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战国时期是我国的动乱时期，伴随着周王朝的日益衰微，以前作为意识形态工作的宗庙文化艺术遭受毁坏。
社会发展的大幅度动荡不安促使社会发展的构造有一定的松驰，士阶层逐渐独立起來，对全部社会发展给予更新改造进而产生了家喻户晓的局势，在这样局势下，作为人的自主意识逐渐出水，不会再屈从神或是某一权威性，逐渐根据自身的勤奋来改变现状的一种境况。
诸子百家在这样的历史时刻也腾空出世，绽放于中华文明大地上，诞生了思想大家。那么在这样一个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时代，法家思想处在一个什么样的地位呢？在历史的发展中，又没和没能争过儒家墨家呢？
一、百家争鸣的形成
1、政治思想
商以来特别是商朝，天命观深入人心，信奉上帝，崇尚天道，漠视人的价值。进入春秋战国，各个国家不论是为了更好地角逐地盘或者要想自我保护，陆续实施改革创新，做到国富民强的目地。各种流派也都为了更好地宣传策划自身的理论而奔波列国，期待自身的治国理念能被统治者采用，先秦诸子也以完成自身的理想以民为本，顺水推舟，用自身的理论而求高官厚禄。
随着奴隶社会的解体，新起的封建社会地主阶级走上了历史的舞台，急缺寻找归属于自身的基础理论支撑点。在猛烈的社会变迁中，大家意识到神不能够左右着战事的输赢，没法提升大家的财富，而众多的庶人、奴仆则变成地主阶级关心的聚焦点，轻视“天”的作用，重视民力开始占据人们的头脑。
2、社会生产力提高
春秋战国时期是我国经济大发展大繁荣时期，由青铜时代踏入到铁器时代，从源头上更改了在我国的社会经济发展外貌。农牧业上，牛耕和铁制专用工具逐渐规模性运用，手工业者逐渐拥有不一样水平的发展，商业服务逐渐兴盛。伴随着生产主力的发展趋势，原先的按劳分配逐渐不适应生产力的发展趋势，“井田制”逐渐分裂。
个人农户，个人工商业者、生意人逐渐产生，并变成社会发展上的一支关键团体。春秋战国时期的手工业、商业也变得异常繁荣，除了官府手工业和家庭手工业之外，专门从事商品生产的小手工业者和独立的富商也开始出现，并开始成为社会的活跃力量，“工商食官”的局面被打破，各个诸侯国之间纷纷出现了独立的私人手工业者和做买卖的大大小小的商人，他们出入诸侯国之间从事贸易。
随着社会生产力的提高，农业和手工业、商业的繁荣，城市的兴起，整个社会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繁荣景象，为诸子百家的思想绽放打下了坚实的地基。
二、儒法论争
1、儒家催生了法家
儒家到了战国后期，到了荀子时期，苟子继承了孔子“礼”的理念，并加以发挥，荀子认为礼是个人的最高精神追求和行为规范。
礼既是个人内在的最高准则，同时也是外在的社会行为的道德规范。按照苟子的意见，“礼”用到朝廷中，朝廷可以通过“礼”来别远近，明亲疏，通过“礼”分配社会资源，以此规范社会秩序，达到公平合理，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国家的安定。
苟子将儒家的政治理想与现实社会结合起来。承认各国君主的权威，苟子与孔、孟不同，不再以道德至高者的身份对君主进行说教，而是匍匐于君主的权威之下，可以说是“道’’低于“势，至少认为“道”并不比“势高。韩非子师从于苟子，继承了荀子“礼”、“法”学说，加以发挥。
韩非子认为统治者应该把万事万物以法为根本，结合当时的“国际局势”将法、势、术加以利用，抓住人们自私自利的本性为其服务。韩非子对儒学进行了猛烈地批判。
2、儒法诘难
