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家是战国这个伟大变革历史时期大放异彩的流派，其要旨可以概括为是一种关于君主专制、中央集权和官僚政治的学说，代表者有申不害、商鞅、李斯以及韩非子等。众所周知，中央集权、君主专制和官僚政治是战国的时代主题，而法家学说恰好适应了这个时代变革的需要，是顺应历史趋势、面向未来的治国理论。
儒法之异
法家思想在众多方面都和儒家对立。儒家主张历史退化论，即由古至今是一个从大同到小康的发展进程，通俗来讲就是社会发展越来越烂，所以儒家崇尚上古三代的大同社会，认为要“法先王”，这是一种有限的历史退化论；法家则主张历史进化论。
儒家是性善论者，法家则是性恶论者。儒家申说仁爱，反对战争，传承诗书礼乐；法家则认为礼乐、诗书、修善孝弟、诚信贞廉、仁义和非兵羞战是六种损害国家的害虫，称之为“六虱”，商鞅就曾“燔诗书而明法令”。
儒家主张君子治国和贤人政治；法家则认为要以文法吏治国，将学者、言古者、带剑者、患御者以及商工之民是五类社会蛀虫，称之为“五蠹”。对于君主的权力，孟子主张“民贵君轻”，而李斯则说：“主独制于天下而无所制”，是典型的君主专制主义。
儒家富有宗法精神，特别重视家族伦理，讲求“以孝治天下”。曾经有一个人对孔子说，他们那里的人特别正直，父亲偷了羊，儿子能够大义灭亲出来指证父亲的盗窃行为。孔子听后就很不以为然地说，我们这里的人对正直有不同的理解，即“父为子隐，子为父隐”。孔子显然认为对于父母的错误，子女应该讳而不言，但法家就不一样了，法家认为应当“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既不考虑宗法，也不考虑身份，一切均以法律为准绳。
历史进化论
法家是历史进化论者，这一点在诸多代表著作中均有非常明确的阐释。
上世亲亲而爱私，中世上贤而说仁，下世贵贵而尊官。（《商君书·开塞》）
商鞅将历史分为上世、中世和下世三个阶段。在上世即远古氏族时代，氏族成员之间骨肉同胞、友好亲近的关系是当时维系社会生存发展最基本的力量，报团取暖是其显著特征，但友好亲近的背后又都各怀私心。随着社会发展进化到中世的时候，竞争开始出现，贤明的人会在竞争中胜出，这时也就有人出来申说仁爱以缓和社会矛盾，维系社会和谐。到了商鞅生活的下世时，社会已经从小型简单发展到大型复杂了，要管理和统治这样的社会，必须依靠高级的政治组织即官僚政治制度，依靠行政手段和官僚制度才能有效统治这个复杂多变的国家或社会。
上古竞于道德，中世逐于智谋，当今争于气力。（《韩非子·五蠹》）
韩非子也将历史分为上古、中世和当今三个阶段，与商鞅异曲同工、不谋而合。韩非子认为在较为原始的社会中，依靠民俗和道德就足以维系社会的稳定发展。中世的时候，社会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人们开始依靠智谋互相争斗。到了韩非子生活的年代，政治暴力即国家机器成了维持社会生活有序发展的支柱。
法家主张法治，其理论基础便是历史进化论。法家认为当今处于一个大型的复杂社会，运用古老的道德或者礼乐都不足以统治这个社会，必须因时制变，而不能以先王之道治当今之天下。
性恶论
法家学说的另一大特点就是主张性恶论，正因为人性是恶的，所以才需要依靠法来统治和规范，亦如郭沫若所说，韩非是把一切人都看成坏蛋的，所谓“民性善乱”、“吏欲为奸”是也。他们认为不管是官员还是老百姓，一有机会便会作奸犯科，违反法律。
法家的性恶论在一定程度与荀子的观点是相通的，但荀子从性恶推出要用礼乐教化百姓，用制度来规范行为，而法家则由性恶直接推出法治，甚至于用严刑峻法来使人感到畏惧，靠人们内心对刑法的恐惧维持社会的正常运转。
法家对性恶论的阐释非常彻底，甚至是带着阴暗冷酷的眼光来看待人世。在儒家看来，父母和子女的亲情是人世间最美好、最稳固、最无私的关系，彼此之间荡漾着无限的温情与暖意。然而在法家眼中却不是这样的，他们认为即使关系如父子、夫妻和兄弟那样亲密，其中依然存在着利害和计算，都存在着利益权衡和勾心斗角。
