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余平
置身于一个是处论文衮衮，遍地著作等身的时代，蒋荣昌先生这本历经二十七年的思考震荡方才出手的著作，显得非常萧然另类。因为二十七载不妥协地盯着“经济是什么”这样简朴至极的问题追问，实在就是在不该发问的地方发问。这个问题对早已被相关知识武装到牙齿的当代人来说，完全是不足挂齿的，因为那些成群结队的现成答案，随叫随到，当场两清。换言之，这样的追问，根本就构不成一个问题，因为随便从知识超市中选取一个答案，立马便可以终结它。
然而，这里所谓的“终结”，无非是说抵达其“不证自明”之位置；而一切“真正的发问”，却从来就发生在此位置处，因为一切“不证自明”的视域，都不过是某种有限的“历史性”视域，这本身便已暗含着一种朝向新的历史性视域的召唤。故一个真正的思者，其天职正是在似乎不该发问的地方，起而发问，即对那些看似绝无问题的东西，起而发问。随着这种追问的纵横延展，我们也随之突破那些自明东西的围困，进而打开某种纵深的思想-空间，而非像时下流行的那样，巡回搬演同一个思想位面的现成东西。
笔者不懂经济学，没有资格去评判蒋先生书中的诸如“财富”、“公平与效率”、“实证经济学与规范经济学”、“三农问题”、“未来城市计”这样具体的论域。然依笔者拙见，蒋先生此书的根本意向，不在这些具体的论域处（虽然其中充满了好些笔者无能评判的大胆思想），而是落在那由书名直接端出的问题处：经济是什么？显而易见，这是一个在现成答案四面环绕之下对所有经济学之最基础的东西的发问。既然是“最基础”之物，蒋先生为何不向它们妥协？所有本真的思考，都是彻底的思考，而一切彻底的思考，都恰恰是切入基础之极限地带的创造性思考。于是，我们被送入一个决断的关口：继续向那些最基础的东西妥协？抑或跟随蒋先生的追问迎向思想的动荡？
我们知道，一门学科作为一门学科（science）的发展水平，不是决定于它有多大的“实用性”，而是取决于它能在怎样的纵深度上承受其基本概念的危机。经济学或经济哲学承受得了这种源自其基本概念的发问吗？不知道。但不管怎样，只要我们经历了蒋先生的这个文本，就会被带进某种饱含思想储量的地带。
蒋先生问：经济是什么？由这个简单的问题，我们继而被引向“货币是什么？”“财富是什么？”“物是什么？”这类最基本的问题。一旦突入这样的追问思路，沿途那些概念、范畴、图式等等，便纷纷开始松动、摇摆、破碎，陷入思想的动荡。我们不妨稍微具体点来见证一下。
对于“经济是什么？”，蒋先生作了直接的回答：“我们也许可以这样回答：与地域性的政治权利共同体以不同的方式诞生以来相伴随的，甚至还要更为重要的事情是，人类将以何种方式来构建一个经济权利共同体——为此，不同的文明史发明了不同的货币形式，它们出场之初，就是物权共同体的奠基者和这种共同体权力的无冕之王，尽管在现代负责制政府兴起之前，货币权力作为天然的普遍权力的地位一直在遭遇持冠冕而王侯的政治权力的挑战，但没有一个国王可以在最终的意义上挑战货币。货币从来就是一个经济权利共同体以交易的方式合作处理有关物的共同主题所依持的普遍有效的权力来源。”这就是说，要理解“经济”，就必须首先理解“货币”，因为货币实质上乃是“物权共同体的奠基者和这种共同体权力的无冕之王”，是“普遍有效的权力来源”。于是，我们不得不接着追问：那么，什么是货币呢？
“历史上的任何货币都保持了某种物的形态，而且在越早就越是某物，其购买力几乎全部来源于其作为某物被所信赖这种货币的人所共认的物性。”就日常性的理解而言，只要未被直接判定为“虚无”的东西，就是一“物”（即使是“鬼神”那样的东西，也是“幻想之物”；更乖谬的是，所谓“虚无”，其实仍不过是褫夺性的“虚无之物”），遑论我们每个人都念兹在兹的“货币”。诚如蒋先生所说：“货币看起来天生就是一抽象之物——从可以精确切分和度量的金属到毫厘不爽的数字，货币看起来不是抽象之物，就是抽象之物的符号。但是货币真的是那种东西吗？真的是物，或者物的代表？······坚信货币是某种特别的物，或者坚信货币只是物的交换媒介或符号的经济学家其实并无分别······这两种不同的货币观只是在以不同的方式把货币物化。”
