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时期的儒家比较具有独立精神，做事不盲从，强调担当道义，提倡君子人格，主张推行仁义之道，这从孔子、孟子身上得到很好体现。孔子说：
“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富贵的生活虽然是每个人的追求，但如果获得的手段不合理，我宁愿不要；贫贱的生活是每个人所厌弃的，但是如果不能通过合理的手段去摆脱，我愿意守着清贫过日子。
道义先秦儒家的最高信条，不能违背。孔子认为担当道义的君子，应该首先做到“修己以安人”，让身边的人感到放心、靠谱。一个人肯于安贫乐道，就是君子人格的展现。
当然，担当道义不仅只体现在口头上，还要付诸行动。孔子离开故乡周游列国的首要任务就是推广他的学说，游说君主遵守礼乐制度，实施仁义治国，在外漂泊了十四年，才回到鲁国。一百多年后的孟子，在他六十多岁时，也效仿孔子开始了列国之旅，去了很多的国家，每次见到一国君主，都要谈到仁义，劝说诸侯以民为重，富国强民。孔子和孟子都是知行合一的典范，比较注重实践，不空谈。
孔子说：“朝闻道，夕死可矣。”早晨听闻大道，晚上死去也是无憾的，道义重于生命。所以他会很自然的向弟子说：
“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
孟子也说：生我之所欲也，义以我之所欲也，两者若不可兼得，舍身而取义。孔曰杀身成仁，孟曰舍身取义，为了道义，君子是可以献出生命的。
儒家的独立自主的人格以及“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的大丈夫精神，后来的儒家谈的就比较少了。两汉时期，儒学向政治靠近，统治者也有利用儒学的需要，两者一拍即合。儒学虽立为官学，得到推崇，同时也失去了一些内核的东西，慢慢就变了味。
比如先秦儒家提倡君主和人臣是双向的人际关系，“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不是绝对的服从关系。孟子说的更明确，“君视臣如草芥，臣视君如寇贼”，是双方的相互负责。即便到了战国后期，荀子也说“从义不从父，从道不从君”，道义是唯一要标准的，君王要依道义行事，才值得效忠，反之则不必忠于他。
由于统治者的需要，儒学开始为政治服务，“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三纲”的出现，从而打破了人臣和君王平衡的相处原则，君王独自高高在上，关系就不平等了。“三纲”指导下的五常，“仁、义、礼、智、信”，作为价值信条，也失去了道义的唯一标准，以君主的立场来评判仁义礼智信，这也就变了味。
儒家所言的所有的人际关系都是对等的，孝也是。孝道本是报答父母养育之恩的，忠变了味之后，孝也失去了原始的血缘色彩，开始“移孝作忠”。当下讲“愚忠愚孝”，就是从汉朝开始出现的。
从两汉起儒家得到独尊一直到晚晴，两千年间，儒家渐渐变为政治的附庸，儒学慢慢的也僵化起来，到了明朝，完全失去了先秦时期的风貌。被皇权压垮了脊梁的儒者越来越谨小慎微，唯唯诺诺，完全没有了先秦儒者大气悲歌的精神气，处处显现出腐朽保守的时代气息。当下小编提倡学习儒家，多指先秦儒家，思想保守的酸儒，缺少独立精神的伪儒，不在所言之列，这是要说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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