父母之于子也，产男则相贺，产女则杀之。……故父母之于子也，犹用计算之心以相待也，而况无父子之泽乎！（《韩非子·六反》）
韩非子说，父母对于生男孩就会高兴得拍手相贺，对于生女孩则恨不得将其杀死，遗弃女婴现象至今还时有发生，这是为什么呢？这其中就充满了经济利益的计算和考量，用农村的话说，生女孩就是“赔钱货”，女孩一旦养大成人便要出嫁到别家去，还要搭上一笔嫁妆；生男孩则不同，男孩是家庭劳动力的充分保障。事实上，在今天的中国农村，重男轻女的思想还不同程度地存在，养儿防老的观念还深植在许多人的心中。所以韩非子就得出一个结论，父母和子女之间尚且存在着这样的利益计算，更何况是君主和臣民之间呢。
韩非子确实用异常冷酷的视角揭示了亲情沙漠中人性最丑恶的一角。我们不能否认生活存在这种现象，毕竟电视上也经常出现父母与子女打官司争财产的事件。
法家认为对于君主来说，应该充分认识到人性恶的一面，父子、夫妻都不可靠，都有可能成为敌人。先秦有句俗语说：“其母好者其子抱”。也就是说，如果母亲长得漂亮，那么她的儿子就会被父亲另眼相待，就有可能被立为太子，继承大位。为什么会有这种现象呢？韩非子分析人性认为，男人到了五十岁好色之心仍然不减，而女人却红颜易老，过了三十岁就美貌不再了。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有新的年轻女子赢得了君王的宠爱，那么原来太子的地位就岌岌可危了。所以对于太子和他的母亲来说，从理性算计的角度出发，最有利于自己的生存策略便是把他们的父亲/丈夫杀死。
这就是韩非子对人性丑陋赤裸裸的描述，他甚至更进一步，将这个故事设想的更加完备。对于太子母亲来说，杀死丈夫对她来说没有任何损失。儿子做了国君，她反而可以安富尊荣，甚至男女之乐不减于先，完全可以像秦始皇的母亲赵姬那样找几个情人来满足自己的欲望。韩非子对人性的阐释确实令人印象深刻，令君主后背发凉，引人深思。
所以，法家认为人是不可靠的，法才是可靠的，性恶论是法治思想的又一理论基础。在西方，柏拉图早年写理想国的时候，还有着贤人治国的理念，期待出现一位哲人王，等到他晚年写法律篇的时候，人生的阅历让他写下了这样一句话：“人类的本性将永远倾向于贪婪与自私”。现代法治也是以性恶论为基础的，正如汉密尔顿所说的：“我们应该假定每个人都是会拆烂污（吴语方言，指做事苟且马虎、不负责任）的瘪三，他的每一个行为，除了私利，别无目的。”
法治思想
法治乃至于任何一条法律的理论前提都是人性本恶，就是假定人在不受约束、不收监督的情况下可能会作恶。在法治的阐释者和建设者看来，权力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绝对导致腐败。当代社会，为了防止统治者滥用权力，实行民主和法治，促进权力的制衡和分立，监督每一个行使公权力的人，防止权力滥用。
法家思想与此类似，认为依赖圣明贤能的君主来治理天下是不可靠的，因为圣明的君主可能“千世不一出”，即上千年也碰不到一个，但是只要国家拥有一套完善的法治体系，即便没有圣主，国家机器也可以运行良好。法家在此基础上并没有更进一步发展成为现代的民主法治思想，而是走向了它的背面——绝对的君主专制，也就是要用一套最周密的制度来控制臣民，防止臣民的反叛。换句话说，法家是站在君主的立场上考虑这些问题的。所以，法家的法治与现代社会的法治绝非同一概念，请读者注意区分。
法家的法治学说，其实质就是一个建立官僚帝国的理论，官僚帝国政体的特征就是君主专制、中央集体和官僚政治。为了适应大型复杂社会的统治，就要发展专制和官僚制度，法家著作《商君书》、《韩非子》中的某些篇章对如何制定和贯彻法律、如何分官设职构建国家行政体系、如何选官用人、如何开垦荒地发展经济、如何征收赋税、如何富国强兵等问题都有非常深入的阐释，其见解之卓越，方法之切实均远远超过了儒家。
儒家致力于申说道义，批评政治，儒者相当于是体制外的人，他们对于具体的行政技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