然而，所谓货币之“物性”或“物化”又是什么呢？对此，蒋先生给出了他的一个根本性解释：“当我们接受一种货币的时候，其实就是接受了一个共同体成员的身份及与之相应的权力体制。我们共同确认了一种普遍有效的身份（货币共同体公民）及基于这个身份的物权，而在何物究竟何用这个领域放手让每个当事人自行决断。因此，财富说到底就是共同体确认的关于物的权力。”这段话无疑极具思想张力，也可以说是统握全书的根本思想。但笔者这里无意去介入据此思想而来的“规范经济学”的论域。也许是因为“专业的洞穴”，蒋先生的这个思想将笔者引向的是“哲学的天空”，即：“物性”或“物化”之中的那个“物”，究竟在说着什么？
详细去展开“物”之论域，既非这里的任务，也非一篇“简评”所能容纳。我们这里仅围绕蒋先生的相关论说略作伸张。蒋先生有几段话说得思意缭绕：
“‘物’显然不能逸出‘物权’的羁縻，而且总是在‘物权’的羁縻之中才得以以其‘物性’显现出其自身为‘物’·····因为正是在这个‘持物者’那里，‘物’才终于在被持处作为‘物’显现出来，而且也正是在这个‘持物者’这里，‘物’才能够作为‘对象’·····”（《经济是什么》第26页）
“‘物’的丰瘠是·····受限于时空的某个历史现象，而且就是有赖于其‘物性’的有限形式才得以展现出来的历史现象。”（《经济是什么》第30-31页）“某人与某物的遭遇在任何情况下都是历史性的，他与某物的每次相遇都包含了不同的上下文并且就是基于这上下文创立的其有效性仅及于此的一个对话。没有境遇的人-物关系定义，正像单词的字典意义。而经济事务则是不知在何时何地发生的运用这些单词的对话，这些对话的完整意义离开现场就会一路飘散。即便是某‘物’的字典意义，也会在更长时段的语境单元里被刷新或改变。”（《经济是什么》第7页）
撇开其“规范经济学”的面向不谈，这几段话足以引发沛然的哲学意蕴。物之为物，非但总是处在“物权”的“羁縻之中”，而且总是“受限于时空的某个历史现象”。这意味着，物之为物，从来就不是作为摆在那里完成了的东西，而是始终处在与人历史性地“打交道”的“羁縻之中”。譬如：作为一物，水是什么？HO？本质上只是赤裸裸的HO？那泰勒斯所谓“万物源于水，又复归于水”，说的不过是“源于HO，又复归于HO”啰？“吃水不忘挖井人”中的“水”，说的还是HO？“洪水滔天，浊浪排空”、“滚滚长江东逝水”、“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也应该还原为，HO？还有那“上善若水”之水、以及《荀子·宥坐》中那“君子见大水必观焉”之水，那似德、似理、似道、似勇、似法、似正、似善化、似志之水，难道竟然只是：HO？大谬不然。其实，就连这个作为一物的HO本身，也只不过是处在现代科技生存方式之“羁縻之中”的“历史现象”而已；若用蒋先生更精彩的话说，作为一物的HO，一旦离开科技的“现场”，“就会一路飘散”！进而言之，所谓物之为物始终处在某种历史性的“羁縻之中”，说的绝非先有一个现成之物，然后再才被抛入某种“羁縻之中”；毋宁是说，只有在“羁縻”本身之中，只是在“打交道”本身之际，一物方才是其所是，就是说，一物方才作为一物而发生，作为一物而到达，作为一物而成就自身。
但是，物究竟是如何聚集性地来临？其来临的境域是什么？物之时间境域上的到来与其空间性表象上的持存，又是如何相互争执以及相互属于？一切源自物之基本概念而来的追问，都是不同凡响的，因为这样的追问，最终会在思想的不断震荡中，释放出某种崭新的地平线。
蒋先生自言：“用作者的半生或二十七年来挑战一个延续了两百多年的论述传统，至少是对这个传统表达了足够的敬意”。在笔者看来，此“足够的敬意”，实乃思想之尊严。追问一个思想传统二十七年，这是思之虔诚；挑战一个绵延两百多年的思想传统，这是思之命运。一旦我们决断性地投入此虔诚和承担起此命运，那辽阔的思域便会震荡着从四面八方蜂拥袭来：经济是什么？物是什么？财富是什么？货币是什么？……
此时此刻，这个在标准答案的十面埋伏中仍然踽踽前行的质朴追问，已隐隐然引动远方思想的风起云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