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学诚教授
华学诚，年生，汉族，江苏兴化人，字茂实，号潜斋，文学博士。北京语言大学特聘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现任北京语言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部主任、文献语言学研究所所长、《文献语言学》主编，兼任北京市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专家委员会委员、北京语言文化建设促进会理事、人社部国家职业汉语专家委员会委员、中国训诂学研究会理事以及北京大学王力语言学奖特邀评审委员、北京大学《中国语言学》编委等。
主要研究方向为汉语史、古代语言学文献、汉语方言学史等。出版《周秦汉晋方言研究史》、《扬雄方言校释汇证》、《扬雄方言校释论稿》等学术专著多部，发表专业论文80余篇，年入选全国百篇优秀博士学位论文，曾获得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第四届中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奖三等奖（），北京大学第十二届王力语言学奖一等奖（），北京市第十届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二等奖（），教育部高等学校科研优秀成果奖（人文社会科学）一等奖（）等。承担各级各类课题20余项。目前正致力于中国古代方言学文献的整理与研究，旨在建构中国古代方言学史的学术基础。
学之“诚”与“实”
——对华学诚先生研究生培养模式的几点感悟
作者/游帅
龚自珍《咏史》诗云：“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粱谋。”长期以来这句诗都成了清代考据学的“恶谥”，当然我们认为这种看法是既片面，又与史实不符的。郭康松还为这一问题专门撰文做了申辩，这里就不赘言了。但又有人说了，倘把这首诗置于今天的时代，又如之何？我想杀伤力大概也是有的，但似乎有个字眼还是要换上一换，即那个绝对程度副词——“都”。
以我所修的学科方向为例，某种程度上是门从故纸堆里扒拉知识的学问，在今天一切追求快速高效、新奇直接的时代节奏下，短期内显然很难成为一门热门学科。“青灯黄卷冷板凳”几乎是专业老师们标配的提醒言论，作为此专业的求学者，这种情况下能否遇到一位优秀的老师因势利导，激发并保护你投身学术的兴趣热情，进而形成一种持续性的正向引导也就显得至关重要。华学诚先生是我博士生求学阶段的指导老师，我很庆幸遇到了这样一位导师。侧身华师门下已有两年时间，我想从个人亲见亲闻出发，尝试总结先生在研究生培养方面最令人拳拳服膺的几点做法，顺便谈谈对这些做法的一些感悟。
必求根柢，重视基础训练
老一辈的专家学者治学，最重根底。华老师师承刘、李诸师，久受习染。老师在一篇追忆刘君惠先生的文章中即写道：“‘读常见书，练基本功’，这句话对于希望走上学问之路的年人至为重要，我常常用（刘君惠）先生这句话回复咨询考研的学生，因为先生这句话是至理名言，是真理！”足见这种治学风尚对老师影响之深。
历史语言文字研究由于要和大量的古籍文献打交道，从中剥茧抽丝、推阐演绎、汲取营养、推陈出新，因而对研究者的学术基础素养要求尤高。王宁先生在谈训诂学的学习时讲到过：“训诂学重在积累和基本功，培养一个训诂学有功力的学者，需要的时间比一般文科长。”不积跬步、不积小流、不下苦功、不打牢基础，也就很难采撷到实实在在的研究果实。将来我们当中，很多人是要走上研究岗位的，因而独立从事科研的能力也就显得至关重要。
