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荀子》11王霸篇第十一（下）
羿、蜂门者，善服射者也；王良、造父者，善服驭者也。聪明君子者，善服人者也。人服而埶从之，人不服而埶去之，故王者已于服人矣。故人主欲得善射－－射远中微，则莫若羿、蜂门矣；欲得善驭－－及速致远，则莫若王良、造父矣。欲得调壹天下，制秦楚，则莫若聪明君子矣。其用知甚简，其为事不劳，而功名致大，甚易处而极可乐也。故明君以为宝，而愚者以为难。夫贵为天子，富有天下，名为圣王，兼制人，人莫得而制也，是人情之所同欲也，而王者兼而有是者也。重色而衣之，重味而食之，重财物而制之，合天下而君之，饮食甚厚，声乐甚大，台谢甚高，园囿甚广，臣使诸侯，一天下，是又人情之所同欲也，而天子之礼制如是者也。制度以陈，*令以挟，官人失要则死，公侯失礼则幽，四方之国，有侈离之德则必灭，名声若日月，功绩如天地，天下之人应之如景向，是又人情之所同欲也，而王者兼而有是者也。故人之情，口好味，而臭味莫美焉；耳好声，而声乐莫大焉；目好色，而文章致繁，妇女莫众焉；形体好佚，而安重闲静莫愉焉；心好利，而谷禄莫厚焉。合天下之所同愿兼而有之，睪牢天下而制之若制子孙，人苟不狂惑戆陋者，其谁能睹是而不乐也哉！欲是之主，并肩而存；能建是之士，不世绝；千岁而不合，何也？曰：人主不公，人臣不忠也。人主则外贤而偏举，人臣则争职而妒贤，是其所以不合之故也。人主胡不广焉，无恤亲疏，无偏贵贱，惟诚能之求？若是，则人臣轻职业让贤，而安随其后。如是，则舜禹还至，王业还起；功壹天下，名配舜禹，物由有可乐，如是其美焉者乎！呜呼！君人者，亦可以察若言矣。杨朱哭衢涂，曰：“此夫过举蹞步，而觉跌千里者夫！”哀哭之。此亦荣辱、安危、存亡之衢已，此其为可哀，甚于衢涂。呜呼！哀哉！君人者，千岁而不觉也。
无国而不有治法，无国而不有乱法；无国而不有贤士，无国而不有罢士；无国而不有愿民，无国而不有悍民；无国而不有美俗，无国而不有恶俗。两者并行而国在，上偏而国安，在下偏而国危；上一而王，下一而亡。故其法治，其佐贤，其民愿，其俗美，而四者齐，夫是之谓上一。如是则不战而胜，不攻而得，甲兵不劳而天下服。故汤以亳，文王以鄗，皆百里之地也，天下为一，诸侯为臣，通达之属，莫不从服，无它故焉，四者齐也。桀纣即厚有天下之埶，索为匹夫而不可得也，是无它故焉，四者并亡也。故百王之法不同，若是所归者一也。
上莫不致爱其下，而制之以礼。上之于下，如保赤子，*令制度，所以接下之人百姓，有不理者如豪末，则虽孤独鳏寡必不加焉。故下之亲上，欢如父母，可杀而不可使不顺。君臣上下，贵贱长幼，至于庶人，莫不以是为隆正；然后皆内自省，以谨于分。是百王之所同也，而礼法之枢要也。然后农分田而耕，贾分货而贩，百工分事而劝，士大夫分职而听，建国诸侯之君分土而守，三公总方而议，则天子共己而止矣。出若入若，天下莫不均平，莫不治辨。是百王之所同，而礼法之大分也。若夫贯日而治平，权物而称用，使衣服有制，宫室有度，人徒有数，丧祭械用皆有等宜，以是用挟于万物，尺寸寻丈，莫得不循乎制度数量然后行，则是官人使吏之事也，不足数于大君子之前。故君人者，立隆*本朝而当，所使要百事者诚仁人也，则身佚而国治，功大而名美，上可以王，下可以霸。