荀子关于文艺创作的基本原则是“征圣”“明道”“宗经”。荀子最推崇“圣人”，强调将圣王作为老师，效法他的法度，寻求他的纲纪，效仿他的为人。而“征圣”的最终目的是“明道”，圣人是大道的纲要，天下大道、百王之道都统一在这里。无论自然规律还是人类社会的治理之道，都要遵循儒家之礼义。引申来说，文艺重要的不是形式，而是内在所蕴含的引导人们道德完备、人格完善的“道”，这就是“明道”的内蕴。
“宗经”可以说是“征圣”“明道”的具体途径，荀子明确将《诗》《书》《礼》《乐》《春秋》以“五经”并称，并极为推崇儒学经典。“征圣”“明道”“宗经”背后的根本目的相同，都是以圣人的礼义之道为标准，并将礼义精神内化于文艺作品中，这是荀子谈创作的基本原则，同时，也奠定了我们传统意义上的文学观。
荀子“重文”，《礼论》篇言“不敬文，谓之野；不敬文，谓之瘠”，不敬文，就会流于粗鄙和轻薄。荀子还主张“君子必辩”，十分语言的作用和辩说的语言艺术，充分肯定了“言能尽意”，并在创作上尽力去开掘语言的表意、表达功能，语言可以准确地表达自己的感知。“言能尽意观”上升到文论方面，充分肯定主体的作用和语言的表现、表达功能。荀子擅长论说性散文，他的论辩体系，传达出一种强烈的秩序感。
虽然《荀子》读来少了些文学华彩，不似《孟子》那般情感充沛，引人入胜，甚至有些晦涩，不易理解，但也正是理性的阐释、论说的集中，构成了荀子文辞独有的特点。《荀子》成熟严谨的论说文，完整详密的鸿篇巨制，每篇有一个揭示全篇主旨的标题，篇中围绕中心观点，层层深入地展开论证。其构思之缜密，结构之严整，论证之周详，条理之明晰，都是前所未有的。
在先秦思想家中，荀子可谓是唯一留下了文学作品的思想家，对后世影响颇深。但是荀子的文艺思想，却很少受到人们的注意和赞扬，这是有失公允的。荀子的文学创作大有可观，他在自身的创作中就充分发挥了言能尽意的作用，重视文辞的功用，其文风醇厚渊雅，文采斐然，具有文质彬彬的特点，带有浓厚的学者之气。荀子创作的第一篇说唱文学作品《成相》和最早以“赋”名篇的《赋》，更接近我们今天所说的纯文学作品，在中国俗文学史上和赋学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
《成相》是一篇通俗文艺作品，它的形式是民间歌谣，而内容则是荀子的思想概要。《成相》批判当时黑暗的社会，抒发了荀子的忧愤之情，并说明了选贤任能、推行仁政的迫切性。荀子还创作了“赋”体，是赋体文学的萌芽，为赋体文学在汉代形成蔚为大观的繁荣局面奠定基础。《汉志·诗赋略》有“荀卿赋之属”，此类赋共二十五家，一百三十六篇。由此可见，荀子作为历史上第一个以赋名篇的作家，对赋体的影响是具有开创性和前瞻性的。
荀子《赋》善用“托物言志”的手法为“赋”的骈俪之美做铺垫，并以隐语式的“问答”结构作为骨架，这种“主客问答”的形式日后也就成了散体大赋的稳定结构。此外，“以四言为主，间节杂散体”韵散结合的形式，是赋区别于其他文体的重要特征，“韵散结合”与“主客问答”一起构成了赋体文学的关键性要素，并在后世赋文学中不断发展、成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