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仁义礼智信”五常思想是儒家最基本的道德范畴，也是儒家伦理道德思想的核心。
“仁义礼智信”五德目中所蕴含的中国传统道德价值理念，是无数志士仁人一直以来追求的终极价值理想。
从夏商西周时期到先秦时期，从两汉时期到宋明时期，从近代至今，“仁义礼智信”五常思想的不断发展促进了中华民族伦理道德精神的逐步形成，同时也一直深深影响着中华民族儿女的道德价值取向。
可以说五常思想是中华民族非常重要的道德精神支柱，对中华道德文明的发展进程起着不可估量的贡献。
一、夏商西周时期“五常”萌芽
最早在夏商西周时期，就有关于“仁义礼智信”五常思想的记载。
例如：“予仁若考”（《尚书·金縢》），“知人则哲”（《虞书·皋陶谟》），“克宽克仁”“彰信兆民”（《尚书·仲虺之诰》），“信用昭明于天下”“惟德惟义”（《周书》）。
上述史书中关于“五常”的记载，虽然字幅不多，但却标志着“五常”思想开始萌芽。
西周初期，“敬德保民”思想形成，这对“仁”的观念的萌芽具有一定的启蒙意义。西周时期，周公通过系统整理夏商时期和西周初期的伦理道德思想，创立了“周礼”学说，这一学说以“礼”为核心，以“孝、恭、敬、爱”为道德规范，这一学说的创立，标志着中华民族传统伦理思想的初步形成和传统道德规范的起步开端，标志着阶级社会的道德规范将代替氏族社会的伦理观念，从而开创了社会发展新的道德生活范式。
二、先秦时期“五常”的提出
（一）孔子
孔子身为儒家学派创始人，他创建了早期的儒家伦理思想体系，在他的道德学说中，“仁”为核心，“仁”这个字在最早在《尚书》中记载：“予仁若考，能多材多艺，能事鬼神。”
孔子提出“仁者爱人”，把“仁”当作最高原则，并从中派生出孝、忠、智、勇、恕等具体的道德规范。
孔子推崇周礼，认为“礼”就是社会秩序，是遵守等级制度下的社会道德规范。
在孔子看来，仁礼合一，仁是礼的内核，是基础，是心之理；礼是外在表现形式，是实现“仁”的外在形式，“仁”以“礼”作为制约，两者是统一的，缺一不可。
因此“仁”就作为仁义礼智信五常思想之首，同时也是其他德目的理论基础。
（二）孟子
儒家亚圣孟子继承了孔子的仁学思想体系，从《孟子》一书中看出，孟子认为人从一出生就具有“仁、义、礼、智”的品德，在人性上提出“性善论”。
孟子把“仁”与“义”相结合，将“仁义”之道作为核心。
“仁义”根本，而“礼”与“智”是为“仁义”服务的。可见，孟子除了提出“性善论”之外，还阐释了“仁义礼智”四个范畴的根源，这是孟子对孔子思想的进一步拓展升华，也对孔子的“仁学”体系进一步的完善。
除此以外，孟子还分别定义了“仁、义、礼、智”，并且首次把这四个道德范畴连为一体，虽然孟子没有把“信”和“仁义礼智”并列相提，但也倡导“信”。
由此可见，“仁义礼智信”五常范畴的基本轮廓已形成。
（三）荀子
荀子批判地继承和发展了孔孟的仁学思想，与孟子的主张相反，他提出性恶论。荀子倡导“礼法并重”“法之经，礼与刑”（《荀子·成相》），荀子虽然重法，但他也认为礼是法制中最关键的。这里的“礼”是维护社会道德规范制度的礼，封建宗法社会有着严格的等级制度，“礼”在这里就是有差别的道德规范，人与人之间通过“礼”来构成社会关系规范。
荀子的“礼”，有多层含义，既有在道德伦理体系中的，也有在政治体系中，不论是哪种，“礼”都是其核心，是规范人们道德行为的主要方式，也是治国理政的重要手段。如果把“礼”当作一个德目的话，将贯通到“仁”“义”“智”。荀子把“礼”作为最顶端，仁义智都以“礼”为中心。
荀子在“隆礼”的前提下，构建了以“礼”为最高准则，其他德目相综合的伦理规范。
三、两汉时期“五常”确立
到汉代，董仲舒继承并发扬了儒家伦理思想，他把“信”这条德目加到“五常”中，和“仁义礼智”四条德目并列，以此把“仁义礼智信”作为一个整体。