立隆正本朝而不当，所使要百事者非仁人也，则身劳而国乱，功废而名辱，社稷必危，是人君者之枢机也。故能当一人而天下取，失当一人而社稷危。不能当一人，而能当千百人者，说无之有也。既能当一人，则身有何劳而为？垂衣裳而天下定。故汤用伊尹，文王用吕尚，武王用召公，成王用周公旦。卑者五伯，齐桓公闺门之内，县乐、奢泰、游抏之修，于天下不见谓修，然九合诸侯，一匡天下，为五伯长，是亦无他故焉，知一*于管仲也，是君人者之要守也。知者易为之兴力，而功名綦大。舍是而孰足为也？故古之人，有大功名者，必道是者也。丧其国危其身者，必反是者也。故孔子曰：“知者之知，固以多矣，有以守少，能无察乎？愚者之知，固以少矣，有以守多，能无狂乎？”此之谓也。
治国者分已定，则主相臣下百吏，各谨其所闻，不务听其所不闻；各谨其所见，不务视其所不见。所闻所见诚以齐矣。则虽幽闲隐辟，百姓莫敢不敬分安制，以化其上，是治国之征也。
主道治近不治远，治明不治幽，治一不治二。主能治近则远者理，主能治明则幽者化，主能当一则百事正。夫兼听天下，日有余而治不足者，如此也，是治之极也。既能治近，又务治远；既能治明，又务见幽；既能当一，又务正百，是过者也，过犹不及也。辟之是犹立直木而求其影之枉也。不能治近，又务治远；不能察明，又务见幽；不能当一，又务正百，是悖者也。辟之是犹立枉木而求其影之直也。故明主好要，而闇主好详；主好要则百事详，主好详则百事荒。君者、论一相，陈一法，明一指，以兼覆之，兼照之，以观其盛者也。相者，论列百官之长，要百事之听，以饰朝廷臣下百吏之分，度其功劳，论其庆赏，岁终奉其成功以效于君。当则可，不当则废。故君人劳于索之，而休于使之。
用国者，得百姓之力者富，得百姓之死者强，得百姓之誉者荣。－－三得者具而天下归之，三得者亡而天下去之；天下归之之谓王，天下去之之谓亡。汤武者，修其道，行其义，兴天下同利，除天下同害，天下归之。故厚德音以先之，明礼义以道之，致忠信以爱之，赏贤使能以次之，爵服赏庆以申重之，时其事，轻其任，以调齐之，潢然兼覆之，养长之，如保赤子。生民则致宽，使民则綦理，辩*令制度，所以接天下之人百姓，有非理者如豪末，则虽孤独鳏寡，必不加焉。是故百姓贵之如帝，亲之如父母，为之出死断亡而不愉者，无它故焉，道德诚明，利泽诚厚也。乱世则不然，污漫突盗以先之，权谋倾覆以示之，俳优、侏儒、妇女之请谒以悖之，使愚诏知，使不肖临贤，生民则致贫隘，使民则极劳苦。是故，百姓贱之如尪，恶之如鬼，日欲司间而相与投借之，去逐之。卒有寇难之事，又望百姓之为己死，不可得也，说无以取之焉。孔子曰：“审吾所以适人，适人之所以来我也。”此之谓也。
伤国者，何也？曰：以小人尚民而威，以非所取于民而巧，是伤国之大灾也。大国之主也，而好见小利，是伤国。其于声色、台榭、园囿也，愈厌而好新，是伤国。不好修正其所以有，啖啖常欲人之有，是伤国。三邪者在匈中，而又好以权谋倾覆之人，断事其外，若是，则权轻名辱，社稷必危，是伤国者也。大国之主也，不隆本行，不敬旧法，而好诈故，若是，则夫朝廷群臣，亦从而成俗于不隆礼义而好倾覆也。朝廷群臣之俗若是，则夫众庶百姓亦从而成俗于不隆礼义而好贪利矣。君臣上下之俗，莫不若是，则地虽广，权必轻；人虽众，兵必弱；刑罚虽繁，令不下通。夫是之谓危国，是伤国者也。
