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换源于劳动产品的剩余和生活的必须，人类初的交换是以物易物的贸易，根据产品所付出的劳动量达成默契进行交换。但在实际生活中，有的剩余产品易于腐败腐蚀急于进行交换，而交换的对方并没有自己需要的物品。
于是，人们逐渐寻求交换双方或多方，都能接受的不易变质的物品，共同约定其价值，产生了货币。“农工商交易路通，而龟贝金钱布之币兴焉”，说明货币是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的产物。货币的出现，使劳动产品的价值得到了保障，货币的流通，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
司马迁认为在流通或交换环节，重要的是“积著之理，务完物，无息币”。容易腐败和腐蚀的物品应当及时流通，及时流通才不会贬值；资金周转起来才能获得利润，货币不使用、不流转就如同废铜烂铁，失去其约定俗成的价值。
因为在司马迁之前货币是相对稳定的，即使秦朝统一度量衡，也是在生产劳动总值测算的基础上的统一，是为了方便交换而进行的统一，不像汉武帝时期为充实国库掠夺民间财富而进行的平准。
交换的一般原则是等价交换，交换的物品不同，怎样才算等价交换？按照现代经济理论，产品的价值量是由劳动者付出的劳动量决定的。
但体现在商品交换过程中，则是产品价值的转化形式或外在表现——价格，如果说以物易物是产品价值的交换，而价格则是根据供求关系的变化而波动的。
司马迁认为“论其有余不足，则知贵贱”，说明商品的价格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供求决定而不是由商品价值决定的。
如果供不应求，生产的产品不能满足人们的需求，那么，生产方就会占据主动抬升价格，限制需求方的消费行为；如果供大于求，生产的产品超越了人们的需求，那么，需求方就会占据主动要求降低价格，限制生产方的生产行为。
价格作为交换的晴雨表，调节着生产与消费趋于平衡，司马迁早就认识到只有深刻把握价值规律，才能在市场中游刃有余。
司马迁总结了先民的智慧，形成了其市场经济的伦理思想，只要有市场需求，人们就会不召而自来，财富就会像“水往低处流”那样，日夜不息地聚集。
一千八百余年后，被称为“现代经济学之父”的亚当斯密提出了类似的理论，可以发现司马迁经济伦理思想的时空超越性，如出一辙的经济伦理思想，在西方刚一形成就被广泛运用，与其文艺复兴的思想解放运动，培植的良好土壤密不可分，或许这一点对我们的启示更大。
人类的一切劳动都是为了满足自身生存和发展，而生产用于生活生产的消费资料，从亚当斯密到马克思，都认为消费是生产的终极目的，把消费作为整个社会再生产过程中的有机组成部分，看作是在一定社会分配关系的基础之上的消费，认为没有生产就没有消费，没有消费就没有生产；没有生产，消费就无从谈起，没有消费，产品就不会成为商品。
正如吃饭是为了活着，活下去就需要吃饭一样，消费资料是恢复人们劳动力，和进行社会再生产必不可少的条件。人们的消费水平是随着社会生产的进步而发展的，反过来，消费水平的提高又刺激着生产的发展。
同时，马克思认为“奢侈是自然必要性的对立面”，主张适度消费，避免超过资源禀赋承载能力的过度生产，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
司马迁的《货殖列传》从开篇到主题，都是围绕生产和消费展开的，而且是先由消费切题，由消费的变迁谈及生产的决定性。认为生产是为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消费欲望而生产的。
司马迁所谓的“俗”，就是人们追求物质资料消费的自然本性的流露，而形成的一种自然状态，这种状态已经深入人心，根深蒂固，历史没有倒车，这就是现实。
在其《礼书》中有同样的论述，人的消费欲望是向前的，有了吃美穿美的消费欲望，才有为此而进行的生产，说明没有消费就没有生产，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消费引领着生产。
大自然丰饶的物产是对人类好的惠馈，为人们提供了充足的消费品，而满足人们的消费欲望，必须通过生产劳动来实现。只有“人各任其能，竭其力”的生产劳动，才能“以得其欲”满足自身的欲望。
“欲”在司马迁经济伦理思想中经常出现，如“得其所欲”、“衣食之欲”、“人生有欲”“物不屈于欲”等等，都有消费甚至过度消费的意思。说明了消费是依靠生产劳动来实现的，没有生产劳动就没有消费，现实的消费是物质资料基础上的消费。
司马迁吸纳了先秦荀子《礼论》的思想，认为“人生有欲”，欲望得不到满足就会怨恨，怨恨就会带来争斗，社会就会出现混乱。
按照现代科学理论去分析，司马迁经济伦理思想，特别是商品经济的伦理思想，是符合商品经济发展规律的，只不过是其商品经济的伦理思想，和其自然经济的伦理思想是糅合一体的，既反映了我国早期商品经济的发展水平，又说明了早期的商品经济是自然经济基础上的商品经济。
虽然没有现代科学经济理论那么细致严密的逻辑性，但也是在商品经营活动历史经验，归纳分析的基础上形成的，司马迁的《货殖列传》连人物刻画带故事叙述不足六千字，可蕴含的经济伦理思想是极其丰富的，可谓“辞约而旨丰”，给我们留下了无限的解读空间，这也是中国智慧的魅力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