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始皇虽然欣赏韩非，但是在统一以后的政治实践中，并未采用和实践韩非学说。然而，韩非是主张重刑主义的，在重刑这一点上，韩非起码是强化了秦始皇的政治取向，韩非对秦朝的二世而亡还是难辞其咎。
然而，能否据此断定秦朝采用了韩非思想作为统治思想才导致秦朝严刑峻法呢？秦朝初期所采用的是文化整合政策，相对开放与包容，为何急转直下走向文化专制的极端呢？要探讨其思想文化的嬗变根源，就需要进一步对秦始皇的文化政策和统治思想做出必要的分析。
文化整合：秦政与韩非思想的分野。众所周知，韩非主张文化专制，秦始皇则接受李斯建议，实行禁止私学、焚烧经书百家语等政策，又有坑儒的残暴行为，和韩非的文化专制如出一辙，于是人们自然而然地将秦始皇和韩非连在一起，认为秦朝的文化政策是韩非思想的实践。在这一点上，秦始皇和韩非是有区别的。这要对韩非文化专制主张和秦始皇文化政策的变化做出分析。
一、“悉诏文学方术士甚众”。韩非思想的文化抉择，立足于诸子争鸣的发展乱象和社会阴暗面。韩国国内，游食文学之徒甚众，这些游学之士，鼓吹自身学说以干君主，合则留、不合则去，行为动机以个人利益为首，而无视国家利益、甚至损国利己，揭露战国游学之风的阴暗面。
韩非尤其反对儒、墨、名辩之学，这些士人秉持学术、自我标榜，不事农务又不受法令管理，对朝政大肆抨击、不利于国家政策的执行，“主有令而民以文学非之……是以儒服带剑者众，而耕战之士寡；坚白无厚之词章，而宪令之法息。”
在韩非看来，“学道立方，离法之民也，而世尊之曰文学之士”文学之士、游食之众就是游离于法治之外的乱民，这种排斥诸学的思想论述在《显学》《诡使》《六反》诸篇俯仰皆是。
韩非对于诸子争鸣不胜其扰，因而在强调以法为本的同时，对于思想文化的抉择，主张“去其身而息其端”，即禁绝私学诸说、排斥其他思想文化、以法为尊的文化专制政策，如此才能使得民众“无二心私学，听吏从教”，服从法令，便于治理。
然而，秦国却并不存在这一问题，因为秦法赏罚分明、量功行赏，同时尚功利、重军功，虚言巧辩在秦无法惑乱君主。因而荀子入秦后，夸赞秦有古风，民众质朴，官僚务实，而无浮华虚辞之弊。
秦朝建立之后，诸国林立的历史终结，游说诸国的盛况成为历史的尘埃。韩非文化专制、排斥他说之论的现实基础也就不复存在。秦统一六国，需要应对的不仅仅是政治军事上的问题，更重要的是急需改弦更张、为秦的统一提供理论依据，扭转秦国在六国士人心目中的“虎狼”和“夷狄”形象、消弭六国对秦国的敌视态度和畏惧心理。
秦朝思想文化政策的抉择立足点，在于消除秦与六国的文化冲突，整合秦文化与六国文化，为“王天下”奠定理论依据和文化基础。从吕不韦执政开始，便着手统一王朝的思想文化理论建设，吸收六国文化及士人以服务大一统的王朝统治，这一文化整合的尝试和实践，在文化抉择上，与韩非“独尊法家”和禁绝诸子的文化专制思想分道扬镳。
韩非与秦在文化抉择上的分野，在于文化专制和文化整合之分。虽然二者目的都是统一思想文化，但文化整合并不是完全的排斥儒学和诸子学说、独尊一家罢黜诸子，而是以“博采众长、为我所用”为宗旨，杂取诸家以服务于秦帝国统治。
上至秦始皇本人对待诸生的态度和政治实践，下至秦朝官吏准则所反映的诸子思想，都折射出秦朝统治者对统治之道的努力探索和尝试，也表明了秦朝之初，其文化政策所显露的多样性、包容性和复杂性，是商韩法家或任何一家都无法比拟的，亦可反证秦朝并未独尊法术、专任刑罚，弃绝礼义道德、排斥诸家。
