观
“制天命而用之”是荀子的话。这个世界就是一个冷漠的按自然规律运行的世界，不会管人类的善恶。没有上天在主宰，没有上帝在惩恶扬善，要想成功，就得掌握自然的法则，利用自然的法则，让天地自然为自己服务。人定胜天，其乐无穷。凭才智和勇气战胜别人，以智慧和暴力带来秩序。西周那种“敬天法祖，明德慎罚”的取向，建立在人与人是一家人的基础上，建立在人与人的信任基础上，这是不懂人性之恶，太软了。
从弗雷泽《金枝》对人类思想史的分析标准看，西周是宗教宇宙观，以上帝-上天为中心，人敬畏天命及其规则。而战国后期的宇宙观，以荀子为代表的宇宙观，是以巫师为中心的宇宙观，是巫术宇宙观。认为宇宙的秩序是巫师决定的，巫师的法术可以支配宇宙和历史的变化。荀子的“圣王”，本质上是“巫王”。
8.圣人是天地秩序的调控者
《中庸》中说：
“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
译文：天下至诚之心，能尽心之性。能尽心之性，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可尽万物之性。能尽万物之性，则可以参赞天地化育的进程。可以参赞天地万物之进程，则可以与天地并列为三。
圣人可以赞助天地之化育，与天地并列为三。天地与圣人，是宇宙秩序的三个支点。当然，这个圣人就是指皇帝。宇宙秩序中，已不需要上帝和上天，但需要圣王。圣人与天地互动，维系天地秩序。
《中庸》中还说：
“天命之谓性。”
天命，在我本性之中。什么意思？不用向外去敬畏天命，向内寻找天命，天命在我生命中，我与上天同体。这自我圣化！
9.严刑峻法的社会观
《韩非子》中说：
“夫严刑者，民之所畏也；重罚者，民之所恶也。故圣人陈其所畏以禁其邪，设其所恶以防其奸。是以国安而暴乱不起。”
严刑，是民众所畏惧的。重罚，这是民众所厌恶的。所以圣人陈设民众畏惧的严刑，以禁止民众邪恶。设立民众厌恶的重罚，以防止民众的奸诈。所以国家安全而暴乱不起。
《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
“皇帝作始，端平法度，萬物之紀。”
宇宙没有什么道德，人性就知道争夺和相互伤害，社会秩序就只能依靠皇帝以法律的暴力来控制。皇帝创始一切，端平了法律，成为万物的纪律。严明法律，暴力控制。
宇宙的本性不是道德的，人的本性不是道德的，人是不可信的，要想有秩序就必须严刑重罚，要想有秩序，就必须掌握暴力，统治其他人，给他们带来秩序。
再重复一遍。周制是信任人的，将国家建立在促进信任的基础上。秦制是不信任人的，将国家建立在人不可信任、人与人必相互伤害的思想前提上。
五、秦制思想及走向未来的周秦选择
1、秦制思想小结：讲了这么多，我们可以有一个秦制思想小结了：世界是自然主义的，是充满阴阳斗争的，是按照金、木、水、火、土相生相克的方式，历史阶段性地运行，人与人之间就是战争-胜利-统治的问题，圣人是智力过人的有暴力优势的圣王，不受任何道德和礼制约束，不受任何贵族阶层的自治权约束，唯有以圣王为中心，圣王把自己的意志转化为严刑峻法，严酷之法就是圣王意志的表达，圣王以法掌握天地和人间秩序，这样宇宙才平安，天下才平安，生命才安定。
中国人面对世界上的各种思想和制度，本能是按照原有的思想定式去选择。近代以来西学东渐，什么样的西学容易在中国生根呢？不是与秦制思想相合，就得与周制思想相合。从我总结的秦制思想看，以下思想是不是相当具有亲和性呢？
世界是物质的、物质世界是斗争的、人类历史是阶段性展开的、社会是阶级斗争的、消灭一切阶级差别，胜利者实行暴力专*。
父母辈曾是这样的
2、走向未来的周秦选择
我们现在可以对周制意识形态和秦制意识形态进行一个对比。
宇宙观：周制的宇宙观，是上帝和上天以天命支配的宇宙观，是道德的宇宙观。秦制的宇宙观是自然之道支配的宇宙观，是不关心人间善恶的宇宙观。
历史观：周制的历史观是天命惟德是辅的宇宙观、天命转移的宇宙观。秦制的历史观是五德相生相克的自然替代的历史观。
人生观：周制的人生观是以德配天、敬天保民的人生观，秦制的人生观是战胜敌人带来统治秩序的人生观。
人际观：周制是以人对人的信任为基础的，秦制是以人对人的不信任为基础的。
制度观：周制的社会观是承认贵族自治权的家族相爱的社会观，秦制的社会观是君主集权的官僚主义严刑竣法的社会观。
我们中国人心中，有周制精神基因和秦制精神基因。可以说秦制精神基因是显性基因，目前支配着我们行为的现状。周制精神基因是隐性基因，存在于我们精神中，在特定刺激下也会显性出来。我们的思想状态，就是被周制-秦制这两种模式支配。从我们对现实的判断和争辩中，我们能看到周秦之争，从近代的*派冲突中，我们也能看到周秦之争的影子。
倾向于周制思想的，会重视宗教信仰、会重视德性规范、会强化人与人的信任、会重视自由自治、会重视多元宽容、会保护社会分层，倾向于秦制思想的，会重视物质自然、会打击宗教信仰、会清除自由自治、会轻蔑道德伦理、会制造人与人间的不信任、会重视严刑峻法、会重视中央控制、会强调一元化标准、会消灭社会分层。
许多人被秦制思维支配中却不自知。许多从西方引入的学术概念，其实不过是秦制思想元素的新装。例如，喜欢非确定性的哲学，不理解确定性的、不受历史影响的超验法则（实质是受战国“动”起来的宇宙和历史观的影响）；例如以“科学主义”否定宗教信仰，喜欢骂人神棍，不过是秦制以自然主义否定天命信仰的翻版（秦始皇对有神论的否定）；甚至学界有人认为自由秩序不需要宗教信仰（秦制对天命的否定）；例如，对企业和专业精英的社会分层的仇视，不过是秦制消灭自治贵族的现代翻版（秦制否定封建制，废除诸侯贵族）；又例如，对强权的权谋与残暴的欣赏（不确定的宇宙观和历史观上的“权变至上”）。又例如所理解的“平等”，似乎只是君主之下全体匍匐的平等（秦制之下只有圣君有特权）。
有趣的是，秦制主导的中国，却处于一个非秦制主导的、近似于周制的世界秩序中。似乎在精神上返回周制传统，就是在精神上走向世界。今天面向世界，我们是以春秋方式去看世界，还是以战国方式去看世界？是中国把世界变成秦制，还是世界把中国引回类周制的方向？还是中国在秦制与周制的中庸之中，吸引世界最优的观念和制度实践，走向一个融合秦周与世界的新文明的方向？你会选择什么方向呢？
《青铜思想十二课》课程结束了，我们关于周制思想的思考没有结束，关于中国未来的新思考正在开始。我在讲《甲骨思想五讲》时就深深感到，中国先秦思想史必须重写，中国未来的思想和制度，也必须重新考虑。讲完《青铜思想十二课》，更有这种感受。作为个人，我们的学习有助于我们反思支配自己的古老的思维方式，超越自己，思维升级。感谢大家的参与和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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