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子姓墨名翟，他创立的墨家与儒、道两家共同构成中国古代三大哲学体系。
孔子求道于老子图战国时期墨家曾与道家在思想上两分天下，《孟子·滕文公》有“天下之学，不归杨（指杨朱，道家学派代表人物）则归墨”的说法。后来道家式微，在法家兴起之前，儒、墨二学则成为当时最大的两家学派，韩非子《显学》有：“世之显学，儒墨也。儒之所至，孔丘也；墨之所至，墨翟也”。据《淮南子·主术训》载：“孔丘、墨翟修先圣之术，通六艺之论。”墨子在当时的声望也达到巅峰，与孔子齐名。可是，先秦时期如此重要的一个学术流派，经秦亡汉兴之后，却突然消失了，这让后人一直迷惑。
司马迁的《史记》中，诸子百家都有记载，唯独没有记载墨子事迹和其墨家学说，只在《史记·孟子荀卿列传》用二十四字模糊概括了墨子一生：“盖墨翟，宋之大夫，善守御，为节用，或曰并孔子时，或曰在其后。”而汉朝以后则更少有人提及墨家。人们只知其大概，对这一学派的真实情况，却少有了解。直到两千年后，清人在整理《道藏》时，才发现被误收入其中的墨子书，这才有了乾、嘉以来墨学研究的兴起和后来梁启超、胡适等人对墨学的推崇。现在想来，还真该感谢那位粗心的《道藏》编撰者，正是他的误收，为我们保住了一部珍贵的学术典籍。
墨子墨子是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个农民出身的哲学家。他出身贫寒，自称下等人，年少时做过牧童，学过木工。作为宋国贵族目夷的后裔，虽然家道中落，但也接受过必不可少的文化教育，《淮南子要略》中载：“墨子学儒者之业，受孔子之术，以为其礼烦扰而不说，厚葬糜财而贫民，文服伤身而害事，故背周道而用夏政”。墨子学过儒家的思想，虽然对孔子很推崇，但是却多有对儒家的攻讦，他认为周礼并不能终止当时的乱世，采用夏礼才行。
墨子图在墨子看来“儒之道足以丧天下者，四政焉”。他对孔子的“敬鬼神而远之”很不赞同，墨子言“虽有深溪博林、幽涧无人之所，施行不可以不董，见有鬼神视之”。人在做，天在看，墨子以举头三尺有神明的理论来劝诫人们向善。墨子还反对儒家推崇的父母死后实行厚葬和三年守丧的行为，他批评儒家“执无鬼而学祭礼”，他认为“丧虽有礼，而哀为本焉”。他还攻讦儒家的礼乐是“繁饰礼乐以淫人”的行为，他认为儒家所倡导的礼乐无益于当时社会秩序的重新厘定，“非礼乐不善，儒所用礼乐不善矣！”他认为礼乐只是把人民的财富和精力都浪费了。墨子还攻讦儒家的“知天命”学说，认为“其道不可以期世，其学不可以导众。”墨子认为天命是不存在的，“官无常贵，民无终贱”，命运都是掌握在自己手上。
从墨子对儒家的攻讦中可以看出，两者在爱的问题上似乎没有什么冲突。《墨子》一书经常引用《诗》、《书》来明其说，从中可以看出其对儒家崇奉典籍的熟悉。而且墨子构建兼爱体系使用的术语或概念，基本上是儒者惯用的词汇，如孝、慈、仁、义等，表明墨子基本上认同、认可儒家的价值理念，只是在具体走向上以不同的诠释构建起自己的理论体系。但在儒者看来，墨家学说却是邪说流布。《荀子·成相》曰：“礼乐灭息，圣人隐伏，墨术行。”不过诸子对墨家的批评却不是针对墨子的尊天、明鬼。有论者据此认为，尊天、明鬼只是墨子及墨家学派的宣传其思想形式，这说明天志、明鬼不是墨子的真实思想，更不是墨子思想的主流，只是墨子用来救世的手段。
墨子像墨子对自己的评价：“此仁也，义也”，谓之“天德”，谓之“天志”，谓之“圣王之道”。墨家也是一个宣扬仁政的学派，与儒家和道家不同的是，墨家学派行侠仗义，反对以大欺小，以强凌弱，反对战争，以天下为己任，并能身体力行、不辞辛苦地去进行实践。这是墨家独有的一种精神风貌。
墨家是一个有严密组织纪律的团体，这与今天的黑社会有些类似，或者说墨家就是后来的黑社会原型。墨家的成员大多来自社会底层，平日里短衣草鞋，闻鸡起舞，大搞武术训练，参加劳动，以吃苦为高尚。这个“黑社会”还有完整的组织系统、政治纲领和行动宣言。如果谁违背了这些原则，轻则开除，重则处死。墨家的最高领袖称为“矩子”（巨子），墨家的成员都称为“墨者”，代代相传，鼎盛时期墨者“充满天下”、“不可胜数”，所有墨者都必须服从“巨子”的领导，甚至可以“赴汤蹈火，死不旋踵”。一遇弱国遭难，群众困难，他们立即前往救助，赴汤蹈火，死不还踵，一副敢死队的样子。
