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从《左传》《国语》等传世文献记载的赋诗言志情况来看，赋诗多用于“聘”“盟”“会”等重要政治与外交场合。应当说，春秋赋诗延续了《诗》用于“先王之政典”的传统。而清华简《周公之琴舞》恰恰印证了这种传统。从清华简《周公之琴舞》的创作背景与内容性质来看，《周公之琴舞》亦属于政治典礼赋诗。
一、先王政典：清华简所见战国《诗》文本的史政意蕴
李学勤先生指出：“《周公之琴舞》是由十篇诗组成的乐诗，性质同于传世《诗经》的《周颂》。”《颂》多用于宗庙祭祀与先王嗣位等典礼，故《周公之琴舞》中的十篇诗属于“先王之政典”便不难理解了。而赋诗包含作诗、诵诗（或唱诗）二义，《周公之琴舞》则是作诗以志“先王之政典”，属于“先王嗣位”所作之诗，因而具有史政意蕴。清华简《周公之琴舞》中成王所作之诗九首，其中“元纳（入）启曰”之篇的文辞与《周颂·敬之》相似，暂名清华简《敬之》，学者多认为两者是同一诗作。
《毛诗序》云：“《敬之》，群臣进戒嗣王也。”郑笺云：“群臣戒成王以敬之。”此即言《敬之》是在成王嗣位典礼上，群臣儆戒成王之辞。然而，清华简《敬之》有“我宿夜不逸”“示告余显德之行”，《周颂·敬之》有“维予小子”“示我显德行”等句，其中的“我”“余”“予”都应该是成王自称，而非群臣进戒之语。李学勤先生认为，“成王自作的‘儆毖’，则是嗣位后对自己的儆戒之词”，《周公之琴舞》是“以周公还政、成王嗣位为其内容”的。李守奎先生亦指出：“《周公之琴舞》所记确有可能是成王嗣位大典及其所演奏的乐歌的一部分”“周颂中有儆戒为主旨的一类诗，称作‘毖’或‘儆毖’。在本篇简文中，周公之毖主要是警告多士，成王之毖主要是为了自儆。这很符合成王初嗣位时的实际情形。”这都说明清华简《敬之》的应用场合是成王嗣位大典，即周公还政、成王嗣位之典。
有趣的是，在今本《诗经·周颂》中，《敬之》《闵予小子》《访落》《小毖》四首诗，因被《毛诗序》统以“嗣王”之说，多被后世学者认为是组诗。孔颖达疏云：“毛意俱为摄政之后，成王嗣位之初有此事。”古今学者亦多认为这四首诗是成王嗣位典礼所用之祭祀诗。实际上，从清华简《周公之琴舞》来看，《敬之》与其他八篇确实可以构成组诗。但从今本《诗经·周颂》中《闵予小子》等四诗来看，《敬之》与其他三篇却有抵牾之处，的确存在差异与不合。从四篇诗篇内容可知，《闵予小子》《访落》《小毖》之中多悲悯之情，而《敬之》并不见悲悯之情；且《敬之》是成王自儆之辞，与《毛诗序》所谓“群臣进戒嗣王”不合。马银琴先生据此认为：“《周颂·敬之》很可能是在穆王即位的典礼仪式上，乐官取前代所传成王继位时君臣对话中的‘自儆’之辞，经过改制，作为‘群臣进戒嗣王’的乐歌，与‘朝于庙’的《闵予小子》等诗共同使用于周穆王的继位典礼，才获得了被编入《周颂》的机会。”
这也就是说，《敬之》虽然是成王继位典礼之作，但在后世《诗经》中却被使用在穆王的继位典礼之上。这实际也说明《敬之》曾经用于成王继位典礼，而仍不能否认清华简《周公之琴舞》是“周公还政、成王嗣位”之诗。其实，无论《敬之》是用于成王嗣位典礼，还是穆王嗣位典礼，都说明其应用场合为嗣王大典。另外，李守奎先生还认为，清华简《周公之琴舞》“再启曰”是成王儆劝宗亲臣辅之作，内容类似于《周颂·烈文》。据《毛诗序》载：“《烈文》，成王即政，诸侯助祭也。”这也说明此诗是成王嗣位典礼所用祭祀之诗，也表明清华简《周公之琴舞》属于成王嗣位大典之祭诗。
综合来看，清华简《周公之琴舞》的应用场合应是嗣王大典，极可能就是周公还政、成王嗣位之大典。《周公之琴舞》中的诗篇，属于周公还政、成王嗣位时君臣之间的“儆毖”之作。这些在先王政典场合所作或所用之诗，必然附有强烈的政治性，嗣王继位必然属于重大历史事件，因而这些场合之下产生的诗歌也便具有史政意蕴。在如此重大的历史时刻，记录嗣王继位过程之史实者必然是史官，而这些史实必然包含典礼祭祀所作或所用之诗。故马银琴先生指出：“它们最早只是史官记载的产物，未与仪式配乐发生关联，也未被纳入收录仪式乐歌的《颂》中。”⑦实际上，这些诗歌不仅被史官记载，也很可能已成为《颂》诗。准此而知，清华简《周公之琴舞》中这些蕴含先王政典而被用于嗣王继位祭祀的诗作，应是由史官记载的，故而具有浓厚的史政意蕴。这也再次启示我们，战国时期楚地确实存在“诗史合流”的文本，而这类“诗史合流”的文本正是早期中国诗歌的传播形态之一。
二、历史文本：中国早期《诗》文本的流传形式
