咱们今天来说说西河学派是怎么一回事。西河学派是在孔子去世后。孔子的弟子子夏，接受魏文侯魏斯的邀请，来到魏国西河地区讲学，传播儒家经典、形成以儒家为主的学派之一。
这里咱们强调一下，西河学派不是纯粹的儒家学派，其他门派的学术也有。所以在子夏系统传承中，他们是脱离儒学比较远的学派，或者说他们是融入其他学派比较多的儒家门派。
子夏是晋国人，本名叫做卜商，子夏是他的字。子夏是孔门十哲之一，自然也就是孔门七十二贤人之一，他曾经做官莒父的宰，提出“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的思想。主张“做官取信于民，然后才能使民效劳”。这个观点就影响到了李悝、吴起、商鞅等人，这三人的变法，都是要“取信于民”然后“使民效劳”。
最初对魏斯的邀请，子夏表现出了一定的犹豫。毕竟他的年龄也大了，魏国也是一个新兴的国家，尤其还带着乱臣贼子的标签，这种人可教吗？孔子虽然说有教无类，但也说过朽木不可雕也。
魏斯表示出了足够的诚意，拜子夏为老师。做君王的老师，那是所有儒生最高的荣誉了，就是我们口中的帝王之师。
到了这一步，在加上孔子去世后，儒分八门，孔门混乱，子夏便不在拒绝。于是华夏文化的重点就转到了魏国。西河成了一个文人的聚集地点，被称为西河学派。
文化的产生，往往离不开政治背景。咱们前面说了、魏国攻打秦国的事情。
魏国占据了河西地区之后，把李悝变法的政策带到了西河。这些政策就让秦国老百姓看到眼里，觉得魏国太靠谱了，很多老百姓都投奔了魏国。
对老百姓来说，他们是社会的底层，他们其实可以有权利选择自己生活地区，哪里好就去哪里吗？而上层的统治者，他们应该创造一个好的环境，让老百姓愿意来到你的土地上，你的国家里。
魏文侯为了再接再厉，吸引秦国的百姓士人，就请子夏到河西地区讲学。
秦国是很没有文化的一个国家。咱们也不能妄下断言，不能说没文化的秦国人都羡慕文化，但是肯定有一部分人是羡慕文化的，所以更多的人投奔了魏国。这个就是文化渗透，西河学派就是在这个背景之下产生的。
秦简公为了安抚民心，被迫实行初租禾。初租禾就是所谓的初税亩。是按拥有土地的数量征税，也是承认土地私有化的标志。为什么要做这个呢？其实这也是变法，是变的比较小，是为了和魏国对抗。如何留住老百姓，秦国就该考虑这个问题了。
当然了，子夏的年龄已经很大了，据说他来到西河的时候，已经是百岁老人了。而且他的眼睛也失明了，所以他亲自教学是不太可能了。但是他是一个精神象征，是天下的大儒之一。
在西河学派真正教授的学业的高人，是子夏的弟子齐人公羊高、鲁人谷梁赤、魏人段干木和子贡的弟子魏人田子方。
子夏的思想，或者说西河学派的思想，具有一定法家倾向。和是荀子有一脉相承的感觉。所以也有人说，子夏上承孔子、下启荀子。是儒家最为重要的世系。
当然了，这是有争议的，也有人认为。儒学的正统世系是孔子、曾子、孟子。荀子的故事，将来在说稷下学宫的时候再说他吧。孟子也一样，咱们以后有机会再说吧。
子夏认为：“君子有三变：望之俨然，即之也温，听其言也厉。”
这其实就含有很多权谋和心计的意思了。和孔子说的“君子坦荡荡”，就有一定的区别。在正统儒学来看，这就是投机行为。
当然了，万事万物除非你身处其中，否则你不能评判对错。只能说子夏的思想更落于实地，河西学派的政治述求更为具体，更加贴近治国的实际方针，而不是纯粹的理论。
子夏的儒学观点，最为重要的体现，还是法先王。他认为君王必须注意研究政治历史。在战国初年的历史书，主要就是《春秋》的一经三传。
其实咱们看，如果一个君主，完全读过《春秋》的话，他能不会治国吗？
《春秋》是一部治国经验的总结的书籍。尤其是《左氏春秋》列举了无数的人际关系，人事关系，君臣关系，外交关系，他就是一个政治宝库。所以子夏说：“有国有家者不可以不学《春秋》。”学习历史就是法先王。
当然了，子夏并不是一味的法先王。在他的思想中，有很多与时俱进的理念。在教育目的上、教学过程中、学习和借鉴历史、慎交益友等方面、是有发展创新的。
子夏认为治国要从改善民生开始，因为老百姓生活都没有着落，你和我谈什么道德建设，谈什么为国家赴汤蹈火？
咱们也得承认，子夏的思想并没有脱离出儒学。因为孔子也提出过：“仓廪实而知礼节。”只是孔子遗留下来的思想，在齐鲁大地上的儒学，他们更注重理论，和子夏的思想有一些区别。
在子夏的弟子中。公羊高与谷梁赤因为主要研究《春秋》。《春秋》在当时来说，是服务国君的历史书籍。因此他们对子夏的精髓学问、理解的并不透彻。他们的思想更多的体现在忠君这个角度。忠君好啊，所以魏斯抬高了他们的地位。
因为地位的提高，就慢慢成为了别人眼中的专家。全世界的人，基本都是以成败论英雄，你被魏国捧为了显学，所以你成功了，所以你说的话就成了经典。于是公羊高口授的春秋、成为《春秋公羊传》的蓝本。谷梁赤口授的春秋成为《春秋谷梁传》的蓝本。