墨子与公输般墨学不但在实践上“好天下”，而且在道理推理上不脱离现实，所以“尚贤”说“民无终贱”，“天志”说“我之仪法”，“兼爱”说“兼以易别”，“明鬼”说“贵贱同享”，都是以人民百姓的利益反对贵族君子的利益。这实在是和中古封建的正统思想相矛盾的。如《贵义》篇载穆贺对墨子说：“子之言则诚善矣，毋乃曰贱人之所为而不用乎！”荀子说墨子是“役夫之道”。实际上问题还不仅在于墨子的贱人和役夫的行为，因为孔子也说过“吾少也贱”；而主要在于其“所为”与“道”。墨子的“所为”与“道”，又正是所谓“僈差等”、“尊卑无别”、“无益于人君”，这是与秦以后封建专制的“名教”适相矛盾的。
墨子的学说以实用为主，但是缺少深厚的理论基础，他的很多主张都是针对现实中的缺陷而发的，墨家这种突出的实用理性，不但使其著作存在很多前后矛盾之处，而且理论适应性很差，一旦时过境迁就失去了存在基础。所以荀子说“墨子蔽于用而不知文”。正是这种实用理性才造就来中国古代第一个比较完整的逻辑体系，后期的墨家逻辑以辩为核心，其中包括名、辞、说三种基本的思维形式和由故、理、类三物构成的逻辑推理。史称：“墨辩逻辑”。
《墨子》书样对名、辞、说这三种思维形式的理解，相当于西方传统逻辑中的概念、判断、推理。名是用来模拟、称谓事物的所然与所以然之性质的，《小取》说：以名举实;《经上》说：告以文名，举彼实故也。辞是用来表达人们思想上的断定的。《小取》说：以辞抒意，所以辞又是构成推理的要素，即用作前提、结论或论证的论题。说是用来明确立辞的根据和理由，即以说出故，通过说的方式以明确立辞的根据和理由。
墨辩逻辑的立辞必须明故、理、类三物，三物必具，然后(辞)足以生。故是指一事物产生的原因和条件，《经说上》将故分为大故和小故两种。大故就是有之必然，无之必不然；小故则是有之不必然，无之必不然。它们相当于假言命题的前件或直言推理中的小前提。理即法，有规律、模式、本质之意。类是指类之同者。故、理、类三物即是立辞必须明确辞，明确论题或结论之所以能成立的理由和条件，又必须明确事物之间因果关系或条件关系的一般规律，还必须知其类同者。
墨子讲学图墨辩逻辑是中国古代逻辑可以同古希腊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古印度因明(见印度逻辑史)相媲美的科学体系，在中国逻辑史和世界逻辑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但从秦汉以后，这份宝贵的遗产长期被忽视。晋朝时，鲁胜虽曾作《墨辩注》，但仅存其叙。只是到了近代以后，孙诒让、梁启超、章炳麟、章士钊、谭戒甫等人才开始把墨辩逻辑与西方逻辑和印度因明进行比较研究，从而使后期墨家逻辑思想重新受到了重视，并有了新的发展。
墨子是位思想巨子，因为他能在当时儒、道两家盛行之时自立门户，创立了墨家学说；他也是位大爱无言的圣贤，因为他是整个中国两千年文明历史上，第一位站在最底层劳动者和社会弱者的立场上说话的人；他在中国历史上不可或缺，因为他与众多的圣贤一道，展开思想的砥砺和交锋，共同创造出了百家争鸣的局面；他还是位科学家，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在力的作用、杠杆原理、光线直射、光影关系、小孔成像、点线面体、圆概念等众多领域都有精深造诣的人。后人尊称墨子为“科圣”，科学之圣。
墨家思想真如学界所论，自秦汉已降中绝了吗？难道墨家思想因之就了无痕迹了吗？实非尽然。
首先，墨家侠义精神和守疆非攻的精神流传了下来，成为中国国民性之一要素。民间的游侠自汉朝以来一直奉行“杀人者死，伤人者刑”的墨法，这一生命保障的“墨者之法”被历朝历代的农民所拥护。
其次，直至今日，墨子的鬼神教义依然深植民间。一方面，天志与鬼神之论，使民间的信仰看起来繁芜混杂；另一方面，这种民间信上天鬼神赏罚的“心条”为历代社会秩序的建构以及有序，着实起到了无法估量的功业。甚或比儒家伦理教化事功卓著。细究起来，儒家诉诸的知耻内心化，源于个体的自觉，而墨子的鬼神临鉴，则诉诸赏罚，就人性论，后者显然比前者更能促使人们自我敛束。
再有，墨家的“身体力行”、“俭节则昌，淫佚则亡”的思想，不仅为世代统治者所警醒，还沉潜在民间，养成中华民族勤俭节约、奉公守法的一般品性，功莫大焉。
蔡尚思先生所说的：“墨子在中国思想文化史上的价值超过任何一家一派。”绝非夸饰之辞。他的伟大哲思，值得我们今天重新认识和深入发掘。
孙中山称赞墨子为“世界第一平等博爱主义大家”，与黄帝、华盛顿、卢梭并列为四大伟人。毛泽东主席也曾高度评价墨子是古代辩证唯物主义大家，说墨子是中国的“赫拉克利特”，还在某次大会上还说过：“墨子是一个劳动者，他不做官，但他是一个比孔子高明的圣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