春秋时期及以前，《诗》是史家之诗，《诗》由史官执掌而依附于史学，具有史学传统。战国时期，《诗》文本虽然开始分化，但史家文本依旧流传，史家之诗仍旧盛行，《诗》依然具有史学传统。《孟子·离娄下》云：“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这似乎也是在启示我们：中国早期《诗》文本具有史的性质与功能，“诗”与“史”互补，或者说中国早期《诗》文本的特征就是“诗史合流”。孟子此言意即：王者之迹熄而“诗史合流”的诗歌创作时代随之结束，然后“以史代诗”的《春秋》写作时代由此开启。需要注意的是，虽然“诗史合流”的诗歌创作时代结束了，但是“诗史合流”的《诗》文本却并未退出历史舞台或消亡，而是继续流传于后世。春秋之季，《诗》分为“诗家之诗”与“乐家之诗”两系，基本是合理的，但可能并不全面。实际上，从出土“诗”类文献来看，春秋之季传《诗》系统，除王国维先生所言二家诗之外，还应有“史家之诗”。而“史家之诗”便是“诗史合流”的《诗》文本，它产生于《诗》的源起时代，直至战国时代仍然流传。也就是说，中国早期“诗史合流”的《诗》文本是中华文明史早期发展阶段的承载者。
从传世文献的记载来看，春秋晚期传《诗》系统，确实可分为“诗家之诗”“乐家之诗”与“史家之诗”三个系统。其一，诗家之诗以子思为代表。子思将《诗》道德化，认为《诗》是追求君子品格，修心养性，完善人格的道德经典，这便是“诗家习其义，出于古师儒”。其二，乐家之诗以公孙尼子为代表。公孙尼子从音乐角度出发，倡导诗乐教化，将诗乐作为道德教化的工具，这便是“乐家传其声，出于古太师氏”②。其三，史家之诗则以孟子为代表。孟子主张王道，将《诗》视作王道政治的原始呈现，即“先王之政典”，并且认为“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综合来看，诗家之诗与乐家之诗都是强调“诗教”，目的是使《诗》与礼乐制度相结合，这种诠释旨趣便是后世经学阐释体系的发源，是经学开辟时代的萌芽。从《庄子》所谓的儒家“六经”到《荀子》言及的“诵经”，是战国时期早期经学观念起源与发展的标志。而史家之诗则强调“依史作诗”“以诗志史”，其目的是使《诗》与王道政治相结合，这种诠释取向便是早期史学阐释体系的分流，是“诗史合流”时代的总结。孟子所谓“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盖指《诗》的史学时代的落幕，取而代之的是《春秋》，此后《诗》将迎来经学时代的辉煌。从出土文献来看，目前所见春秋晚期传《诗》系统仅有“诗家之诗”与“史家之诗”，并未见“乐家之诗”，但这并非说明没有“乐家之诗”。有学者依王国维先生所言的传《诗》体系认为，清华简《周公之琴舞》应该属于乐家传的一种乐歌文本。
实际上，《周公之琴舞》的最大特色在于“舞容”，不在乐歌。而且《周公之琴舞》的内容以及用途与先王之嗣典有关，具有鲜明的史政意蕴，应当属于史家之诗，故将其定为乐家之诗似有不妥。关于乐家之诗的出土文献明证，还有待新资料的发现。我们再看另外两家诗。其一，诗家之诗以上博简《孔子诗论》与安大简《诗经》为代表。上博简《孔子诗论》是孔门师徒论《诗》的文本，是《诗》学史上的重大发现。《孔子诗论》对《风》《雅》《颂》皆有评论，所涉之诗近六十篇。譬如：“讼（颂），平德也。”“大夏（雅），盛德也。”“《清庙》，王德也。”“《关雎》，以色喻于礼。”不难发现，《孔子诗论》注重“诗教”，即以君子道德修养、礼乐文明教化为旨趣。这便与诗家之诗传其义殊途同归，最终都回归“诗教”，是早期诗家之诗的“诗教”文本。新公布的安大简《诗经》，内容为《国风》部分，涉及六国国风，共存诗五十七篇（含残篇）。这些诗篇既没有类似《毛诗序》的序文，也没类似上博简《孔子诗论》的评议，只有《诗》的文本内容。应该说，安大简《诗经》是典型的诗家之诗，是典型的传其义的诗家文本。
其二，史家之诗以清华简“诗”类文献为代表。从上文讨论可知，清华简“诗”类文献具有史学特质。其中，清华简《耆夜》表明，战国时期“风”类《诗》文本具有史料拾遗的史料价值；清华简《芮良夫毖》证明，战国时期“雅”类《诗》文本蕴含依事言理的史诗精神；清华简《周公之琴舞》说明，战国时期“颂”类《诗》文本包含先王政典的史政意蕴。概言之，清华简“诗”类文献启示我们，中国早期《诗》文本是由史官记载的，属于史家之诗；而中国早期《诗》文本的显著特征便是“诗史合流”，彰显出浓厚的史学色彩。总而言之，在五千多年中华文明史的发展长河之中，《诗》兼具多重身份，她既是“诗”，也是“史”，还是“经”。诚如章学诚《文史通义·诗教上》所云：经学不专家，而文集有经义；史学不专家，而文集有传记。广义上来讲，这里的“文集”理应包含《诗》。应当说，“诗”是《诗》的自身属性，“史”是《诗》的功能特性，“经”是《诗》的文化角色。先秦时期《诗》文本的显著特色在“史”，其“史学”意义最为突出，而其“诗学”属性则依附于“史学”。而从先秦至汉代，《诗》则经历了从“史学”到“经学”的嬗变历程，其“诗学”属性进而又依附于“经学”。
结语
从“史学”到“经学”的转变，是《诗》从“以诗志史”到“诗乐教化”的蜕变，也标志着中华文明史从早期发展到成熟发展的转型。几千年来，《诗经》之身躯以“诗”为肉，以“史”为骨，以“经”为魂，始终肩负着中华文明史绵延而不间断发展的历史重任，是中华文明史的承载者与见证者。