与传统观点认为的“焚书坑儒”固有印象不同，秦始皇并没有将儒生排斥于帝国政权之外，而是继续沿用吕不韦招徕士人的政策，秦始皇明确表明自己招徕士人以共商国是的政策和态度；
即“悉召文学方术士甚众，欲以兴太平”，文学之士、方术之士可以说是几乎可以涵盖各有所长的六国士人，将秦国客卿制度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不但没有秦与六国的主客之分，更是不限于纵横谋略、军事人才、贤良能吏、言谈文学、方术之士等战国诸子及其后学。
秦始皇吸纳七国之士的初衷，是让有识之士能够建言献策，对帝国制度和政策进行指导和完善“以兴太平”，同时也是对统一王朝治理之道的探索和尝试。
虽然，秦始皇历来被抨击为专权独断，以至“天下之事无小大皆决于上”；大臣官僚也是唯唯诺诺、毫无主见，“丞相诸大臣皆受成事，倚辨于上。”；而招徕诸生也只是叶公好龙，“博士虽七十人，特备员弗用。”。
但细观秦朝历史，却发现秦始皇在统一之初还是言行一致而非虚有其言的。帝国初立，便令群臣“其议帝号”，虽不免歌功颂德之嫌，却表明秦朝大臣议政确有其事，而非所谓的“皆受成事”也值得商榷。在“议分封”事件之初，议题也是由丞相提出，秦始皇紧接着“下其议于群臣”。
“焚书议”起自周青臣、叔孙通对郡县与分封不同之见，秦始皇对此并未独断决事，史称“始皇下其议”，仍是与群臣诸生共同议论。即使是被诟病为好大喜功的封禅活动，秦始皇也不是心血来潮便自行其是，在泰山封禅活动之前，便“与鲁诸儒生议，刻石颂秦德，议封禅望祭山川之事。”这也反映出儒生、博士在秦朝绝非“备员弗用”，而是积极参与到秦朝礼仪设计和政治决策当中的。
然而，秦始皇征召诸生，目的是“欲以兴太平”即完善帝国制度、巩固秦朝统治，而不是以智者、贤者为帝师，学习先王之道、效法古代圣王。议论“郡县与分封”也并不是想要恢复周制，而是论证秦朝现实郡县制度的正义性和合理性；议论封禅礼制不是为了效法圣王、修明兴德，而是为了论证皇权的神圣性和权威性。
换句话说，秦始皇需要的是对帝国政权和现实制度的论证和完善，而绝非质疑乃至抨击和否定。诸生却仍然以帝师自居，活在百家争鸣、“用则留、不用则去”的游学故梦当中，念兹在兹的仍是以自身学识重构社会秩序，实现先王之道，仍然标榜“事不师古而能长久者，非所闻也。”。
当统一王朝以力不可挡的大势，推行统一天下的行政制度和文化政策时，诸生仍然各行其是，“人善其所私学，以非上之所建立”以抒发自身见解和不满，这种否定现实制度、非议朝政的行为言论，被秦始皇视为是对帝国和皇权的无视和挑衅而遭到打击，如此方有“焚书”和禁绝私议的举措。
但是，值得注意的是，焚书是为了禁绝私议和私学，而不是打击儒生或者诸子学说，针对的是政治上的国野之分而不是学术上的学派之别。“博士官所职”诸子学说传承仍然维系，其文献典籍不在焚毁之列，因而焚书与禁绝私学并不是学术思想斗争，而是秦始皇巩固统治的政治斗争。
从“悉诏文学方术士”到“焚书坑儒”，反映了秦朝文化政策经历了从开放到专制的转变过程。秦始皇招徕士人，设立博士制度，采纳齐人术士所奏的改造后的“五德终始”说，而诸生也积极参与对国家制度如分封、朝仪、封禅等方面的设计，表明秦朝初期对治国之道的开放性尝试和探索。
然而，诸生未能转变思想和心态，各行其是、抱残守缺，未能满足秦始皇强化君权和巩固政权的需求，不但未能论证现实制度的合理性和君权的神圣性，反而多有不满和非议，为秦始皇视作统治威胁而遭到打击。
