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谊作为汉初儒学复兴的代表性人物，承继并发展先秦及其他学派的礼法思想，特别是荀子的礼法思想，并在此基础上有所发展。为解决汉初面临社会侈靡之风、僭越等现象、诸侯王势力膨胀等诸多的社会现实问题，贾谊提出了一套完整的礼法思想体系，力求从思想和制度上革除亡秦的法制积弊，创造安定有序的社会环境。其构思之大胆，眼界之开阔，认识之深远，言词之细腻，旷古少见，影响至今，仍需要世人反思借鉴。
贾谊的思想和主张，之所以在汉代会遭到冷遇和反对，究其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受到宫中大臣武将的排挤，是其重要原因之一。汉初文侯将相多戎马一生，方得天下，儒生被其视为迂腐之士，空谈误国。如高祖刘邦认为马背上可得江山亦可治天下，即是明显的例子。
同时认为，儒家的繁文缛节的礼节另其倍感拘束，对儒家治国之道知之甚少。儒家礼仪，治国之道在汉初时期，并不为统治者内心所接受，其实质用儒家的礼仪装饰门面罢了，政治生活中很少被采纳、重用。
贾谊礼法思想和主张，触及统治集团内部的某些既得利益，从而受其抵制，反映了文人法吏和汉初王朝内部，既得利益集团之间的利益冲突。如：贾谊主张多分藩，以削弱诸侯的实力。同时由于文帝上位不久，很多政策法令还仰仗军功大臣的扶持，而这些大臣又不愿意受礼法约束，更不愿意失去他们的权势地位，所以其礼法思想难以实行。
文帝虽然很器重贾谊，对其见解主张表示肯定，但是因为其由军功元老拥戴而上位，故不能侵犯他们的利益。所以只能以牺牲文人法吏集团的利益为代价，来保持与军功元老集团的合作关系。这样一来，贾谊这样的文人主张自然只有被搁浅不用了。
就当时社会政治经济状况来看，社会风气奢侈淫靡，社会秩序混乱，匈奴经常骚扰边境，各个诸侯王实力过大等一系列问题，都严重威胁着汉王朝的统治，而贾谊所言，制度改革，推行礼乐等事宜，非当务之急，属次要矛盾暂时无暇顾及。
故从根据政局轻重缓急的方面考虑，权衡时宜，也使汉初贾谊的理想无法变成现实。贾谊思想的超前也使其无法付诸实施。作为政治家思想家的贾谊，尽管在朝廷担任博士、太中大夫，但没有大政方针及政策的制定和决策权，只是作为顾问可提出建议而己，所以，他的思想与执政当权者之间，有一定距离，这种距离不仅是认识上的，而且也有权力分配和利益上的冲突与分裂。
贾谊站在新兴地主阶级的立场上思考问题，上书言事，他为汉王朝的长治久安殚思竭虑，但他的思想和主张，远远走到了时代的前列，超越了同时代的其他人，所以才不被接受和认可，甚至遭到执政大臣的攻击和陷害。
另外，他深思熟虑呕心沥血所设计的社会改革方案，又超越了当时社会的现实，他企图把只有到景帝或武帝时期、才能够付诸实施的东西，提前到文帝时期来做，其结果只能是以悲剧告终。
虽然，贾谊的思想主张、虽不为他所生活的时代所认同，但所具有的价值和影响却是不可磨灭的。贾谊的提出的一些思想、措施和主张，确实击中了当时社会存在的问题和弊端，而且他提出的一些措施也是切实可行的，所以部分地被统治者所接受并采纳。
比如，他提出的多封诸侯以分散诸侯的实力，就被文帝采纳把淮阳王刘武改封为梁王，梁国封地北以泰山为界，西至高阳，共有大县四十多个。他的兴教化易风俗的主张，也部分地被文帝所采纳，文献记载。事实证明，贾谊的一些改革方案，有的在武帝时期实现，有的被后世国君所借鉴和运用，这些都充分的证明，贾谊的确是一个有远见的政治家和思想家。
贾谊的礼法思想，在中国政治思想发展史上，占有一席之地。贾谊之前的礼法思想和学说，毕竟是一种理论，一种设想，而真正将其礼法思想、转变为具体的制度和措施的，并将其付诸于政治实践的贾谊可谓第一人。
贾谊的思想，在中国历史上承荀子，下启董仲舒，在中国儒学发展史上，具有承前启后的作用。贾谊的礼法思想，对西汉中期的董仲舒产生了极大地影响。董仲舒的天人感应、和阴阳五行的神学迷信思想，和贾谊谈论鬼神极为相似。
正是有贾谊一套礼法思想在汉初的政治实践，才使董仲舒在西汉中期能够吸收其思想素养，以天人感应和阴阳五行说为架构，重新使儒家思想在吸纳各家思想之后，走向统治地位。
如果没有贾谊这个中间环节，荀子的思想也许会中断，董仲舒的思想也不会至少不能很快成为正统的官方意识形态。所以，人们在谈论汉武帝接受董仲舒建议，罢黝百家，独尊儒术的时候，却常常忽略了贾谊在其中的传承作用。事实上，贾谊是西汉历史上第一个提出以儒术治国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