儒家对于社会改良开出的药方是用“仁”来和谐万邦，百姓、统治者能够“克己复礼”，天下便能太平。即使是荀子也是将“礼”放到了“法”的前面。而韩非子则攻击儒家的这套学说，他认为儒家的学说对于人的本性还没能看透，用空洞的礼教学说去要求人，是与人们追逐利益的本性相悖。
《韩非子六反》说：“今学者之说人主也，皆去求利之心，出相爱之道，是求人主之过父母亲也。”这是更本做不到的。又说：“今上下之接，无子父之泽，而欲以行义禁下，则交必有郄矣。”同时儒家推行的含情脉脉的谆谆教诲是与严刑峻法、冷酷执法的法家教条截然相反的。
仁爱慈孝是以同情心为基础的，换句话说是以人们的自觉为前提的，通过人们的自觉服从，来实现天下大同，而这种仁孝慈爱是通过个人的判断来实践的，具有强烈的主观性，体现的是典型的人治。而法家的严刑峻法是以官府的法条为基础的，无论亲疏贵贱一切取决于法，施行法制。
韩非子认为“法是“治国”的利器。法家提出的学说很受统治者的欢迎，将他的学说作为自己统治的基本方略，并把学说作为政治条文付诸实施。在这些诸侯国中又以秦国贯彻的最为完整得力，致使秦国的国力大增，最终一统天下。
三、百家争鸣
1、两家互不相让
诸子百家在面对社会动乱的现实下，提出了不同的方案，各派各家之间相互批判、辩论、而又相互融合、相互影响，进而达到了认识的深化。总之，在争鸣中，认识主体就是自己。总之，没有什么理论不能够再认识，不是不可以批判的。
并且，孔子对于儒家，老子对于道家，墨子对于墨家，韩非子对于法家，均处于教主的地位，那是绝对的权威，孔子几乎被后人推崇为神。学派内部纷争也是激烈异常。如儒家内部就分为子思之儒、孟氏之儒、子夏之儒、子张之儒等等。他们之间也有激烈的纷争，如苟子就以儒家正统自居，对子思、孟子之徒做出批判，认为他们偏离了孔子的本意。
2、后世相互融合
春秋战国时期的儒法两家的治国理政思想论辩延续了五百多年。应当说明的是，儒法两家理论争辩并不是绝对斗争，法家并非完全抛弃了人间基本的伦理。
儒家法是伦理意义的自然法，法家的法是“势、术、法”结合的实证法。礼法融合为一体，礼的教化功能与法的强制作用结合在一起，要人们自觉地守法，而非被动的畏法。礼教为体，刑罚为用，互为表里，相得益彰，成为封建中国经国家、定社翟的基本国策。
结语：
春秋战国时期是我国的大动荡时期，社会动荡，民心不安，以“天道观”为核心的“礼乐”文明被金戈铁马所摧毁，社会的钳制力十分松弛，而就在这动荡时期却诞生了中国最伟大的思想家。思想的自由必然可以带来百家争鸣，思想理论犹如一座座雄伟的高峰，竞相争高，随着一个大师的出现，一种理论势必被推上新的高峰。
纵横古今，无所不谈，诸子之间相互批判，相互影响，又相互分化，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春秋战国时期，社会动荡不安，但在文化上却形成了大的繁荣局面，每一个人都可以说话，对每一个社会现象做出自己的见解。
经济上的发展可以依靠广大的农民，而文化上的发展则需要士人们的努力耕耘，他们可贫可富，既可积极入世也可消极避世，不管士人们如何选择，都有着把自己的学说传播下去的愿望。他们是这个社会的主角，在中国的历史上，几乎每一部著作都是由士人所完成的，现今我们的思维方式还是受他们很大的影响。
儒家的礼是法律的精神，为法律制度提供正当性，支撑着法律制度的存在和发展;同时，法律制度也为维护这样的精神而制定，而损益。礼法结合，礼法互补，共同维系封建社会的稳定和国家的长治久安，凡此种种，既是我国延续二千年的儒家法传统。
参考文献：
《诸子百家》
《史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