二、《为吏之道》所见诸子思想。杂取诸家、博采众长，并不是秦始皇个人虚设，而应该说渗透于秦朝统治者集团，而具体则体现在作为官吏修身、治民、处世准则的《为吏之道》、《为吏治官及黔首》之中。《为吏之道》与《为吏治官及黔首》虽句章微异，但内容及主旨实应出自同一文本。
二者不仅是为吏之道，更是秦统治者普遍认可和实践的思想文化，其内容不限于治民、决狱、法令，恪守“审当赏罚”的本职，严禁“法（废）置以私”等法家思想精华，而是融汇各家思想于一体。目的是促使官吏加强个人综合素养，全面提升文化和能力。
前人对《为吏之道》中诸子荟萃、思想合流的趋势已有丰富研究，这一趋势也反映出，秦朝统治者注重对战国文化的继承和总结，对法家思想以外的各家思想一视同仁，兼采众长以服务于秦的统治需求。以下，对《为吏之道》和《为吏治官及黔首》内容与法家之外的诸子思想渊源，略作比较和分析。
首先，是传统观点中被认为遭到秦法家禁绝和排斥的儒家思想，《为吏之道》和《为吏治官及黔首》都明确将“忠信敬上”视作善吏的首要准则，强调为吏“恭敬多让”、“君子敬如始”、“宽俗（容）忠信”，众所周知，诸子中唯儒家反复强调为人处世需要“忠”、“信”、“敬”，孔子便是以言行道德教育学生，教导学生需要恪守忠信，“子以四教：文、行、忠、信。”；
《为吏之道》中还主张官吏贯彻“君鬼（愧）臣忠，父兹（慈）子孝”的伦理秩序，这与孔子“君君、臣臣”和“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的纲常伦理思想如出一辙；而“欲人敬之必先敬人，欲人爱之必先爱人”的表述，则是对孔子“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思想和孟子“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的思想的直接继承和发展。
其次，《为吏之道》及《为吏治官及黔首》中还充盈着道家“清静无为”的思想，规范秦吏秉承“安静毋苛”之道，避免“兴事不当”而劳苦百姓，这与司马迁所述“无为自化，清净自正”的道家宗旨一脉相承；
同时，诸如“君子不病也，以其病病也”、“胜人者力，自胜者强”云云，更是与《老子》中“是以圣人不病。以其病病，是以不病”、“胜人者有力，自胜者强”章句如出一辙，表明二者在思想内容上的密切联系。
最后，《为吏之道》和《为吏治官及黔首》还吸收和发展了墨家思想主旨，其中“除害兴利，兹（慈）爱百姓”及“兴利除害，终身毋咎。”思想主旨，与贯穿《墨子》全篇的“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为万民兴利除害”等主张旨趣相同。
墨者入秦，不但有《备城门》为秦军事作出巨大贡献，其“尚同”政治观和功利主义观更是与秦国政治理念不谋而合，墨家政治理念及价值追求，极大地影响了秦朝官僚集团和政治思想文化，并且在秦朝政治中得到延续和实践。
秦统治者对文化整合的尝试和实践，与韩非思想分道扬镳，而且并未因统一而结束。一方面，秦始皇征召文学、方术士，设立博士制度，共同探讨国家制度设计，反映出具有开放性的思想文化政策；
另一方面，秦朝官吏上下所奉行的思想准则中，博采儒、墨、道、法等诸子之长，用以教导秦吏为人处世、任官治民，折射出秦朝统治者礼法一体、刑徳并举的思想倾向。
结语
遗憾的是，秦始皇将私议朝政的行为视作帝国统治的隐患，亲手终结了秦思想文化传统中开放包容的路线，秦统治集团内部也逐渐滋生出各种奸行弊端，最终使得秦朝文化整合与统治探索难以为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