荀子在先秦思想史上是一位承上啟下的人物，他本人是儒門弟子，但教出來的學生卻皆是法家代表人物，這不得不引起人們的深思。
我認為，這裡一定有一個學術思想史的發展演變過程，而這個學術發展演變的過程同時也反映了社會生產力水平提高、人的理性精神興起的過程。
如果說孔孟老莊對於“天”（或者“道”）還是更多地抱有一份不可知、不可控的溫情與敬意，那麼荀子對於“天”的認識則更加理性化，顯示出戰國後期人們對於“規律”的可控感與自豪感。荀子在《天論》中說到：
“星队木鸣，国人皆恐。曰：是何也？曰：无何也！是天地之变，阴阳之化，物之罕至者也。怪之，可也；而畏之，非也。夫日月之有食，风雨之不时，怪星之*见，是无世而不常有之。上明而*平，则是虽并世起，无伤也；上暗而*险，则是虽无一至者，无益也。夫星之队，木之鸣，是天地之变，阴阳之化，物之罕至者也；怪之，可也；而畏之，非也。”
既然“天”在荀子這裡不具有神秘的色彩，那麼荀子便可以自豪地說出“大天而思之，孰与物畜而制之！从天而颂之，孰与制天命而用之！望时而待之，孰与应时而使之！因物而多之，孰与骋能而化之！思物而物之，孰与理物而勿失之也！愿于物之所以生，孰与有物之所以成！故错人而思天，则失万物之情。”這樣“離經叛道”的觀點來。
荀子的學術觀點對於孟子的“性善論”是致命的，孟子的“性善論”的根基就是一個道德的“天”以及“萬物皆備於我”的“心”。而荀子將“天”還原為自然的“天”，孟子的“性善論”也難以為繼。荀子根據自己的觀察，提出了“性惡說”。不過值得注意的是，荀子明確指出了人性的二重性，即自然屬性與社會屬性。在荀子看來，作為自然屬性的“性”自然是“惡”的，而且同樣是“天賦的”，他說：“凡性者，天之就也，不可学，不可事。”這一點是肯定孟子的，然而人之“性”在荀子看來卻並不是“原善”的，相反是“原惡”的。
他認為：
“今人之性，生而有好利焉，顺是，故争夺生而辞让亡焉；生而有疾恶焉，顺是，故残贼生而忠信亡焉；生而有耳目之欲，有好声色焉，顺是，故淫乱生而礼义文理亡焉。然则从人之性，顺人之情，必出于争夺，合于犯分乱理，而归于暴。”
天然之“性”惡，不意味著人就是惡的，因為人還有一重屬性，社會屬性。作為社會屬性的“偽”則不得不從教化、學習中獲得，因此荀子特別強調學習的作用，為此也寫下了《勸學篇》。而學習的主要對象，則是“禮”。
在荀子眼裡，人之區分於獸的關鍵就在“禮”。“禮”能夠改變人的自然本性，使人社會化、規範化。聖人作禮的最終依據也是“明於天地之分”，使人擺脫原始狀態，進入文明社會。
但是人畢竟有自然慾望，荀子也不是沒有考慮到，為此荀子在《禮論》提出“養人之欲”的觀點，提出要疏導人的慾望，若非如此，人的原始本能在文明社會中被規範性制度所壓抑，也不利於社會健康發展。
荀子的哲學體系嚴密而且龐大，在他的思想裡，我們看見了一個理性精神的進一步發展，看見了人們自信地站在自然界當中，看見了一個民族即將邁向更加文明成熟的社會。法家接過了荀子的思想，將荀子規範性的禮製轉變為治國的法條與治術，深得君主的喜愛。
然而，當社會越來越嚴密化、人類越來越認為自然界中“唯我獨尊”而對自然巧取豪奪的時候，我們是不是又該反思一下我們的生存處境、復返一下我們那最本真的天性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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