浩然专栏
儒家文化博大精深，历史悠久，时至今日依旧影响着中国的教育体制与教育思想。
本期，强浩老师继续在这里解答你的疑问与思考，带你读懂儒家经典，贯通古今点亮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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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师您好，您对儒家的荀子教出两个著名的法家学生（韩非、李斯）有何看法？是否战国后期的儒家与法家有相通之处？
关键词：子夏、荀子、适应*权、转化*权
先回答第一个问题。
我们在追溯法家历史的时候，不能止于荀子，而要上溯到子夏那里去。子夏与颜回、曾子不同，他并不恪守孔子复兴周礼之道，而是着眼于当世之*。孔子死后，子夏便旅居三晋，做了魏国开国君主魏文侯的老师。
魏文侯在位期间重用李悝，从而在战国七雄中首先实行变法，使得魏国一跃成为强国，实际上战国时期最为著名的商鞅变法便是以此为蓝本的。
荀子继承发展了子夏儒学注重实践、强调功用的特色,形成了三晋儒学的别样风采,并最终导引了三晋法家思想的发展和成熟。
其弟子韩非成为了法家理论的集大成者，另一弟子李斯则成为了帮助秦始皇统一六国的重臣，并主导了秦朝开国后用郡县制替代封建制的*治变革，直接影响了之后中国两千多年的历史进程（相比中国，欧洲在这一方面的改革延后了一千多年）。
在他们两人之间，我更加看重李斯。周代分封列国的时候，每个国家的土地和人口都极其有限，是真正的“小国寡民”，这种状态下的国家单靠民俗、血缘和信任的力量就能维持稳定，但当大一统国家形成之后，法治的价值就远远超乎其它了。
在广土众民的中国，国家统治必须以制度为主，民俗、血缘只能作为辅助，在制度意义上讲，李斯的成就是超过韩非的。
再来看第二个问题。
我们可以说法家是从儒家开出的，或者说，是儒家某一异端思想的发展形态。我们之前提到子夏着眼于当世之*而非复兴周礼，其实这就是儒法之间最大的区别。对于战国末期的社会来说，集权化国家正在逐渐成型，国家的强制力和国民的向心力变得愈发重要，所以专谈“道之以*、齐之以刑”[1]的法家便成为了时代的宠儿。
儒家与法家不同，儒家谈本末，在治国上，“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是本，而“道之以*、齐之以刑”是末。本末既缺一不可，又要以本来涵盖、整合并转化末。形象得讲，先以“末”来为现实世界设立一个最低值（民众遵纪守法），在此基础上再用“本”进行转化（教化民众使其具有道德自觉），以接近理想世界。或者说，儒家以适应*权为手段来达到其转变*权的目的，这种转变往往是通过批判现实*权来达成的，这种对当权者的批判精神其实是儒家的精华。
相对应的，法家就是完全的适应*权、迁就*权甚至与恶*权沆瀣一气来为统治者服务。当然，从历史上看，儒家这种以道德来影响意识形态，进而影响*权的尝试，在当时大部分是失败的。失败的结果，一是失去其批判精神，而和*权同流合污，成为了*治化的儒家；一是在民间继续其批判，却失去了对*权的直接影响力。
为什么在当时会失败呢？综上所说我们可以知道，马克思·韦伯[2]认为的儒家是完全的适应*府，其实这并不是真相。从历史上看，佛道两家对*府的适应程度是远远超过于儒家的（儒家还有相对独立的史官秉笔直书来起到一定程度的制约[3]），无论是秦汉的方士，还是宋元佛道两家的国师[4]，都完全按照君主的意志行事。
所以我们不应当从学派上找原因，而应当从*体上找原因。西方民主是三权分立，彼此之间相对独立又互相制约，由其一入手去转化其余二者就较为可能（radicalother）。
中国是君主集权，作为知识分子来说，既要依附于君主，受其俸禄，接受君主对自己身家性命的支配，又要转化君主，实在是太困难了。古代的谏臣们实在是常常拼了命去说话的，不然海瑞又何必事先备好自己的棺材呢？然而纵观历史，像海瑞这样的人又有几个呢？
所以，马克思·韦伯的话也有一定道理，从历史整体来讲，从现实性来讲，儒家往往会被*治化，但其并未失去其批判精神。但我们既然选择了内在超越的路向（中国文化是一个世界——世俗，西方文化是两个世界——天堂和世俗，这里的内在超越指的是世俗世界内的超越），就必须同时承受它的利与弊，比如以韦伯的观点来说，儒家对*权的转化不够有效率，但这恰是中国历史演进“以渐不以骤“的特点，此特点和中国广土众民的大国现实互为因果。没有当时的失败，未必有后来的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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