从进入华门伊始，我便注意到华老师对我们门内不同学习背景、不同学习阶段的弟子均实施着个性化的培养方案。对新进入硕士生阶段学习的师弟师妹，从原典入手，老师分别为他们制订了几部传统经典的点读计划，并通过派发校勘任务来引导他们对大量训诂学名篇进行精读，借此展开对初涉研究者基础能力的培养。对于进入博士生阶段的弟子，华老师在他们每项研究开展前期，基础工作的督促亦未曾有丝毫松懈。
我硕士阶段主修的专业是古典文献学，由于学科侧重不同，加之培养期限较短，因而在语言文字学诸方向的基础训练相对有所缺失。华老师根据我的学习背景，从我入学伊始就不断有意识地引导我加强文字音韵训诂等各方面的知识补缺和基础训练。一年级时，不因我的学术根柢浅薄，慷慨提携我同他合作撰写总结陆宗达、王宁先生训诂学成就的论文，鼓励我通过搜集阅读陆、王两位先生的各类训诂学论著，来逐步建立训诂学方面的基础认知体系，同时老师以极大的耐心一次又一次不断修改充实着我不堪卒读的文稿，并不时指明问题所在，传递写作经验，整个过程令我收获颇丰，老师之用心良苦使我感触殊深。此外，老师还多次慷慨赠书，尤其是一些于学位论文大有助益的书籍，冀望我多多沉潜精研，对照自身，查漏补缺，通过交谈更是多次提醒我务必夯实基础，真正融合所长，进而寻求并掌握治学舟楫。在未来的求学治学之路上，老师这些叮嘱、鼓励、引导与鞭策将使我受用一生。
抱朴守拙，力斥学风浮泛
朴学鼎盛的乾嘉时期，形成了求实切理、朴实无华的治学风格，乾嘉学者不事空谈，重证据而少发挥，反对空疏学风。在中国文化中，尚拙是一大特点。少时读《菜根谭》记得“文以拙进，道以拙成”句，但彼时并不甚解其中深意，随着年岁增长方感悟渐深。从硕士生阶段到博士生阶段，我有幸跟随的两位导师在对待学术的态度上，皆以他们的身教，为我做出了最好的示范。
去年一次餐宴机会，孙玉文先生在场，席间华老师向孙老师简单介绍了我的论文选题。因存在一些个人对选题的顾虑和疑惑，我急于向孙老师请益，希望得到孙老师的点拨。华老师当即打断了我的发言，并告诫要回去把材料功夫做到位之后再谈具体问题。事后反思，确如老师所虑，这样讨论问题，是很容易“飘”在外面的，大概老师所希望提醒我的正是对待研究的一种踏实朴拙的态度。自见、自是、自伐、自矜都是要不得的。
就语言学研究，张琨先生谈到过他的经验：“不要好高骛远，好大喜功，要从小处着手。”事实上，不啻语言学，这种态度对于我们整个社会科学的研究都算得上一种振裘持领的明示。
另外，关于这点，我想老师的一部著作很能说明问题。华老师是从20世纪80年代在刘君惠先生的提点下开始他的《方言》研究之路的，直至被学界公认为“体大思精、胜义纷呈”、“为《方言》校释集大成之作”的《扬雄方言校释汇证》一书于年由中华书局付梓印行，前后历时近20年，《扬雄方言校释汇证》作为先生的代表性研究成果，处处体现着著者本人的治学态度和朴实学风。全书采撷诸家，材料咸集，捃摭广泛，条分缕析，校必以严谨，证必求来历，遇疑载疑，力返其真。洋洋洒洒百万字的厚重著作，于每一页都透着老师点滴跬步的尽力与用心。《论语》讲“德不孤，必有邻”，板凳虽冷，并不孤独。不必上溯太远举证什么前辈先贤，我们试举身边的例子，孙玉文先生治汉语音变构词研究，从最初收集材料的基础工作，到撰写四声别义的近千篇短文，直至最后纂辑成册，矻矻二十余载，成就《汉语变调构词考辨》大著，沾溉后学，嘉惠士林；杜泽逊先生《四库全书存目标注》亦蕴涵了其十五年的心血。我想大凡一流的学者都是要有这种板凳要坐十年乃至二十年冷的精神的，所赖者除了对学术的一片崇敬之心，我想那份甘于守拙的治学精神，亦属不可或缺。
