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战国的士阶层
士阶层的形成士阶层的文化风貌
士阶层的形成
士阶层是中国政治和中国文化最有特色的一个方面。
士阶层在春秋以前和战国时期是不同的。
在汉代的时候，人们在阐释社会阶层就对士有了表述——学以居位曰士。中国的士，文的色彩非常浓厚。虽然欧洲的骑士在后期也逐渐绅士化了，但是是在很晚的时候。春秋时期以上的士，武士色彩比较强，但是战国以降就是文士了。不过在战国时代，士还包括各种各样有一技之长的人。
策士。张仪就是策士。张仪到楚相那里参加宴会，宴会之后，楚相身上的玉佩不见了。相府的幕僚怀疑是张仪拿的，理由是张仪穷酸，人品定也不好。于是，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张仪被楚相府的人捉住，狠狠地打了一顿。即便浑身是伤，张仪仍不承认自己偷了东西，幕僚们没有办法，只好放他回家。
回家之后，妻子看到他满身是伤，同情地说：”要是你不去读书学做说客，也不会遭受到这档倒霉事了。”张仪只是问妻子：”你看我舌头还在吗?"得到肯定的答复之后，张仪说："舌头还在就行了。”
方士（术士）的这些知识在中国古代就相当于今天的科学知识，人们靠这些来应付自然。
食客。包含最广，数量最大，流品最杂，从侠客武士到鸡鸣狗盗之徒都在内。孟尝君从秦国逃走靠的就是鸡鸣狗盗之徒，毛遂自荐的毛遂属于食客。
《吕氏春秋》就是吕不韦的门客作的。
稷下学宫出了很多学者，如荀子。思想史上有稷下学派。纵观几千年的历史。稷下学宫这种形式是中国知识分子所能找到的最理想的、最好的办学方式方式。（余英时）
士阶层的文化风貌
战国时期，士不再是贵族的等级了，是社会的游士，脱离了家族，属于在体制外了。他所能凭借的只有自己的知识和道义了。他很可能被君主冷落而陷入贫贱。士这样一个文化阶层，在面对财富和地位的代表者的时候，作为文化的代表者，他觉得有必要和其抗衡，来维护自己的文化尊严。
在这方面，士人也创造了很多说法，如自视为帝王之师，把士人和君主的关系阐述为师、友、臣三个境界。
有一些国君在士人的影响力下，对士人表现出了应有的尊重。
邹衍到了魏国，魏惠王到郊区去迎接他执宾主之礼；到了赵国，平原君侧行撇席，陪在他周边让他走中间，为他扫清席子；到了燕国，燕昭王拥彗先驱,亲自到国境边界去接他,而且手里还拿着清道用的扫把,表示作为他学生一样的为他开道。燕昭王尊称他为先生，请列弟子之座而受业，并筑碣石宫，身亲往师之。可见战国时代确实有君王以士人为师。
确实，战国时候的士人阶层以道抗势，其势最盛。士人所拥有的是道义和知识。
齐宣王见颜斶（chù）↑之事。
子击出，遭田子方于道，下车伏谒。子方不为礼。子击怒，谓子方曰：“富贵者骄人乎？贫贱者骄人乎？”子方曰：“亦贫贱者骄人耳！富贵者安敢骄人！国君而骄人，则失去国；大夫而骄人则失去家。失其国者未闻有以国待之者也，失其家者未闻有以家待之者也。夫士贫贱，言不用，行不合，则纳履而去耳，安往而不得贫贱哉！”子击乃谢之。《田子方教育子击》（宋司马光）
士人田子方在路上遇到太子，坐着不动接受了太子的敬礼。太子很不开心了，于是就说“不知道贫穷的人可以骄人，还是富贵的人可以骄人？“田子方马上回了一句：贫贱者骄人。令人联想起马克思所说，“工人阶级所能失去的只有锁链了。”体现了士人在面对富贵者的时候精神上的力量和气魄。
《荀子》志意修则骄富贵,道义重则轻王公,内省而外物轻矣。传曰:‘君子役物,小人役于物。’此之谓矣。这种骄富贵、轻王公的精神在大一统的专制制度建立之后显然发生了某种变化，但是战国士人的这种浩然之气仍然留下了深刻的某种历史影响，并且在两千年中塑造了中国知识分子最基本的性格。
修齐治平取向
在各民族历史上，尤其是在春秋战国同期的时候，各民族都出现了一些承载文化、宗教的阶层。
古希腊有哲人和诗人。
古印度有婆罗门阶层，与世俗统治者的刹帝利阶层，双峰并峙。（在种姓制度下，古代印度人被分为四个种姓：婆罗门、刹帝利、吠舍和首陀罗。婆罗门是婆罗门是祭司贵族。它主要掌握神权，占卜祸福，垄断文化和报道农时季节，在社会中地位是最高的；刹帝利是雅利安人的军事贵族；吠舍是古代印度社会中的普通劳动者，即中下阶层，包括农民、手工业者和商人，他们必须向国家缴纳赋税；首陀罗是指那些失去土地的自由民和被征服的达罗毗荼人，实际上处于奴隶的地位。戒日帝国时，即公元-，名称未变，内容有了变化，前三个等级是封建主，后一个是依附农阶级。）
西欧的中世纪有教士，现代社会有知识分子，但是士族与其他民族历史上的知识分子与现代社会有知识分子，在性格特征上都有相当大的不同。
战国游士来源于春秋贵族之士，而贵族之士是官员，是治国者，由于这个历史来源，中国的士犹以做官为他们的必经之途。学以居位曰士，把治国平天下作为自己的基本任务，他们取向社会政治。
古希腊的学者寻求知识是对宇宙本能的好奇，在探讨人事社会问题时，也把看成一个科学问题来探讨。他们采取客观的态度，把自己作为研究和观察者；中国的学者具有强烈的人间性，强调人间秩序的安排，寻求知识是为了救世，是为了治国平天下。
务为治也，是非常实用的政治、社会目的，改造社会、影响政治。学以居位的人生选择，对士人来说是天经地义的。
亚里士多德认为，科学、哲学知识的来源依赖于三个条件：惊奇。对未知世界的渴望，探索奥秘的强烈的求知欲，这是人类知识产生的最基本的来源；闲暇。有时间才能有条件脱离生产来进行科学研究；自由。没有自由的社会就没有自由的思想，是知识发展、文化发展的最基本的条件之一。
由此，中国文化以及中国士人他们的观念呈现了一种强烈的实用理性的思维方式，就是对于一个事物要问它有没有用，这是一种非常富有人间性的文化精神。
现在也有些人会问学习历史有什么用？人是有历史的动物。不能用实用的目的来看待历史的用途。
但我们今天来从实用的角度来评价知识，和中国古代有关系。
即使先秦最有文化的学者荀子也认为其于天地万物也,不务说其所以然而致善用其材，反映了中国人对知识和文化的一种特有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