儒者为之不然，必将曲辨：朝廷必将隆礼义而审贵贱，若是、则士大夫莫不敬节死制者矣。百官则将齐其制度，重其官秩，若是、则百吏莫不畏法而遵绳矣。关市几而不征，质律禁止而不偏，如是、则商贾莫不敦悫而无诈矣。百工将时斩伐，佻其期日，而利其巧任，如是，则百工莫不忠信而不楛矣。县鄙则将轻田野之税，省刀布之歛，罕举力役，无夺农时，如是、农夫莫不朴力而寡能矣。士大夫务节死制，然而兵劲。百吏畏法循绳，然后国常不乱。商贾敦悫无诈，则商旅安，货通财，而国求给矣。百工忠信而不楛，则器用巧便而财不匮矣。农夫朴力而寡能，则上不失天时，下不失地利，中得人和，而百事不废。是之谓*令行，风俗美，以守则固，以征则强，居则有名，动则有功。此儒之所谓曲辨也。
后弈和蜂门，使擅长射箭的人佩服；王良和造父，使擅长驾驶车马的人佩服；聪明的君主，善于使百姓顺服。百姓佩服他，因而权势便随之而来，百姓不佩服，权势就会离他而去，所以称王天下的君主，能够使人顺服就可以了。所以君主想要得到擅长射箭的人，能射得远，又能射中很小的目标，那么没有比后弈和蜂门更好的了；想要得到擅长驾驶车马的人，既能追上快速奔跑的车子，又能快速到达远处，那么没有比王良、造父更好的了；想要使国家得到治理，统一天下，制服秦国和楚国，那么没有聪明的君子更好的了。他们用的智慧很简单，他们做得事务不劳累，可是取得的成就很大；做起来很容易，心情很愉快。所以英明的君主把他们视为珍宝，但是愚蠢的君主却把他们视为祸患。天子地位尊贵，富有天下，名声显赫，能制服天下人，而没有人能制服他，这是人们心目中共同的欲望，然而这一切，只有称王天下的君主才能完全拥有这些。他穿的衣服色彩丰富，食物丰盛味美，财物丰厚，统治整个天下；音乐非常齐备，台榭非常高大，园囿非常广阔，诸侯臣服，天下统一，这也是人们共同的欲望，但只有天子的礼法制度是这样。制度已经公布，*令已经完备，违反法规的官吏就要处死，三公、诸侯违反礼制就要囚禁，诸侯如果离心离德就要加以消灭；他的名声如同日月明亮，功绩有如天地一般广阔伟大，天下人响应他就像影子追随本体一样，如声相应，这也是人们共同的欲望，但这也只有称王天下的君主全部拥有。所以，人喜欢吃甜美的食物，但没有比王者的食物更味美的了；喜欢听音乐，但没有比王者的音乐更悦耳的了；喜欢美色，但看到的色彩、美女没有比王者更多、更丰富的了；喜好安逸，没有什么比王者享受的更清净安逸了；喜好利益，没有什么比王者享受的财物更丰厚的了；综合天下人所共同向往的一切东西，王者完全的拥有他们；总揽天下之人就像控制自己的子孙一样，人如果不是疯或傻，谁看到这些不高兴呢！羡慕这样事业的君主很多，能够建立这样事业的士人也有很多，可是自古以来，这样的君主、士人不能合作，这是什么原因呢？这是因为君主不公正，臣子不忠诚的缘故啊。君主疏远贤能的人，而举用自己偏爱的人，臣子互相争夺职位而妒忌贤能的人，这就是他们不能合作的缘由。君主为什么不能广纳贤士，不论亲疏，不论贵贱，只访求真正的贤能呢？如果这样，那么臣子就会轻视职位，推举贤能，而安于追随在贤能的后面；如果这样，那么舜、禹这样的君主就会到来，称王天下的大业就会立刻兴起。就可以一统天下，名声可以与舜、禹相配，事情还有比这更美好更快乐的吗？唉呀！统治人民的国君，这些话也该仔细考虑一下了！杨朱站在十字路口哭泣。他说：“这里只要走错半步，当发觉的时候已经相差千里了！”