再谈到华老师对弟子的培养指导，老师为博士生同学提供的题目大多是可以供我们作上十年二十年甚或一辈子的题目，不是说题目大，而是说基本上都是需要我们以马拉松式的准备去认真对待，能够不断深入拓伸的题目。毕业或者拿到学位不是传递鸣金收兵信号的钲铙，一项研究也不应以某个时间节点去人为设置物理终点。学术研究的一个重要目标是要解决且能够圆满地解决问题，为学术界的其他相关研究提供可信赖的借鉴参照，这个目标并不容易达成，尤其在人文社科领域，把一项研究推向领域内的代表水平，最需要的不是天才的大脑，也不是什么讨巧的方法，而是大量的学术积累和时间精力投放。也正是这样的题目能够为我们未来的研究道路奠定明确的基础与方向，最大限度地帮助我们将有限的学术生涯凝聚于有研究潜力之处，通过保证研究的持续性既可促使研究一步步向精深发展，又可促进我们的学术积累的体系化和学术能力的稳步提升。
著名的魏晋南北朝史研究学者田庆余先生在年回顾自己的学术生涯时谈道：“学与思结合得紧一点，读书得间，能较快发现新问题，顺利进入研究过程。我秉持的理念，是求实创新。华而不实之作，无独立见解之作，无思想内容之作，趋俗猎奇之作，我都不去考虑。”我就借用这段话来为华老师对我们的要求作注脚吧。
拓宽视野，倡导学科贯通
新中国成立后国内模仿苏联专才教育的高教模式先后进行了两次院系大调整，在特殊时期对经济社会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但这种粗暴的调出合并、强制性的学科分野于某种程度上还是影响到各个院校基础性通识教育的展开，一些重要科系被连根拔掉，往往使得一所学校其他相关科系的教学和研究工作也受到波及，元气大伤。学术研究发展到今天，这一模式越来越多的弊端逐渐显现。
事实上学术研究中很多具体问题的发现、提出和解决，包括学术灵感的不断涌现，都需要交叉学科的意识与知识储备作为基础。清人张之洞说过：“由小学入经学，则经学可信，由经学入史学，则史学可信。”而章学诚在其《文史通义》的《博约》篇中说：“学贵博而能约，未有不博而能约者也。以言陋儒荒俚，学一先生之言以自封域，不得谓专家也。然亦未有不约而能博者也。”但既是交叉，就必然不可偏执一处，博与约的关系更应具备处理的智慧。章氏在同书《博杂》篇中指出：博与约只是一回事，不是两件事，因而这也就指向了知识学科的交叉，如果博而不约，则只能叫“杂驳”。因为治学须见多识广，积累大量资料，同时辅以一种有意识的观察和切入，问题也就往往从中产生，有了问题欲加以解决，也才会有独立的见解形成。故而治学需明统知类，形成规模，兼具条理。这又回到了本该前面涉及的浮泛学风的弊病问题，学科交叉意识重积累，但绝非讲排场、摆架子，而应在运用中讲究融汇和布局，同时摒绝门户之见，多寻他山之石，兼收并蓄，唯取其长。
一直以来，华老师殚思极虑，力主“文献语言学”之概念，在学科构思上积极倡言，于具体研究中亲力践行，更亲手创办了《文献语言学》辑刊作为学术成果与思想的交流阵地。有中国特色的历史语言学研究必是一门“依据文献研究汉语历史，贯通古今探索演变规律”的学科领域，“文献语言学”之谓正是出自这种认识基础的一种方法论层面上的建设构思。具体到研究生的培养指导上，华老师同样对该思路贯彻始终。“古典文献学与汉语言文字之学，于我则一也，我之治学，力主文献学与汉语史结合之法”。这是我在年向老师申明报考意愿后，华老师所复邮件中开门见山的第一句话。对这一治学方法，华老师在学生培养方面贯彻始终，丝毫未曾动摇。
非唯小学，我想大凡要与中国古代传统学问打交道的学科，对文献学及其方法都应有所重视。以古代文学文论为例，我们知道《二十四诗品》是一部古代诗歌美学和诗歌理论专著，旧题为晚唐司空图撰，一直以来这部著作多为各文学文论教材、批评史、美学史专著大篇幅引用论述，也是相关领域研究者们所极为依赖和推崇的理论原本，历来多有为其笺注赓续者。但经复旦大学陈尚君先生多角度考证，《二十四诗品》实系明人伪作，其问世时间，无法突破十四世纪初（即公元年）的上限。这样一来，历来建立在该书成书于唐代这种认知基础上的研究都不可避免地要受到冲击。我以为陈先生的考证是很有说服力的。一项研究的基础认知存在较大问题，那么显然这项研究就很尴尬了。