董仲舒认为“五常”是百姓都需要具备的道德品质，同时也更应该是统治者所具有的基本品格。“仁”指的是关爱他人，在君主这里就是爱护百姓；“义”指的是做“应当”“适宜”的事，做事要符合道德规范。君主要用“五常”来治理国家，用“五常”来教化百姓。
同时，在《春秋繁露》所记述，董仲舒强调了“仁”与“智”的关系。在他看来，“以智达仁”把“智”当作基本的道德规范才能实现“仁”，也就是说“仁”和“智”要相结合。
董仲舒总结归纳了先秦儒家的“五常”之说，确立了“仁义礼智信”五端体系。不仅如此，在董仲舒这里，“五常”不仅仅是局限于个人是否具有其品德，更是整个国家社会所有的道德规范，是社会成员所需遵循的。
他把“五常”德目上升到了国家层面。“仁义礼智信”经历了漫长的发展历程，但董仲舒却是把“仁义礼智信”作为一个整体系统提出的第一人。
四、宋明时期“五常”发展
儒家伦理思想发展到宋明时期已逐渐成熟，这一时期形成了宋明理学，宋明理学将中国“仁义礼智信”天理化，这也是其伦理思想的最大特点。在此时期有很多代表性的儒家学者，如朱熹、程颐、程颢等。
朱熹是儒学集大成者，他既提倡“天理”，也强调“三纲五常”，朱熹的“天理”和“五常”存在相通的关联。他认为，宇宙万物之间，是因“理”而存在的，天能成为天得以“理”，地能成为地得以“理”，而天地之间产生的东西又因为“理”而成为性，其纪就是“五常”。由此可见，人之性由宇宙天理得来，“五常”又由人的本性派生出来。
同时，朱熹认为“五常”中“仁”是最高端，其他德目需以“仁”为核心。总而言之，朱熹把“仁义礼智信”当成了永恒天理的存在，这也有利于维护封建社会的伦理道德规范。
二程提出了“理”和“敬”，何谓理？何谓敬？在二程这里，“理”就是天理，是社会伦理道德规范的最高境界，“敬”就是“仁义礼智信”五端，是人内外部的道德修养，二程还把“仁”的含义拓展为“恕”和“爱”。
“所谓‘天理’，既是二程哲学的形而上本体，亦是社会伦理道德的最高原则以及真善美的理想境界。”
朱熹和二程将“五常”抽象化、客观化，将其作为宇宙万物的本体，即“天理”，进而将“天理”看作万事万物的最高准则，自然事物间的关系和人伦关系都统一于天理，即万物归于一理。
一理不仅包括仁义礼智信，还包括除此以外的所有德目。他们用唯心主义的思辩方式，把道德的本源上升到了宇宙本体论的高度。
四、结语
在中国近代，儒家“五常”伦理思想被列为纲常名教，是众多资产阶级派别思想家批判与否定的重点对象。首先，资产阶级维新派揭露了传统封建纲常名教的腐朽，纷纷拿起西方思想武器，即自由、平等、博爱等思想，以此来批判封建礼教，认为传统的“三纲五常”禁锢了人们的思想，束缚了人们的个性自由发展，是维护封建社会的伦理思想，严重影响了社会的进步与发展。
“五常”因此沦为被批判的对象。
维新派代表人物康有为、梁启超、严复等人宣扬资产阶级的伦理道德观，倡导自由主义思想的传播，这虽然促进了中国伦理社会的发展，但由于资产阶级自身的局限性，他们所宣扬的伦理思想还带有封建色彩。
其次，资产阶级革命派认为儒家纲常礼教是专制统治的工具，是维护封建宗法等级制度的工具，因此对封建伦理思想进行无情地揭露，这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
最后，新文化运动高举“民主”和“科学”两面旗帜，对封建伦理纲常即孔子儒学里的纲常礼教进行强烈的批判，自由、平等、博爱等西方自由主义思想依旧是贤人志士所追求的理想目标。
这时期代表人物有陈独秀、李大钊、胡适等人，他们宣扬新思想新文化，掀起了思想文化革新运动。
由此可见，上述时期作为维护封建专制统治的儒学受到了强烈的批判，而儒家伦理思想“五常”不可避免成为反思的对象。
当然，也有新儒家学者冯友兰、梁漱溟等人为“五常”做出积极的探索意义。
改革开放后，传统儒家伦理“五常”弃掉了封建社会遗留的糟粕落后的历史元素，保留了其精华的元素，成为了崭新的角色继续影响着中华伦理道德生活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