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多个重要场合提到“国之大者”，要求各级领导干部对它了然于胸、心中有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他再次强调：“新的征程上，我们必须坚持党的全面领导，不断完善党的领导，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牢记‘国之大者’，不断提高党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水平，充分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那么，“国之大者”究竟是指什么？它的历史源流和当代发展又是怎样的呢？
一、《道德经》“国中有四大”的政治思想
“国之大者”的“国”指国家，“之”为助词，“大”意为根本，“者”代指事物。它所指的是国之为国、治国理政的根本所在，诸如国本、国体、国是（重大国策）等。历史上，中国人很早就对国家兴废之道进行过诸多讨论。现在人们在追溯“国之大者”的典故来源与历史内涵时，一般会习惯性地从组词的相似性出发，联系到《左传》《孙子兵法》中所记载的相近字词。如《左传·成公十三年》所载刘康公说的“国之大事，在祀与戎”，以及《孙子兵法·计》所载孙武说的“兵者，国之大事”等。不过，《左传》等古籍里说的“国之大事”主要指国家需要重视和处理的部分重要事务，未能完全揭示“国之大者”所蕴含的深刻思想。
在中华文化经典中，最早较接近“国之大者”这种精炼表达，并赋予其深刻内涵的当推老子的《道德经》。《道德经》第二十五章说“国中有四大”“天大，地大，道大，王亦大”。相关内容正是在论说国家根基，其中的“四大”各自有着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和深刻的政治思想内核。
“天”，古人指在上的轻扬之气、日月星三光等。同时，太阳东升西落，月盈月缺，斗转星移，它们不断变化，周而复始，这些又直接与时间相关。因此古人也常说“天由四时成”，四时指立表测影中日影最长、最短以及中分的相应情况，所对应的就是历法里夏至、冬至、春分、秋分四日，以及由此区分出来的四季，它们也与日月星一样，健行而永无停滞。故孙子说：“天者，阴阳、寒暑、时制也。”（《孙子兵法·计》）即“天”的深层内核特指时间。以此为基础，它又代表着一切事物所处的特定历史时期。从国家层面而言，任何一国都是建立在特定的时间中，不可能脱离具体的历史与时命。
“地”，古人指在下的混沉之气、无涯的大块等。同时，古人又说“地由五行成”——大地由金、木、水、火、土等五元素构成。因此，大地在具备广袤无垠特征的同时，各处又具有截然不同的风情物候。那么对于身处具体位置的个人、族群、邦国而言，“地”既是那个厚载万物的庞然巨物，又指无限中相对有限的地域。正如汉字“国”寓意裂土封国，以戈矛护卫。一个邦国总是建立在一定的国土之上，也因此有了自身独特的地理与地域特征。
“道”，即路，指万物所在、所行的路径。包括上至日月星辰所运行、下至江河湖海所流转、中及芸芸众生所奔走的种种道路。在老子看来，道路之所以为道路，是因为它“虚无”“处下”，也正因此才能容万物，并使万物行于其中。只要是物，都身处、行走在特定的道路中，国家亦然。不过，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道：大国有大国之道，小国有小国之道，春秋诸侯国也是各有其道，因此说“道可道，非常道”。国家都要重视自己所处所走的道路，不然会成为迷失者。《道德经》则劝诫国家走大道、正道，不要想着走巧径、邪路。
“王”，指人，更指打通天、地、人三才的人群领导者。在早期的中华文化经典中，“大人”“圣人”等原指有德君主。《周易·文言传》注解“乾卦”的九五之爻，说：“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天且弗违，而况于人乎？况于鬼神乎？”这里的“大人”本义就是指依从规律治国理政、实现国家和谐发展的最高领导者。王，就是这样的“大人”，他“以百姓心为心”，遵从自然之道，安邦定国，治平天下。
简而言之，老子说的国家四大根本支柱在于它的历史与时命、地域与经济文化、正确的发展道路，以及通达而坚定的领导者。
二、“国中有四大”思想在历史上的体现
老子的“国中有四大”思想是对中国传统治国理政历史的经验总结与理论提升，可以在其前后的诸多历史典故与中华典籍中获得呈现和印证。
天（时间、历史）的重要性，在于国以史立，以时兴。中国人很早就有了历史理性，积极记录国家历史。上古三皇五帝事迹见于“《三坟》《五典》《八索》《九丘》”（《左传·昭公十二年》），后世尧、舜、夏、商周之事则载录于《尚书》《春秋》等等。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可以更好地理解当下与未来，在国家重大问题上做出合理判断与选择。《礼记·礼运》里记载孔子在讨论“大同”与“小康”理念时，涉及了他对历史与现实的看法。他说对于身处春秋时期的中国人而言，尧舜时代的大道通行、天下为公的“大同”，虽然美好，但已成历史，而夏商周以来的大道隐退、天下为家的“小康”虽有不足，但却是历史的选择与现实的基础。且在商礼与周礼之间，他也选择了更切合当时社会现实的后者。荀子在谈论国家治理时，也指治国者应通观历史与现实，当自觉“法后王”——即有道君主治国，论大道与精神则止于尧舜禹，论礼乐制度则取法周代以来新近君主，更具体的条例则因地制宜（见荀子《非相》《王制》《正名》等）。至于法家商鞅、韩非子等，对“法后王”的强调更胜儒家，自不待言。
国家治理对国土、地域的重视，也是自古以来的传统。《左传》载晋公子重耳（即后来的春秋五霸之一的晋文公）曾流亡在外，向野人乞食，但对方只给他一把土块。重耳恼羞成怒，欲鞭打对方，臣下狐偃却以“块”为大物、寓意上天赐其国土而劝解之。重耳听言，转怒为喜，接受土块，以之为宝，车载同行。联系这段典故的更多背景，我们可以知道当时重耳一行流亡在外，漂泊无依，沦落到要去蛮族之所乞食的境地，对方叫他“吃土”，的确有轻蔑、羞辱之意。但狐偃知道他们势单力孤，不可得罪对方，于是找了句漂亮话哄重耳离开。虽然这是狐偃的老狐狸做法，但它之所以能起到安抚宽慰的效果，在于人们本就将土地与国家绑定。国家建立在具体的土地上，也就意味着它必然是在无涯大块的某一地域之中。因此，高明的治国者必须知全局，只有这样才能把握自身的一域。如西汉早期，汉武帝面对汉匈局势，派遣张骞出使西域，完成中华历史上著名的“凿空之旅”，使汉朝人得以全面了解自身与匈奴所处的地域关系。汉武帝以及之后的几代君主以此为基础，积极联络地缘政治板块上的其他邦国，为最终取得对匈奴战争的胜利打下了基础。
国家发展道路，历来是思想家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