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愈倡导的对民众实施“儒德”教育以达到治国的政治目的，其实就是主张以道德感化并教育人。韩愈认为人都是可以用道德去感化并教育的。他还认为教育是改造心理的过程，这个过程要实现使人心趋向善良，知耻辱而无奸邪。这是最彻底、最根本的积极解决办法，法律制裁是不可能办到的。韩愈主张对民众实施“儒德”教育的思想是针对反佛斗争而提出，实际上，韩愈还有另一番话是关于德治和法治的关系。
那是在元和十四年()，52岁的刑部侍郎韩愈因谏迎佛骨一案被贬到潮州任刺史一职。他在《潮州请置乡校牒》中说：“孔子曰：‘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不如以德礼为先而辅以政刑也。”韩愈在这里引用孔子原话的前一半来表达自己对德治、法治关系的新见解，他认为政、刑是治理国家的根本，可以用来保护民众和保障社会安定。但是，政、刑的缺陷也很大，它不能使民众“知耻”。
因此，国家如果要长治久安，就要开展教育，施行“德治与法治相结合，德治为先，政刑为辅”。如果拿韩愈“以儒德治国”思想与孔子的“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比较，可见前者显然带有政治倾向，更切合中唐社会拨乱反正的迫切需求，只可惜当时的韩愈遭到的反对呼声异常强烈，他的政治抱负无法得以实施。但据韩愈整个从政的人生道路来看，他兴办学校，培养人才时必定推行德育，因而韩愈任职过的地方，比如江西的袁州(今宜春)，广东的潮州、阳山等地，千百年来这些地方的老百姓永久怀念着韩愈这位伟大的教育改革家。
韩愈推行“以儒德治国”，主张实施教育，向广大老百姓灌输封建道德观念，再用刑罚加以控制他们的犯罪行为，以达到统治的根本目的。因此韩愈非常重视教育事业，他认为德治其实就是人治的问题，人治就需要有大批人才，人才的培养主要通过教育获得，教育的任务就是要为治国培养人才。
韩愈还认为要为巩固封建统治而培养人才，他主张统治者要善待人才，指出“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如果统治者缺乏鉴别人才的能力，那么人才的能力也无法得以施展。韩愈又认为治理国家必须开放民众的舆论，并推行舆论监督，使民情上达到中央。韩愈敢于坚持“德治与法治相结合”，并将其思想贯彻到自己的行动中，其思想也对后世产生深远的影响。
韩愈以维护封建统治的目的为出发点，用儒家“天命论”和封建纲常来反对其他教派。他倡导“以儒德治国”思想，其实也是为了维护封建统治，进而巩固封建国家政权。从整个封建历史政治的发展“长河”来看，“以儒德治国”的教育思想是古代政治文明的最高表现，具有历史的进步意义。
首先，韩愈提出的对民众实施“儒德”教育以达到治国的思想主张，是在孔子“为政以德”的政治思想上进行创新的，这种思想经过了孟子、荀子等历代儒学家的不断努力，内涵逐渐丰富；其次，“以儒德治国”思想的前提条件是“以人为本”，“以人为本”否定“天命”神学，把人的思想从鬼神、天帝这些虚无的统治中解放出来，把人作为关心和研究的对象；再次，儒家认为有仁义礼智信的道德是人与万物区别的标准，故而要推行对民众实施“儒德”教育。
以上的思想观点说明了对于国家的行政管理、经济管理以及文化管理，不能依靠“天命”和“神灵”，而是要依靠人，这是“以儒德治国”的前提。为了认清“人”的本性，儒家深入研究人性，期待通过认识人性来认识人本身，认识人本身的目的，其实在于统治阶级更好地对人进行管理、控制与统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