为此他哭得很悲伤。用人也是这样啊，它比在十字路口上举步失误更可怕。唉呀！可悲啊！统治人民的君主，他们一千年来还没有觉察到啊。哪个国家都有使国家安定的法令制度，也引起国家混乱的法令制度；哪个国家都有德才兼备的士人，哪个国家都会有品德不好的士人；哪个国家都有谨慎守法的百姓，哪个国家都会有凶悍之徒；哪个国家都有淳美的风俗，也会有丑陋的习俗；这两种情况同时存在一个国家，国家尚可存在，偏于前者，国家能够得到安定，偏于后者，国家就会危险；完全属于前者，就可以称王天下，完全属于后者，国家就将灭亡。所以，如果国家的法令制度是治平的，辅佐的臣子是德才兼备的，百姓是奉公守法的，风俗是纯朴美好的，这四种情况都具备了，这就叫做全属于前者。如果有这样的国家，那么即使不用战争就能战胜敌人，不用进攻就能获得土地，不用四处征伐就能使天下顺服。所以，商王汤依托亳地，周武王依据镐京，都是百里大小的领土，后来却一统天下，诸侯称臣，所到之处没有不归服的，这有什么别的原因呢，就是因为具备了上述四种情况啊。夏桀、商纣即使拥有天下的势力，但最后要求做个平民老百姓也是不可能了，这有什么别的原因呢，是因为丧失了上述四种情况啊。所以历代君主制定的法令制度虽然不同，但归根到底道理都是一样的啊。君主没有不爱护百姓的，所以就用礼法来治理他们。君主对百姓如同养育婴儿一样。*治法令制度，是用来对待下层的老百姓的，即使是孤独鳏寡的人，如有丝毫不合理的东西也不能施加在他们身上。所以百姓亲近君主就如同亲近自己的父母一样，宁可被杀，也不能要他们不顺从君主。君臣之间，尊卑之间、长幼之间，甚至是老百姓，都把这个原则做为最高准则。然后都能从内心自省，谨慎于自己的职分。这是历代君主共同的做法，而且是礼法的关键。然后，农民各自耕种自己的田地，商人各自贩卖自己的货物，工匠们勤恳地工作，士大夫尽心职守、处理*事，各国诸侯各自管理自己的国家，三公总管全国事务，而天子只需拱手端坐就可以了。对内如此，对外也是这样，那么天下的万物就没有不均等的了，就没有治理不好了，这是历代君主所共有的做法，也是礼法的关键。至于那连续几天把*事治理妥当，合力地调节万物来使它们适用，严格规定各级官吏的衣服样式，各种宫室不同的标准，所用仆从有人数的限制，丧礼、祭祀器具的使用都做出明文规定，把这些规定贯彻运用到万事万物中去，就像尺寸寻丈这样，都是按照规定的制度数量进行的，那么这些是各级大小官吏负责的事情，不值得在君主面前陈述。所以对于君主而言，如果为本朝所确立的最高原则都正确无误，任用的总领*事的宰相是德才兼备的仁人，那么君主自身就能非常安逸，国家也治理的很好，功绩伟大，而且声明美好，从大处说可以成为王者，从小处说，可以称霸诸侯。如果为本朝所确立的最高原则不得当，所任用总领*事的宰相不是德才兼备的仁人。那么君主就会劳苦不堪，国家就会陷入混乱，功业荒废，名声狼藉，国家就会危险。这实在是作君主的关键啊。因此，用人得当，就可以取得天下，用人不当，国家就危险。不能恰当任用一人，却说能恰当任用上千人、上百人，没有这种说法。既然用人得当，那么，自己还会有什么劳苦呢？只要修正修正自己的衣服，轻轻松松就可安定天下。所以，商汤王任用伊尹，周文王任用姜子牙，周武王任用召公，周成王任用周公旦。