公羊和谷梁学派的思想，渐渐的深入士人的心中。很多人在引经据典的时候，都以他们为准。于是这两家的地位越来越高。
子贡的学生田子方传授的学问，不仅包括儒本身的六艺。六艺也就是礼、乐、射、御、书、数。还包括子贡的纵横术与商业技艺。子贡在司马迁的《货殖列传》中讲子贡排在了第二位，仅仅次于大名鼎鼎的范蠡。实际对子贡的描写是：“子贡结驷连骑，束帛之币以聘享诸侯，所至，国君无不分庭与之抗礼。夫使孔子名布扬于天下者，子贡先后之也。”
简而言之，子贡是当时儒学大事、大商贾、经济学家。
段干木是子夏最为喜爱的学生之一，他几乎全盘继承了子夏的思想，用来培养高级治国人才。在这些高级人才中，主要是吴起和是李悝。
魏斯担心培养这些外来的人，不好控制，因为他们可能会去别的国家。魏斯就让段干木专心的教授魏国的公室成员。
魏国的公室不一定有好苗子，好老师也需要好苗子的。魏国公室内，被培养出来的人才，也有几个，比如魏成子、魏痤、魏昂。他们都不是李悝和吴起、那样才华横溢的治国顶端人才。
李悝咱们之前已经说了，他是儒家中的法家学者。吴起，咱们将来会单独说他，因为他的人生、非常的精彩。
西河学派的历史意义，不仅仅是为魏国提供治国的理念、和治世的良臣。这一支学派，孕育了法家思想。
当然了，咱们也承认法家的起源、在西河学派创建之前。但是法家理论成为治国理念，是在西河学派中演化完成的。
为什么法家会突然崛起呢？这是因为法家在理念上是平民政治。
中国发展到战国时期，经历很久的贵族政治了。突然出现的法家，让天下人尝到了新鲜口味。
法家强调“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这种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的思想，得到了寒门的拥护。使得法家在一段时间之内，成为了显学。
咱们现在不说法家，等到韩非的时候，咱们再整理一下法家的内容。
有了这个理念作为基础，平民阶层的乐羊、西门豹，出生戎狄的翟璜、都受到了魏国的重用。
西河学派虽然成了这段时间，中国的文化宗主。但是西河学派在魏国也是有对手的。他的对手，主要是鬼谷学派。
鬼谷学派的门人，在魏国的代表人物就是公孙衍、庞涓。庞涓早期的时候在魏国，并没有太高的地位，但是随着战争不断的升级。以阴阳、兵法、纵横为主的鬼谷学派学士，渐渐的占据了魏国的朝堂。
其实鬼谷学派能够和西河学派竞争，吴起这个人应该起了一定的作用。为什么呢？咱们将来说吴起的时候会说到。吴起曾拜在鲁国大儒曾子的门下，后来被曾子逐出了门墙。
吴起自然就对公羊高与谷梁赤这样腐儒，产生了很大的敌视情绪。吴起根据自己对春秋的理解，作了一本《左氏春秋》，与《公羊春秋传》和《谷梁春秋传》一较长短。
当然了，吴起编《左氏春秋》这件事，是有一定争议的。我认同的观点是《左氏春秋》是吴起编撰成书的。
为什么我要持这种观点呢？因为《左氏春秋》记载源流关系说：“左丘明授曾申，申授吴起。”
这话的意思、我是这么理解的，左丘明把《左氏春秋》口述给了曾申，因为当时没有文本，所以只能是口述。即便有文本也很容易丢失，因为那个时候的文本是竹简，不便于收藏和阅读，更不可能大规模的发行。曾申又口述给了吴起。后来吴起将口述的《左氏春秋》，编撰出了成了文本《左氏春秋》。
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大部分的史料，都承认《左氏春秋》成书在战国中期的前后。而且吴起作为当时红极一时的臣子，无论在魏国还是在楚国，他都具有修订一部书的经济基础。
即便《左氏春秋》不是在吴起手中成书的，那么吴起也是《左氏春秋》口述传承中的重要人物。因为有吴起的存在，《左氏春秋》才会有那么的战争描写和计谋使用。也因为这样，《左氏春秋》内容实在是太丰富了，有很多政治军事斗争的实录。在那个时代，那是高级全能书籍。
魏国自然不会让这本书流传，所以对《左氏春秋》很少宣扬。公羊与谷梁两派就占了上风。这就让吴起很郁闷，就更看不上所谓正统儒学了。再加上吴起是领兵的将军，而鬼谷学派中的军事学者比较多，他们在魏国军队中从军，也是自然而然的事情。所以在这个过程，吴起可能和鬼谷学派比较亲密，支持鬼谷一派对抗公羊与谷梁，也是非常有可能的。
子夏在西河没有几年就去世了，但西河学派作为、战国文化中心的地位依然还在延续。魏国也取代了鲁国成为中原各国的文化中心。魏文侯尊子夏为师的政治效果十分显著。
但是后来公孙衍前往秦国，孙膑去了齐国。桂林之战和马陵之战战败，庞涓战死，鬼谷一派在魏国消失。而西河学派地位最高的公羊高与谷梁赤，却没有培养出更为高级的人才，所以魏国也就渐渐的衰落了。
这大概就是西河学派的前生往事，咱们就说到这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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