话说来，为什么陈尚君先生能发现并提出这样重大的问题呢？这应当是与陈先生深厚的文献学功底及文献意识密切相关的。陈先生用功十数年，致力于《全唐诗补编》的辑校工作，以最为朴拙也是最为可靠的文献辑佚方法，遍搜群籍，踏实细致的材料爬梳工作，无疑为其能够发现各类问题提供了可能。由此，无论是大脑中的文献意识，还是动手性质的文献工作，在我们的研究当中都是不可轻视，须臾不可偏废的。我想，这同样应当也是华老师一直以来明确要求我们转益多师、加强文献学等各类知识的学习的重要原因。
实事求是，严守学术规范
我以为所谓“学术规范”，直白点说也就是学术研究者应当通过自律和他律方式来遵守的一种规矩，它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在于研究过程的执行规范；其二即是研究成果的呈现规范。《荀子·礼论》讲：“规矩诚设矣，则不可欺以方圆。”倡导学术规范，正是为了避免学术失范现象对学术环境的破坏。
学术失范存在几个主要的形式，包括：学术成果的粗制滥造，低水平重复；抄袭剽窃（包括做国外学术成果的二道贩子），成果东拼西凑，隐匿学术缘流；攀附名人，过分包装，自我炒作等等。某种程度上，学术规范应当作为研究者的立身之本，是一个研究者学术道德、学术品格与学术品质的体现。
“以身教者从，以言教者讼”，学术规范同样重在身教。细观华老师等身的论著成果，凡征引转用乃至于参照已有研究者，皆详列出处，甚或得益他人口头或书信建议者，亦一一明具。就学术内容的原创性追求来谈，晚明清初学者顾炎武尝以“采铜于山”明志：“今人纂辑之书，正如今人之铸钱。古人采铜于山，今人则买旧钱，名之曰废铜，以充铸而已。所铸之钱既已粗恶,而又将古人传世之宝，舂锉碎散不存于后，岂不两失之乎。承问《日知录》又成几卷？盖期之以废铜，而某自别来一载，早夜诵读，反复寻究，仅得十余条，然庶几采山之铜也。”其门人潘耒为《日知录》所作序中又加以发挥，谈到学术有通儒之学与俗儒之学的分野，言：“有通儒之学，有俗儒之学，学者将以明体适用，综贯百家，上下千载，详考其得失之故，而断之于心，笔之于书，朝章国典，民风土俗，元元本本，无不洞悉，其术足以匡时，其言足以救世，是谓通儒之学。若夫雕琢辞章、缀辑故实，或高谈而不根，或剿说而无当，浅深不同，同为俗学而已矣。”直击那种束书不观，只做缀辑之事的空疏学术风气。此类则大体可属于“虽著而仍归于不著者也”之列。
立足文献开展语言研究尤重稽古务实，纵观华老师几十年来所做之研究，大多都是通过对第一手材料的考察去发现问题，包括最早的“反训”辩证、“一曰”条例的分析等，内容绝少臆测苟作，一分材料一分话，多闻阙疑，不喜过分发明。
华老师还经常透露出正在为包括《扬雄方言校释汇证》在内的自己几部专著做修订准备的打算，这几部著作都是在学界广受好评的经典研究著作，其中《扬雄方言校释汇证》曾获大陆语言学界影响力最大的语言学专项奖——王力语言学奖一等奖，入选全国百篇优秀博士学位论文的《周秦汉晋方言研究史》十年间更是已经作了三次修订再版。然老师以精益求精之态度，始终以高标准严格要求自己的学术研究，于老师本人多一分内心的踏实，于学界则多一分沾溉。
“修之与身，其德乃真”，这种治学态度，对于门下弟子，是感染，更是一种可取以为标准的鞭策。华老师名学诚，字茂实，我想“诚”、“实”二字恰好也正是对老师治学之风、育人之风的最直观提炼吧。
作者为北京语言大学博士研究生
本文原载于年第11期《中国研究生》杂志
编辑/邓岚
部分图片来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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