功绩稍差的就是春秋五霸，齐桓公沉湎后宫，悬挂乐器，一味追求游玩享乐，但在天下他并没有被认为是追求享乐的人，他多次会合诸侯，主持天下大事，使诸侯和他一致，成为五霸之首，这有什么别的原因吗，这是因为他懂得把*事交给管仲，这就是君主的重要守则啊。英明的君主很容易做到这点，从而使国家兴盛，自己也获得赫赫威名。舍弃这点谁还能做得到呢。所以古代的那些有杰出功业的人，一定是遵循了这一点；而丧失国家，并危及自身的，一定是违反这一点。所以孔子说：“聪明人本来就懂得很多，主管国家重要的事情又少，能不明察吗？愚蠢人的智慧本来就很少，又偏要去管许多繁琐的事务，他怎么不惑乱呢？”说的就是这个道理。治理国家的人的等级名分已经确定，那么君主、宰相和臣下百官就要谨守自己所听到的，不追求自己所不该听到的事；谨慎地处理自己所应该见到的事，不致力于处理自己所不该见到的事。职权范围内所听到、见到的事，都要用统一的原则处理，这样，即使处在偏远的地方，也没有人敢不遵守职分，都会遵守国家制度，顺从君主，这就是国家安定的标志。君主治理国家的原则，是管理近的，不管理远的，管理明显的，不管理暗处的，管理主要的，不管理繁琐复杂的。如果治理好近处的，那么远处的就会得到治理；如果治理好明显的，那么暗处的也会随之变化，如果处理好主要的，那么烦杂的也会得到解决。这样，每天全面管理天下大事，时间还绰绰有余，如果这样，那就是治理天下的最高境界了。既管理近处的，又兼管远处的；既管理明显的，又兼管暗处的；既管理主要的，又兼管繁琐的；这就是过分了，过分了和没有达到是一样的，就好比竖起笔直的木头但要求它的影子是弯曲的一样。不能处理近处的，却还要处理远处的；不能处理明显的，却要处理暗处的；不能处理主要的，却还要兼管繁琐的；这是违背事理的，就好比是竖起的是弯曲的木头但要求它的影子是直的一样。所以，英明的君主善于抓住要领，而愚昧的君主喜欢什么都管。君主善抓要领，那么各种事情就能办的周详，君主喜欢什么都管，那么各种事情就会荒废。君主，选好一个宰相，公布一个统一的法令制度，明确一个主要原则，用此来统帅一切，洞察一切，并以此来考察它的成就。宰相，总管各种*事的处理，以此来整顿朝廷上的大臣和各级官员的职分，衡量他们的功劳，论定他们的奖赏，到年终，捧着自己的成绩，呈报给君主。称职的就留用，不称职的就罢免。所以君主在寻求人才时是劳累的，但在使用的时候就安逸了。君主治理国家，能得到百姓尽力效劳的，国家就富有，得到百姓为他效死力的，国家就强盛，得到百姓的称颂的，自身就荣耀。具备了以上三个条件，天下人就会归顺他，失去了这三个条件，天下人就会背离他。天下仁都归顺他，就是王者，天下人都背离他就是灭亡。商王汤、周武王都遵循这个原则，奉行这种道理，兴办天下人都认为有利的事，除掉天下人共同的祸害，天下人都归顺了他们。所以，君主重视用道德声望引导天下人，彰明礼义法度教导天下人，竭尽忠信爱护天下人，赏识贤人，重用能人，根据能力使用他们，安排不同等级的职位，加官进爵来重用他们，依靠天时，减轻负担来调剂他们，量力而任用他们从而使他们协调一致抚养百姓，如同养育婴儿一样。养育百姓特别宽厚，使用百姓极其合理，制定法令制度，是用来对待下层的老百姓的，所有不合理的东西，即便是孤独鳏寡的人，也务必不要施加在他们身上。所以百姓尊重他们如同尊敬上天，欢喜他们如同自己的父母，为他献出生命也心甘情愿，这没有其他原因，是由于君主的道德异常显明，恩惠确实深厚的缘故啊。乱世就不是这样，在乱世引导百姓的是肮脏、散漫、欺凌、盗窃的行为，他们公开玩弄权术陰谋、反复无常的伎俩，用唱戏的、侏儒、妇女等私下的请求来扰乱朝*，让愚蠢的人去教导有智慧的人，让不肖的人居于贤人之上，百姓的生活极端困苦，使用百姓，就极其劳苦。因此百姓鄙视君主如同鄙视女巫，憎恶君主如同憎恶魔鬼，整天都在寻求机会抛弃君主、践踏君主，背离君主、驱逐君主。如果突然有外敌入侵，君主还想百姓为他卖命，这是不可能的了，这种治国的做法毫无可取之处。孔子说：“看看我怎么对待别人，别人就会用怎样的态度来对待我。”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危害国家的是什么呢？让小人居于百姓之上作威作福，用非法手段从百姓那里巧取豪夺，这是危害国家的大灾难。如果大国的君主喜好注视小利，便会危害国家；他爱好音乐美色、楼台亭阁、园林兽苑，乐此不疲而追求新奇，便会危害国家；不喜欢整顿治理自己已经拥有的一切，却总是贪婪地想要占有别人的拥有，便会危害国家。这三种邪恶的念头充斥胸中，又喜欢让玩弄权术陰险狡猾的人在决断*事，如果这样，君主就会权势轻微，声名狼藉，国家就会危险，这便是危害国家的人。大国的君主，不尊崇礼义，不谨守原有的法令制度，而喜欢欺诈。如果这样，朝廷上的群臣也就不崇尚礼义，而好互相倾轧。朝廷中形成了这种风气，那么，广大民众也就不尊祟礼义了，而喜好贪图私利了。如果举国上下都形成这样的风气，那么即使土地广阔，权威也必定趋于轻微；即使人口众多，兵力也必定趋于衰弱；即使刑罚繁多，*令却不能下达。这就是危险的国家，这就是危害国家的人。大儒就不这样，他会明辨是非。朝廷上必定会推崇礼义，明确贵贱的等级，这样，士大夫就没有不注重名节、不坚守法制的了。对于群臣百官，将统一他们的管理制度，注重他们的官职和俸禄，这样，那么各级官吏就没有谁不畏惧法令，进而就会遵守法度的规定了。关卡和市场只查问而不收税，所规定的市场价格、所禁止的事情都公正不偏。这样，那么商人就没有不忠厚诚实的了。要求各种工匠按时节砍伐木材，放宽他们的限期，以便充分发挥他们的技巧，这样，那么各种工匠就无不忠诚守信而不粗制滥造了。减少城郊的农村税收的征缴，减少对钱币的聚敛，减少劳役，不侵夺农时，这样，那么农民就会勤勤恳恳从事农耕而不从事其他的事情了。士大夫看坚守节操，舍身殉职，这样兵力就会强大。各级官吏惧怕法令而遵守法度，国家法令就不会混乱。商人老老实实，没有欺骗行为，那么商人安业，财货通畅，国家的各种需求就能得到供应。工匠忠诚信实，就不会粗制滥造，那么器械用具就做的轻巧灵便，而资材也不会缺乏了。农民辛勤耕作而不误农事，那么就会上不失天时，下不失地利，中得人和，这样就会百业兴旺而不荒废了。这就叫*令通行，风俗美好。凭借这些捍卫国家就能巩固，征战就能强劲有力，居守于自己的国家就享有名望，有所举动国就会有功绩。这就是大儒所说的全面的治理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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